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觀、群、怨」見於孔子《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處之「詩」，乃是指經孔子自己刪定編輯並作為教材的《詩經》三百篇。由於《詩經》中的詩與後世之詩只存在某些形式的差異，並無本質區別，所以，孔子所論可視為基本的美學判斷，乃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構建。

對於孔子的「興觀群怨」四字之含義，後人多有註疏。如魏何晏《論語集解》中，引孔安國：興，「引譬連類」；引鄭玄：觀，「觀風俗之盛衰」；引孔安國：群，「群居相切磋」；引孔安國：怨，「怨刺上政」。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集註》中，將「興、觀、群、怨」註為：「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可以看出，在具體理解上有些差異，但總的共識在於，「興觀群怨」乃是對文學社會功能的揭示——興為情感作用，觀為認識作用，群為凝聚作用，怨為批判作用。

從「興、觀、群、怨」看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

從這四個作用或者功能的表述來看，「興觀群怨」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第一個貢獻在於，就中華美學精神而言，在孔子的時代，中國人對文學藝術社會功能的認識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

須知，《詩經》中的作品只是當時的詩歌寫作范式，如果展開整個中國詩歌史，無論從詩歌的內容還是從形式說，這種范式都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比如僅就詩歌的情感表達而言，後來唐宋的李白、蘇東坡詩詞中的狂放細膩顯然在總體上要超過《詩經》中的篇章。如果展開整個文學史，那麼這種局限性就更大了。如「詩可以怨」，詩三百篇自然可以證明這一功能的存在，著名詩篇如《碩鼠》，全詩將統治者視為老鼠，貪得無厭而寡恩，進而表現下層民眾對其憤恨之情。可是這畢竟是一種有限性敘述，角度不夠廣闊，只有在後來敘事文學發達起來以後，「詩可以怨」的功能才充分展現出來。「詩可以觀」亦是如此。只有在後來的現實主義小說創作中，文學的百科全書功能才得以展示，馬克思就說自己關於資本主義的認識，從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中得到的東西，比從經濟學家、統計學家那裡得到的還要多。

正因為詩三百篇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興觀群怨」的美學貢獻才顯得異常突出，因為這一理論突破了創作實踐的限制，以微觀見宏觀，以單一形式功能窺見未來整體的功能，體現了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意味。當今天的《文學概論》在系統性地論述文學藝術的審美作用、認識作用、教育作用時，不要忘了孔子的「興觀群怨」之超越性。

當然，由於孔子在「興觀群怨」之後又寫了一句話，「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這就沖淡了「興觀群怨」的全面性，變成了對詩歌的單一性功利化要求，把詩歌理解為解決人倫綱常關系的工具。後來的《毛詩序》發揮為：「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把話說到這個程度，可能與東漢經學家對這個文本的修改有關，當時的儒學已經赤裸裸地為王權統治服務，西漢初期毛萇的論點被加以符合時代特征的篡改是可能的。於是，孔子論詩的觀點被冠之以「詩教」，即通過詩歌的學習傳授使人成為社會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