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運用福柯的「權力話語」分析方法, 打破了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封閉的話語系統。福柯在直接討論文學的《作者是什麼》一文中, 曾對德裡達的理論提出批評, 在福柯看來, 話語涵蓋了一切領域。批評和閱讀與其說是去發現現成的文本意義, 不如說是一種建構, 是讓過去和現時跨越斷層進行對話, 以洞察權力關係的真相。

新歷史主義賦予文本分析一個政治批評視野, 「歷史」和「意識形態」在全新的文本意義上被解讀, 並被當作文本蘊含的重要意義。文本是歷史的文本, 是歷時與共時統一的文本, 文本的意義絕不可能擺脫意識形態而自足於本文之中。過去與未來在文本意義生成瞬間接通, 歷史視界使文本成為一個不斷解釋而且被解釋的螺旋體。文本的意義體現在將不確定性和轉瞬即逝的飄浮存在加以形式化, 將存在的意義轉化為可領悟的話語符號。歷史延伸了文本的維度, 使人透過文本而探尋到生命的詩性意義。新歷史主義造成新一輪波及整個人文科學的范式革命,…

從「新批評」力圖使批評成為一門科學到詮釋學到解構主義, 西方20世紀的確是批評的時代, 但這個批評的時代是以批評的科學化自覺意識開始, 以科學幻想破滅結束的。解構主義發現和揭示了文本的開放性和互文性, 把文本看成無限開放和永恆變化的動態過程, 消解了文本與意義的一致性。但他們過分強調文本的隱喻性和修辭性, 使得一切對文本的解讀都面臨無所適從的困境。雖然羅蘭·巴爾特的《是文學還是歷史》、哈特曼《超越形式主義》及德·曼的《文學史與現代性》風行一時, 但他們抓住文本中只言片語大做消解文章, 消解一切的結構使解構批評本身陷入困境。解構主義者總希望通過解構獲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 最終的被解構的命運大概也是意料之外。

四、超越文本, 重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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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論與讀者反應批評范式完成了從自足文本到開放文本, 從文本意義到閱讀生成意義的理論假設的轉換過程。它導致對文本意義的探討由確定趨於不確定, 由絕對變為相對, 由單義變成多義。他們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 至於如何擺脫以「作品」、「作家」為中心的形而上學而又不至於陷入意義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 開放的文本會不會消解？生成的意義會不會主觀化？這些他們不願意承認的理論與價值觀, 已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了。他們理論自身的疑難正困惑著他們。一種全新的范式, 一種主觀相對意義論的新范式即將出現。

三、解構文本的意義

德裡達認為, 否定文本的終極意義, 就可能為探索意義開創無限廣闊的空間。舊范式陷入困頓, 預示著新范式的產生。以費史和解構主義者德裡達、布魯姆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批評,…

姚斯認為, 文學史研究不僅要注意到作者創作作品這一「事實」, 還要關注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和文本意義在歷史的期待視野中嬗變的過程。文學意義不過是文本在不同「期待視野」中被接受的「效應」、文本視野與讀者視野在閱讀中從差異到交融的接受過程的產物。誠如姚斯本人所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 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 [2] (P24) 文本開放於閱讀的歷史過程之中, 文本的意義隨著接受視野的變化而變化。不存在所謂意義自足的文本, 只有接受史中開放的文本, 這是姚斯接受理論的基本思想。

在接受理論中, 文本與意義不僅被置於歷史的經驗視野中, 還被理解為一種閱讀的生成物。伊瑟爾認為, 文學作品既不是所謂客觀的文本也不是讀者純粹的主觀創造。文學文本中包含著由一系列意義空白構成的「召喚結構」, 有待讀者在閱讀中去填充意義。文學意義產生於文本與讀者交互作用的閱讀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