明末初清，文壇上有兩個人當時很有名，也很怪。一個是把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等而觀之，評定甲乙的金聖嘆；另一個則是將村婦野人矢口寄興的俗文俗歌予以鄭重整理的馮夢龍。金聖嘆的事跡大家全很熟悉，馮夢龍的事跡則不太為人所知。我記得五六年前讀他所輯或所作的山歌，整整一年期間情感不能平伏，記憶最清的是這一首：

結識私情不要慌，

捉著了奸情奴自去當，

拚得到官雙膝饅頭跪下從實說

咬釘嚼鐵我偷郎。…

浮士德坐在書齋里，面對著浩如煙海的典籍，猛然覺得自己的年齡早已嗅到泥土的芬芳，以有涯追無涯的把戲，業已逐漸悟及。“生命是甚麽？我們來到世間干甚麽？知識是甚麽？我們有知識又為甚麽？”問題如一波一波的浪花；思想如一片一片的潮水，賢哲的微言與點金的魔術全禁不住一個人對生的畏懼與對死的悲哀。

此時，魔鬼的召喚響起，浮士德墮落了。

一個人自從有知識起，就逐漸聞到泥土的芬芳，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僅是浮士德一人。然而為甚麽成千成萬的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尤其是科學家，卻在此無垠的沙漠中不僅跋涉得並不疲勞，而且欣賞得怡然自得呢？…

今天是富蘭克林二百五十年誕辰。賓夕法尼亞大學是他手創的學校，學生們成群結夥地去吻他銅像的腳；賓大的校長贈予英國牛津大學、威廉大學的副校長、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校長等四人以名譽學位。

其實紀念他的何止賓大一校，富蘭克林是外交家，外交界要紀念他；是政治家，政治界要紀念他；他又是科學家，科學界要紀念他；他又是新聞家，新聞界要紀念他；他又是教育家，教育界要紀念他；他又是文學家，文學界要紀念他。富蘭克林好像一粒種子，它含蘊著一個未來。這粒種子二百五十年前種下，二百五十年後成了這樣一棵花繁葉滿的奇株。

胡適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費城到處全是富蘭克林的手澤與遺愛，美國的幾個開國元勛，真有開國的氣派與規模。”手澤與遺愛，豈僅費城，又豈僅美國！…

三個月前由費城去靜湖時，汽車整整走了一天，越走越靜，有時是綠野平疇，有時是山巒起伏，還有時看到一抹水光。我那時想，這樣美的山水不知藏著些甚麽人物。

三個月後，我由靜湖回費城，路上的景色，又溫習了一次，除了樹叢中偶然點綴三五紅葉外，風景無殊於三個月以前；不同的是，我又知道些山麓水濱的故事，在一幅幅山水畫上，又描上了人物。

靜湖本身，是個相當小的湖，人工的點綴也最少，在湖邊的一個山坳里住著一位棉產大王。他的宅第無公路可通，只有船才能通入，客人去訪，要坐船，他出來玩，也要坐船。這位與人世隔絕，與市聲隔絕的寇溫，卻是震動世界棉產品的巨賈。他認為只有這樣靜的地方，才能擘畫他的事業，才能獨創他的思想。…

裘．赫胥黎到美國來開會，商量的主要題目是人類的前途。兩個月前，我看到的這樣一個消息，以後即沒有下文了。並不是人類沒有了前途，而是討論半天，終屬詞費。

赫氏這一家，是時代的幾個極峰，由他們這一家中祖孫三代的氣味不同，也可以感覺到人類脈搏跳動的緩急。

老赫胥黎是十九世紀的人物。十九世紀末葉，究竟樂觀到甚麽程度，我們不難拿老赫胥黎當作代表。我願意重述這個達爾文主義者所講的故事：

“古時候，有一個老人，臨死時，把兒子叫到床前：向他們說：‘後花園中埋有金子，你們去掘吧。’老人死後，兒子拼命的在園中挖掘，並沒有金子，而這樣一掘，土地大松，翌年的葡萄卻大熟了。”…

每天早晨我在湖邊整頓小艇，常有位银發的老教授蹣跚的走來。

“早安，”他老遠的打招呼。

“今天還出去劃船嗎？”我問。

“當然，天氣真好啊，我太喜歡釣魚，可惜這湖中的魚不大。”

“反正你是為釣，並非為魚。”

“對極了，對極了。我是為釣，不是為魚。”他一邊說著，一邊登上小船，帶著他的釣具與幾本書，馬達照例不開，雙槳輕輕劃破水面，悠然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