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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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4, 2022 at 12:37am

金敏華、王凝睿:客家人海外建國百年秘辛·謝永茂追溯蘭芳共和國史

台灣教授謝永茂追溯十八世紀南洋客家人建立的蘭芳共和國,親往印尼與婆羅洲實地考察,發現很多重要的史料,揭開當年客家人建國百年興衰的秘辛。七月廿一日,謝永茂將在香港書展宣講二百五十年前一度稱雄西婆羅洲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傳奇。

隔著屏幕,剛剛開始暑假生活的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助理教授謝永茂回憶起十三四年前在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時的一幕:「(這本書的源頭)是有一次去廣東做田野調查,我跟蕭國健老師在車上閒聊,他提到蘭芳共和國的時候,我有點訝異,因為之前根本沒聽說過。」

他至今記得,蕭國健對他寄予「非常強烈的期許,希望我能夠接續去做這方面研究,因為自羅香林之後,多年間再沒人做過後續研究,他很期待把它當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但那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有題目,而且開始寫了,我就答應他老人家,等我博士論文寫完之後,再來做這個研究。」

一零年謝永茂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從最早對蘭芳共和國相關史料做開拓性研究的學院前輩羅香林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開始,著手收集資料,沒想到光找這本書就花了兩三年時間。

「從台灣的國家圖書館開始,所有圖書館都搜尋了一遍,到二零一二年我差不多決定放棄的時候,終於在台中的東海大學圖書館找到了,看完之後就很感動,沒想到客家人的先輩曾經在十八世紀做過這樣(了不起)的事。」


被湮沒的一百多年

讓謝永茂好奇的是:「為什麼我們讀的歷史書、教科書從來沒人提過這件事?」他坦承,前面幾年好幾次想放棄,「因為真的找不到資料,連聽過(這件事)的人也很少。好在有幾位學界的朋友,他們說這個題目很有意思,完全沒有聽說過。假如真的能把這段被湮沒的歷史重新挖掘出來的話,不說是怎樣驚天動地的成就,至少是功德一件。最重要我也是客家人,這是我們客家人的光榮。歷史上華人在海外建國的故事不少,尤其在東南亞,但大部分都是曇花一現,隨著建國者的過世,就分崩離析了,通常不會超過二三十年。但是蘭芳共和國蠻特別的,它持續了一百多年,是一個蠻穩固的政權」。

蘭芳共和國是十八世紀中期南洋婆羅洲島上出現的一個華人建立的獨立自治政權,創建者是來自廣東嘉應州(今梅州)的客家人羅芳伯。從一七七七年建政立國,到一八八四年滅亡於荷屬東印度政府之手,共傳國一百零八年,歷十二任、共產生十一位時稱「大唐總長」領導人,極盛時統屬華籍群眾四萬多人,歸附之土著民族二十餘萬人,一度稱雄西婆羅洲,為華人海外建國寫下輝煌一頁。

謝永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樣一個傳奇國度,何以在正式的史料文獻中付之闕如,使得這段歷史幾乎淹滅於灰燼之中,「既無人提及,也沒人知道」,「不願青史盡成灰」的謝永茂下決心「上窮碧落下黃泉」。「慢慢發現,做得越久,資料就會自己跑出來,愈加讓我覺得不能放棄,就繼續往下追,這樣才完成這部作品。」

二零一九年七月,初稿既成,謝永茂決定去印尼西加里曼丹進行一次實地考察。「主要想到當地驗證羅香林書上寫到的一些地名、故事和細節,做現場調查」,謝永茂早年當導遊時帶團去過印尼,唯此番是第一次去加里曼丹。

「去跟不去區別很大」,他回憶道,去到當地,僱了一台車,請了一位華僑當翻譯,「因為我不會講印尼文,她陪著我跑,參觀蘭芳公館,踏勘一些遺跡比如說廟宇還有當年的旗杆——雖然旗幟不在了,起兵時蹚過的河流,或是羅芳伯來回經過的地方,還有跟老人家聊天,坦白講心裏面蠻震撼的。雖然此行挖掘到的新資料很少,但帶給我很深刻的現場感,為了了解當初蘭芳共和國大概的轄區範圍,幾次戰役的具體經過,我甚至連地圖都畫了出來。整體來講,加里曼丹之行幫助真的非常大」。

謝永茂的行程是從新加坡到雅加達再到坤甸,「在加里曼丹一週,雅加達三天,整個行程花了十天」,他說,如果經費、時間充裕,至少還應該去棉蘭,「因為被滅國之後,(蘭芳共和國)最後一位總長的兒子逃到了棉蘭」。他決定先走幾個重點城市:雅加達、坤甸、東萬律,「假如還有機會,再去第二次、第三次」。

很幸運地,在他的印尼之行後,二零二零年一月下旬謝永茂又去了羅芳伯故鄉梅州石扇鎮實地考察,但緊接著的世紀大疫終於使得他跟身居深圳的另一位資深羅芳伯研究者李欣祥計劃中的萊頓大學之行不得不為之中斷。「本來以為疫情很快就會結束,就想大家組團去那邊住一個月,慢慢挖(資料),沒想到這個約定一直到現在還沒辦法成行。」謝永茂多少有些失落:「一旦最終能夠成行,這本書應該還會有後續的篇章才對。」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4, 2022 at 12:36am

被荷蘭奪走的歷史

他解釋說,蘭芳共和國當年被荷蘭東印度政府滅掉後,「為了要完全統治,把掠奪來的很多物件,包括印章、國璽、國旗,還有官方記錄、文件資料全部當做戰利品帶走。他們先帶到雅加達,後來印尼獨立,荷蘭人又把這些資料從雅加達的博物館撤回荷蘭,最後的落腳點就在萊頓大學漢學部圖書館」。

事實上,願意參團去萊頓的不只謝永茂、李欣祥兩位。「李欣祥老師牽頭組了一個婆羅洲華人研究群組,裏面包括了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還有廣東、上海等地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四十七位學者,大家都很有興趣。」李欣祥著有《羅芳伯及東萬律蘭芳政權研究》和《末代甲太劉阿生》,「我從他那得到蠻多資訊,我很謝謝他。」謝永茂笑言。

謝永茂祖籍是廣東嘉應州鎮平(今蕉嶺),祖先在乾隆二年移居台灣苗栗。去過三次梅州的謝永茂承認,他的客家背景「對做這件事蠻有幫助」,「特別是到印尼,也就是故事發生地去考察時,當地華人基本上是講客家話」。

國民黨曾擬轉進婆羅洲

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范成連對謝永茂新著的評價甚高,比如他提及對於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曾提出計劃轉進婆羅洲的史料發現,「是以前的研究者未發現的資料,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他認為該書對於海外客家研究提供了新的主題,且是「具啟發性、革命性的創舉」。謝永茂則認為,「以前包括李欣祥教授等主要是針對羅芳伯個人的研究比較多,像上海社科院邱峰教授,他有寫《羅芳伯傳奇》,我是把蘭芳共和國的始末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脈絡整理,不只是羅芳伯,當然可能還不夠完善,希望未來資料能夠繼續『出土』,但是我相信,這應該是第一本把整個蘭芳共和國的故事講完整的著作,中間包括它的歷代領導人以及蘭芳由盛而衰的過程,都是前輩學者所沒有提到過的,很開心可以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也給各位前輩做一個參考,大家集思廣益,也許再往下挖,還可以挖出更精采的東西出來。」


謝永茂念完高中就到旅行社工作,在旅行社跟航空公司工作了近二十幾年後,「才發現讀書還是很重要,重新參加聯考,從專科到大學到碩士從頭念了一遍」。考了兩年博士班沒考上,他決定到菲律賓、新加坡、香港試試,終被珠海學院錄取。

「錄取之後,我就在思考,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來講,在香港念書應該是蠻好的選擇,因為在台灣,我接受到的訊息、觀點都是從台灣出發的訊息、觀點,假如我到大陸的話,那一樣都是大陸的觀點。香港比較特別的,是它站在兩岸中間,發揮了一個橋樑或者燈塔的作用,在香港,各種派別、各種不同立場的說法,都看得見聽得到,反而是一個很中立、很客觀的地方來看兩岸,甚至整個華人世界,包括思考中國的未來。」

到香港念書,謝永茂「成本下得蠻高」,當時他在台灣還有工作,幸好博士班的課不多,而且「都開在禮拜五晚上跟禮拜六」,謝永茂於是「每個禮拜五下午跟公司請假,然後搭飛機到香港,上完禮拜五晚上的課住一晚,禮拜六上完課就搭飛機回台灣」,一連兩年,每個禮拜搭飛機來往在台港之間,他視香港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蘭芳共和國史》其實是謝永茂自資出版,「出版是對自己有個交代」,市面上並不多見,被視為「遺珠」。「一刷印了一千本,目前大概只剩下六七十本,大部分看到這本書的讀者反應還蠻熱烈的」,除了台灣的客家人圈子,包括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的客家人也在透過各種渠道尋找。「他們都在抱怨說買不到這本書,我也不太懂得行銷,後來就委託誠品書店在幫我賣。我想說,假如香港或者大陸出版社有興趣、願意幫我出這本書的話,我樂見其成。」(亚洲周刊 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022/7/4-7/10 2022年27期)

(謝永茂是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嘉賓講者 / 原載:亚洲周刊)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28, 2022 at 5:10pm

陶之遥遥:遍遊99國的華人海洋自助旅行家—汪大淵

汪大淵,中國元代旅行家,著有《島夷誌略》一書。他的旅行成就足以媲美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圖塔( Ibn Batuta )

汪大淵,字煥章,西元 1311 年生於江西南昌。 1330 年,二十歲的汪大淵,懷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豪情壯志,從泉州搭船赴海外遊歷。

汪大淵的海外旅行,在馬可.波羅隨蒙古公主送嫁船隊回國( 1290 年)之後的四十年,比伊本.巴圖塔從印度出航( 1341 年)出使中國早十年,比鄭和艦隊第一次下西洋( 1405 年)早七十年。

他跟隨著中國船商,循著唐、宋、元以來的「海上絲綢之路」,當時稱為「西洋」航路,沿著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非洲東岸,最遠到達非洲東南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 ),旅遊四年之後回到泉州。

1337 年,汪大淵第二度出海,這次循著「東洋」航路,沿著台灣、菲律賓群島、婆羅洲( Borneo )、爪哇( Java )、蘇拉威西島( Celebes )、摩鹿加群島( Moluccas ),最遠到達帝汶島( Timor ),旅遊二年後回到泉州。

西元 1349 年(元順帝至正九年),泉州官府重修地方志,主其事者知道汪大淵遊歷過海外諸國,向汪大淵邀稿,汪大淵寫成〈島夷志〉部分,敘述海外各地的風土民情。後來汪大淵將〈島夷志〉部分單獨出版,書名取為 《島夷誌略》。

《島夷誌略》一共記載了九十九個地方,而且都是汪大淵身歷其地、親眼所見。因此書中資料詳實可信,正確度超過宋代趙汝適的《諸番志》。汪大淵在序言中寫道:

『大淵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所過之地,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

後來明代鄭和艦隊下西洋時,汪大淵的著作提供了關於海外地理知識的第一手資料。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出發前就閱讀過〈島夷志〉,馬歡回國後著《 瀛涯勝覽 》一書,他在序言中寫道:

『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永樂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勑命正使太監鄭和,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賜。余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于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鄭和艦隊中的另一個翻譯官費信所著的《星槎勝覽》,其內容則有一半抄襲自汪大淵的《島夷誌略》。

汪大淵旅行的範圍超過鄭和艦隊。他到過的馬達加斯加島,比鄭和艦隊到過的蒙巴薩( Mombasa )更接近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他到過的帝汶島,與澳洲大陸之間只相隔 550公里寬的帝汶海。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其他三人都是由官方派艦隊,有大批士兵護衛的官方任務,汪大淵完全是私人的自助旅行。汪大淵並沒有自備船隻,而是搭乘中國貿易商的船隻旅行。用如此「搭便船」的自助旅行方式,遊遍海外九十九地只花了六年時間,可見當時中國海洋貿易的繁盛和海洋交通網路的綿密。

後來明代能夠有鄭和艦隊七次出使西洋的壯舉,可以說就是建立在唐、宋、元以來,民間所累積的航海知識、造船技術、貿易網絡的厚實基礎上。而汪大淵,稱他為中國最偉大的民間海洋旅行家,應屬實至名歸。(出處: 遍遊99國的華人海洋自助旅行家—汪大淵 - 旅人世界 - udn城市)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14, 2022 at 12:03am

四百年的動蕩·東吳開始認識
在中國歷史上,接續秦漢大一統而來的,是魏晉南北朝將近四百年的動蕩分合。先是魏、蜀、吳三國爭雄,在西晉短暫的過渡後,北方又陷入少數民族的紛擾,與偏安江左的東晉形成對峙。北方的局面歷經北魏的統一與分裂,復歸北周統一,南方則由宋、齊、梁、陳四朝相續遞嬗。最後,楊堅篡北周,南滅陳,終於完成中國的統一。

本書力求將魏晉南北朝時期複雜、紛亂的歷史局面充分展現,以客觀的態度描述各王朝的更迭過程,並對這個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法律、選舉等制度的確立及演變做了細緻地考察。另一方面,本書也著重描寫這個時期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情態,不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胡漢的民族融合,還是各種思想宗教的傳播、文學藝術的發展等等,都有全面而完整的闡述。本書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盡力展示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多彩的歷史面貌。(魏晉南北朝史:一個分裂與融合的時代 By 張鶴泉,三民书局,2009年)

愛墾評註:上文中提及“北攎”,根據冯承均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称(7页)為Borneo。

延續閱讀:扶南土俗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13, 2022 at 9:01pm

愛墾評:從工商經濟到文創經濟
早期因貿易關系移居菲律賓的閩南人 , 多數是些商人和手工業者 , 他們傳播到菲律賓的中華文化主要是生活和經濟方面 , 而較少涉及到文學和藝術方面。 菲律賓史學家阿利珀 ( Eufro nio M. Alip) 在 《菲律賓政治文化史》 一書中就寫道: 「遺憾的是 , 在與中國交往的巨大財富中 , 菲律賓對中國的哲學、 文學和藝術懂得很少 , 原因是和我們接觸的主要是廈門人 , 他們的主要興趣是經濟。」42 蔡德博士 ( Grego rio F. Zaide) 在評論華人對早期菲律賓文化的貢獻時也說道: 「華人對古代菲律賓文化的影響 , 在本質上是經濟多於知識或社會。」43 這種現象說明 , 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是閩南人長期移居菲律賓的結果。

閩南人在移居的過程中 , 很自然地把家鄉的風俗習慣、 勞動技能帶到菲律賓 , 通過自己堅韌不拔的辛勤勞動 , 為早期菲律賓的開發與繁榮作出了貢獻。 一位當時的目擊者胡安· 科博神父 ( Father Jua n Co bo ) 曾公正地說過: 「來這裏貿易的是商人、 海員、 漁民 , 他們大多數是勞動者 , 如果這個島上沒有華人 , 馬尼拉將很悲慘 , 因為華人為我們的利益工作 , 他們用石頭為我們建造房子 , 他們勤勞、 堅強 , 在我們之中建起了最高的樓房。」44 一些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200年裏訪問過菲律賓的外國人 , 也證實了這種情況。 1765年 , 一位名叫利· 金特爾 ( Le Gentil) 的法國人評論說: 「這些島嶼面臨著這種情況 , 如果沒有華人就不能生存。」 另一位法國人馬拉特 ( Mallat) 亦說道: 「許多人相信 , 華人對馬尼拉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沒有華人 , 馬尼拉將一事無成。」
45 (李金明·閩南人與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本文作者系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42 Politi cal and Cultural Hist ory of th e Philippin es, p. 52.

43 Gregorio F. Zaide: Early Philippine History and Cu lture, Manil a, Far East ern University, 1937, p. 14.

44 Father Juan Cob o 's Account, in Th 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 137.

45 Th e Chinese Col ony in Manila, Chines e in th e Ph ilippines, vol. Ⅰ , p. 6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2, 2022 at 10:29am

愛墾評:纳入講好南海故事框架探讨,對照今天的情况,我們的認識豈能只限于猫山王榴槤?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視野来借本區域文史提升我們本身。

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的書寫背景與特點:
上面,我們對宋代有關的域外民族誌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歸類介紹。仔細對比各種不同類型的域外民族誌文獻,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大致而言,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書寫呈現出如下一些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有些具有廣泛的共性,有些雖不具備共性,但具備鮮明的個性。下面,我們結合時代背景、圍繞民族誌的構成要素及寫作實踐進行一個簡略的梳理。

(一)時代風潮:海洋世界知識的匯聚

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在陸上絲綢之路發展與繁盛的同時,以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開通。但在宋以前,大多數王朝統治者對海洋世界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和足夠的熱情,多注重向西的陸路地緣方向的發展,對海洋世界的認識也大多限於舟師船工與商人之間,關於海洋世界的知識儲備未真正進入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之中。

入宋以後,有諸多因素在促使這種局面發生變化:一是周邊各大政治勢力的崛起,宋王朝向西、向北發展遇到了難以逾越的政治阻隔,向西發展的暢通無阻的陸路交通已不復存在,要想復制大唐帝國陸上絲路的繁盛亦無可能。二是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傾,尤其是南宋偏安東南後,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和海洋經濟要素的增長,尤其是與東南亞、南亞等沿海國家商業貿易的增加,海緣政治和海上的交通,在不斷強化宋人的海洋意識。三是此時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尤其是指南針的航海運用,為宋代中國人走向海洋提供了技術保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關海洋世界的知識,伴隨著《諸蕃誌》所記載的數十種異域物產的“流動”,不斷地匯聚起來,大量的商人、航海者、水手、移民口述的有關域外國家的信息,為宋人建構海洋世界諸多國家的圖像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這種海洋知識積累取得巨大進步的基礎上,數十個海外國家的圖像被提煉書寫下來,這就是海洋視角下世界知識系統化的過程。

(二)層層累積的資料匯聚與多元的“報道人”

現當代民族誌的寫作一般基於撰述者親自的現地調查,調查資料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但在調查之前,對研究客體和考察區域相關的文獻資料、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可以說也是調查者不可或缺的功課之一。古代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觀察與記錄,除了少量的求法僧人和諸如《經行記》的作者杜環因特殊的人生際遇流落域外,對觀察區域有直接的考察之外,很多並未有實地的考察。所以,向圖書館作調查、向前人作調查,依靠之前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史料,逐漸建構域外國家和民族的圖像,就是一種慣常的做法。宋代傳承下來的域外民族誌有不少具有這種特性,如頗具代表性的《諸蕃誌》除了大量的資料來自於其親自的采訪記錄外,還博采之前的《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會要》、《宋會要輯稿》、《太平寰宇記》、《云麓漫鈔》、《嶺外代答》等文獻典籍,向“女兒國”、“真臘”等內容完全轉抄自同時代的《嶺外代答》,對“蒲甘國”的記述有不少內容也來自《嶺外代答》。又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雖然直接源於作者出訪朝鮮的所見所聞,但也參考過其之前楊景略的《奉使句驪掜抄》、王云的《奉使雞林誌》[18]、孫穆的《雞林類事》等文獻。

 

在前人資料積累的基礎上,有關域外國家和地區各種自然地理、人文景觀、風物土產、交通里程等民族誌內容的來源,主要依靠大量的“報道人”來自各種不同渠道的報道。這些“報道人”大致包括中外使節、商人、航海家、地方官員、移民、僧人等諸多群體,他們源源不斷地向國內輸入有關域外的信息,而尤以頻繁往來穿梭於中外的使節(團)、龐大的商人群體最為重要。就使節而言,肩負王朝使命出訪的使臣,大多要記錄沿途里程及所見所聞,以“行程錄”、“異域錄”、“奉使錄”、“圖記”之類的報告回朝復命,如據《宋史》記載,宋朝使臣宋求“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19]而外國使節到來之時,從入境到抵達京城,每個環節都有專門的接待機構和陪同人員,當時以禮部主客司為主的接待機構,每當外國使節到來時要委派專門的人員問詢使節,通過主動而積極的問詢貢使制度獲取域外相關國家的信息。“與宋人的奉使錄相比,這些異國使臣的口述資料,某種程度是宋人不出門的‘旅行’記錄,正如宋代文人山水畫的‘臥遊’可謂異曲同工。”[20](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30, 2022 at 2:07pm

華團後繼無人問題——戰後, 東南亞華僑社會開始了當地化進程, 到 1975 年後, 基本都完成了從「華僑社會」 向 「華人社會」 的過渡。 20 世紀 80 年代, 在當地出生的第二、 第三代華人已經長大成人, 由於他們生長在當地, 在當地接受教育, 觀念上認同當地, 社交圈子已不局限在華社, 因此, 對參與華人社團缺乏興趣, 也覺得沒必要, 並且沒能力 (中文說寫) 參加。 所以, 在 80 年代以後, 東南亞華人社團便已經出現了後繼無人的問題, 這一問題到 90 年代以後更加嚴重。 在菲律賓, 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以校友會最嚴重, 宗親會和同鄉會其次, 商會再次之。 對校友會來說, 因為母校不在本地, 老校友舊校友一離開, 在當地是無人可繼的; 對宗親會和同鄉會來說, 老一輩的會員越來越少, 不過他們會規勸和鼓勵子女接班;對商會來說, 雖然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 但情況比較不一樣。 一是較有實際需要, 還有年青的一代樂意或感到有需要參加; 二是較容易改變作業方式。 事實上, 一些由年紀較輕的商人主導的商會, 已經逐漸變為西式的商會, 開會、 演講、 會議文件 (議程、 會議記錄) 以至獎牌, 已開始使用英文了。

馬來西亞也存在相似的問題, 有統計數據表明: 華裔占馬來西亞人口的 25% , 但僅有 4% 參與青年組織, 比例非常低。 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裔青少年, 一般對華人社團的活動不大關心。 泰國的情形也差不多, 曾有泰國華人青年在接受訪談時這樣描述他們所認知的華人社團: 「我參加過泰國潮州會館的活動, 主要是去吃飯,有兩三次, 好像主要是唱卡拉 OK, 這些活動很沒有意思。 ……這些社團主要是老年人參加。」 「我念中學時, 知道有一個中華總商會, 但我不知道它是幹什麽的。 小時候曾去大峰祖師廟拜拜, 我父母三四年會去一次。 我知道華僑報德善堂, 他們出錢辦華僑醫院、 華僑崇聖大學等。 至於別的社團, 我覺得有沒有都一樣, 有一些年輕人會跟父母參加活動, 這樣也很好, 但我認為那些社團、 會館對我的生活不太重要。」

華人新生代與社團的疏離使得青黃不接、 後繼無人成為社團普遍面臨的問題。 近些年, 在菲律賓, 這一危機由於新移民的湧入而有所緩
解, 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 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來到菲律賓, 為遭遇斷代危機的菲華社團帶來一線生機, 尤其是校友會和同鄉會,除了原有的校友會人員得到補充, 而且新移民還逐漸組建成了一些新的校友會,這些校友會多以中學為單位, 甚至還有小學的校友會。 一些本身規模較小的同鄉會也得到補充, 一些新移民已經成為同鄉會的領導人。 雖然新移民的到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 但還遠遠不夠。 社團活動需要耗費極多的時間和金錢, 而目前絕大部分新移民還處在事業發展的初期, 還在為事業忙碌和奔波, 所以, 不論是精力上還是經濟上, 都還不具備參與社團活動的條件。

加之大部分新移民都只有暫居此地發展事業、等掙到錢後再回中國的打算, 所以, 這種考慮也降低了他們參與本地社團活動的意願。因此, 近些年加入社團的新移民還是極少數, 但依然存在。 為解決這一問題, 各社團也在想辦法, 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組建青年組。 目前, 很多社團都設有青年組, 成員大都是宗親會、同鄉會領導人的子女, 由於父輩的動員而參加; 此外, 青年組也經常組織各種活動, 如聯歡、 郊遊活動等, 以吸引年輕人參加, 所以, 在華文報紙上, 經常可以看到各社團青年組舉辦郊遊活動的通知或文章。 但由於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生活圈子與興趣已與傳統華社漸行漸遠, 所以, 目前看來, 這一方法的效果也不太理想。
(見199-200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30, 2022 at 11:43am

華團利益糾結
在海外華人社會, 「社團林立」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只不過有些國家更甚。
例如, 在菲律賓, 戰後以來的統計數據就表明, 雖然菲律賓華僑華人的絕對人口較少, 然而社團與人口比則一直位居前列, 因此, 有學者認為若要研究海外華僑華人社團, 菲律賓非常具有典型性。 而作為一個典型的 「社團社會」, 有關菲華社團的一些分析確實能為我們探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社提供啟發。 這裏我們首先可以以菲華社會為例, 探尋海外華社 「社團林立」 的根源。 就菲華社會而言, 答案是, 除了因為菲律賓實施西方民主體製的菲律賓結社自由、 華人多經商經濟條件較好之外, 還與菲律賓華人所承襲的性格與傳統不無關系。 菲律賓華人大都來自閩南, 閩南俗諺有雲 「泉州人個個猛」, 意即泉州人都自認不凡, 互不服輸, 菲律賓華人因此 「也喜歡三五成群, 糾合舊好新知, 組成小團體」①, 因此造成社團林立的局面。 另外, 社團林立也反映了華社中名利之爭的事實。 中國人素來重 「名」, 出人頭地、 衣錦還鄉是很多人的夢想, 華人也是如此。 不過, 對他們來說, 「名」 還有另一層重要的含義, 「名」 與 「利」 猶如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是不可分割的。 「名」 意味著地位、 聲譽、 能力、 信任等, 有了 「名」, 人們就能利用自己所控製的網絡獲取更大的 「利」; 有了 「利」, 人們又能通過各種方式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 進一步提升 「名」。 運用得好的話, 二者能夠相輔相成, 形成良性循環。 因此, 名利之爭也成了華社不可回避的現象, 這主要體現在對社團尤其是大型社團領導權的爭奪上。(見197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9, 2022 at 9:55pm

國際化聯系加強
1991 年, 戰後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 冷戰的結束打破了國際交往中的諸多藩籬, 尤其是意識形態的障礙, 開啟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 正因為如此,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 一個以商品、 資本、 信息、 技術、 人員等自由流通為標誌的全球化時代開始了。 在後冷戰時期的這個全球化時代, 由於政策的寬松和技術手段的進步, 跨國界的交流變得更為容易和便利, 正是在此背景下, 在戰後便起步的海外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加速發展。 主要表現為:

①一些國際性社團組織
相繼成立; ②積極舉辦國際性社團會議與活動。 根據不完全統計, 到 20 世紀 90年代, 世界性的華人社團達70 餘個, 其中70% 是80 年代以後建立的, 血緣性占34% , 地緣性占 28% , 業緣性占 23% , 綜合或其他性質的占 15% , 這些組織除了小部分外, 大都在其名稱前面冠以世界或國際的字樣。 另一資料顯示, 至 90年代中期的統計, 華僑華人已先後建立 100 多個世界性華人組織。

不少世界性華人社團定期聚會, 會議規模從數百到數千人不等, 如世界客屬組織每兩年召開一次懇親大會、 與會代表往往有 1000 ~ 3000 人, 世界潮團聯誼大會、 世界廣西聯誼會等有名的地緣和血緣組織的年會, 規模也不相上下。 其他如海南籍團體和福清籍團體等也都召開過世界性的懇親大會。 在海外華人社團國際化的潮流中,東南亞華人社團也表現突出, 表現在不少國際性社團是由東南亞華社推動組建的, 以及東南亞華人社團對國際化活動的積極推動和參與。

最有代表性的, 如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首次倡導和組織的世界華商大會自從 1991 年在新加坡召開首次會議以來, 迄今為止, 一共舉辦過十次 (新加坡、香港、曼谷、溫哥華、墨爾本、南京、吉隆坡、首爾、神戶、馬尼拉)。 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加強了跨國界華人的聯系, 不僅增強了情感上的交流與聯系, 同樣也擴展了人脈、溝通了信息, 對於華人自身的事業發展乃至促進居留國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和文化往來都有一定的助益。
(見192-193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27, 2022 at 5:43pm


愛墾評·海外華人三寶的數字面向與文創方案對下一代的意義


海外華僑華人社會 (簡稱 「華社」) 有「三寶」 ———學校、 報刊和社團, 之所以被稱為 「寶」, 就因為它們是構建海外華社的支柱, 承擔著在海外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保留中華民族特征的重任, 如果沒有這 「三寶」 在海外維持華僑華人之 「本根」, 那麼, 海外華社也將不復存在。 其中, 作為 「三寶」 之一的社團不僅是華僑華人和衷共濟、 溝通情誼和輔助事業發展的平臺, 而且是維系華人族群文化和族群特征傳承、 推進華僑華人社會發展的重要媒介, 在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時間最早, 最為成熟, 人口數量最多, 經濟實力最強, 相應地,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也最為悠久, 從目前的數量、 實力及影響力來看, 也頗引人注目。(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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