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社會所需要的人就是遵守規范的人，忠君孝父。《禮記·經解》中說了孔子對詩、書、樂、易、禮、春秋六經之作用的看法：「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之失，愚」；「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這就是孔子詩教中所謂「思無邪」、「歸於正」之意。顯然，從「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再到「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孔子的「興觀群怨」論由全面的審美功能論走向了片面的工具論，導致了中華美學精神的一次資源浪費。

以「詩可以興」為首位：遮蔽不了的審美真諦

但是，我們也可以把問題又回到「興、觀、群、怨」原初論述本身，會發現期間經歷了一次解構與顛覆，就是說，「興觀群怨」論其實本來就內含反工具論的指向，因為，「興觀群怨」論的全面的審美功能不是一種外在拼湊，而是由內在的結構所決定的，就是說，從內在結構說，「興觀群怨」論本來就沒有把工具論置於首位，審美情感才是「興觀群怨」論的首要結構因素。可以說，將審美情感作為審美對象（作品）的首要結構，這是中華美學精神的第二大貢獻。

事實上，「興觀群怨」論的原初文本就是把「詩可以興」作為四個「可以」之首的，闡釋者不應妄自倒置。當然，這裡又涉及對「興」的理解問題。關於「興」的解釋是有難度的，朱自清先生說這個問題是「纏夾不清」，「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越說越糊涂」。盡管如此，依據邏輯和實際使用，還是可以求得一定共識的。比如，將「興」解釋為詩的起句、起情、譬喻、托喻等意思，當然符合詩經六義之說。但是，此處如果只是指寫詩的手法，為什麼後面的觀、群、怨都是指功能與效果呢？這在邏輯上就有問題。

而從詞義上說，「興」的本義為興起，引申為人的情感的激發。《孟子·盡心下》中就稱聖人為「百世之師」，「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這裡的興起就是因感動而奮起。《世說新語·賞譽》有一句是「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這裡的「興會」就是指高興的情感。

而在寫詩與讀詩的過程中，興起的主體是人，而人在精神生活中的興起當然是精神本身，而不是生理活動。就是說，「興」只能是一種情感的興起、興會、興發感動，而不只是一種創作手法。由此，後來者言詩，對「興」的理解和重視遠超過六義中的「賦比興」之含義，例如：

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曰：「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其「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就是指作品之華美來自於人的內在情性，由此才有叔夜（嵇康）性格豪爽，故文章「興高而采烈」，興高即情感高漲，采烈即辭采犀利。

宋嚴羽《滄浪詩話》云：「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在說過「詩者吟詠情性」後，馬上接著說「盛唐諸人惟在興趣」，這裡，「吟詠情性」無疑是「興趣」的基本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