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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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uly 17, 2022 at 10:29am

羅芳伯·遊金山賦

蓋聞金山之勝地,時懷仰止之私衷。地雖屬蠻夷之域,界仍居南海之中。

歲值壬辰,節界應鐘。登舟自虎門而出,南征之馬首是東。攜手偕行,親朋百眾;同舟共濟,色相皆空。予自忖曰:既從虎門而出,定直達乎龍宮。無何遠望長天,覺宇宙之無盡;下臨無地,想雲路之可通。真如一葉輕飄,飛來萬里;好借孤帆逕達,乘此長風。時則從小港而入,舟人曰:金山至矣。但見滿江紅水,一帶長堤。林深樹密,渚淺波微。恍惚桃源仙洞,翻疑柳宅山居。兩岸迷離,千仞嵐光接翠;孤峰挺秀,四圍山色齊輝。幾樹斜陽,一溪秋水。兔魄初升,猿聲四起。不聞牧笛樵歌,那有高人逸士。山窮水盡,潺潺之泉酌關心;柳暗花明,喔喔之雞聲盈耳。

若夫地當熱帶,日氣薰蒸。草木曾無春夏,人事自有新舊。黃金地產,寶藏山興。欲求此中生活,須從苦里經營。雖云人力之當盡,實為造化之生成。至於名物稱呼各異,唐番應答攸殊。沙寮依然茅屋,巴歷原是金湖。或岩或山,上下設施一體;是擔是荷,往來實繁有徒。嗟嗟,早夜披星,滿眼之星霜幾易;晨昏沐浴,周身之雨汗交流。由郎蕩漾於懷中,乍分還合;刮子婆娑於水底,欲去仍留。幸黃金之獲益,羨白鏹之盈收。

予也材本鳩拙,志切鶯遷。耕辛憑舌,硯苦為田。愧乏經商資本,慚非宿學高賢。假館他邦,固既虛延歲月;奔馳道左,還期捆載凱旋。俾士作商,不憚萍蹤萬里;家貧親老,常懷客路三千。因而水繞白雲,時盼望於風晨月夕;倘得堂開畫錦,慶優遊於化日光天。噫嘻,蠻煙瘴雨,損體勞形,豈無志於定遠,又何樂乎少卿。遠適他鄉,原效陶朱之致富;登高作賦,實懷騷客之怡情。

 

乃作歌曰:巍巍獨立萬山巔,雲水蒼蒼自繞旋。如此好山如此水,蹉跎歲月亦潸然。

 

譯文:


我聽說過金山這個好地方,常常抱有羨慕的心情。它雖然是蠻夷化外之地,不過也還在我們中國南海的範圍之內。

壬辰年的十月,我從虎門登舟而出,征帆往東南方向前進。攜手同行的親朋好友有百餘人,大家同舟共濟,一切擔憂都拋到腦後去了。我暗自想到:既然是從虎門出去的,一定能夠順利地到達龍宮吧。不多久就進入了茫茫大海,遠望天空,覺得宇宙無比寬廣;一點陸地也看不到,倒有些像在通天的雲路上啊。真的像飄飛萬里的樹葉,乘著長風,直向金山。船只在一個小港靠陸,水手說:金山到了。只見滿江紅色的江水,江邊一條長堤橫臥。岸上樹林深密,河中淺水處還有一些小沙洲。恍惚間就好像是陶淵明的桃源仙境,又好像是柳宗元的山中宅院。兩岸遠處,都是直接藍天的高山,中間一座山峰挺立,群山拱護。傍晚時分,斜陽透過樹葉,照在秋天的江水之上。月亮升上時,猿聲四處響起。這里沒有什麽牧童的笛聲和樵夫的歌聲,也沒有什麽隱居的高人逸士。我們繼續往前,山窮水盡之處,聽見了潺潺的泉水之聲,柳暗花明之時,喔喔的雞鳴傳入耳中。

這個地方位於熱帶,每天都是熱氣騰騰的,花草樹木看不出春秋冬夏的區別,當然我們人類卻還像別的地方一樣有新舊的變化。這里土地中出黃金,山中還有別的礦物。想在這里生存下去,就要辛苦經營。雖然盡力就能得到收獲,實在也是上天為我們華人造就了這樣一個物華天寶的地方。這里華番雜處,各種事物的稱呼、人群間的應答很是不同:沙寮其實就是茅屋,巴歷指的就是金湖。我們在巖石上、在山上建設好各種設施,聯為一體;有的人擔,有的人提,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真是辛苦啊,天未明時人已起,星已起時人未停地努力創業,滿身汗水,早晨晚上都要不停地沖洗。轉眼之間幾年就過去了,(由郎,刮子不知何意,該聯無法翻譯)幸運的是,我們終於在淘金上獲得了收益,收入增加了很多。

我本不是個很聰明的人,一直就有四處遷徙的念頭。成人後因為沒有經商資本,做了個靠舌頭筆硯為生的教書匠,很慚愧學問不能和那些宿儒高賢相比。如果到異國他鄉還是做教書的,只能是虛耗歲月。只好辛勤地奔走於道路之上,希望能捆載財物而歸。因此才放棄讀書人的身份,像一粒浮萍一樣萬里飄蕩到此。想到家中還有貧窮的雙親,心中常有惦記悲傷之感。只得在每一個起風的早晨和月亮升起的夜晚,讓長流的河水和環繞的白雲寄回我的思念之情。如果能夠建立立國開府的功業,一定讓他們過上優哉遊哉的安逸生活。唉,這里到處都是損害健康的有毒煙雨,我們在這里沒有少卿(識見有限,不知何譯)之樂,只想學漢朝班超,在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建立功業。我們遠走他鄉,也希望像陶朱公一樣致富。想到這些,登高而作此文,倒也有些詩人騷客的怡然自得之情了。

作歌一首:我一個人站在巍然聳立的萬山之巔,身下蒼茫雲水盤旋環繞。看著這樣的好山、這樣的好水,沒能建立功業,只能讓人淚下沾襟。

(原載 2013-04-22 sunxiaoping)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9, 2022 at 5:17pm

《英屬馬來亞與婆羅洲》

一本舊書:民國25(1936)年暨南大學關於南洋研究的歷史讀物。是認識二戰前馬來亞與沙巴、砂拉越的好材料。
[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3:10pm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第一章·中國人移居南洋:在我們生活的地球上,從北極圈的阿拉斯加到南美的阿根廷,從歐洲平原到美國的內陸腹地,到處都可以見到華人的蹤影。

有一句相當流行的話“海水到處,就有華人”,生動地反映了這個現實。

海外華人的總人數多達二三千萬,他們分屬不同的國家,能熟練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國的語言,但許多人還能講華語(中國的普通話)和中國的一些方言,還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習俗,並且有眾多的親朋是中國人。有些華人經濟實力雄厚,有的在科學教育領域嶄露頭角。

他們的成就,他們的傳統美德,博得了世人的贊羨。他們的今天,已廣為人們所熟知;相對來說,他們的過去,人們就不都那麽清楚了。各國華人的祖籍國是中國。他們自己,或者是他們的先輩,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從中國故土起程,循著不同的路線,以不同的方式,年復一年,歷盡艱辛,散佈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有相同的辛酸血淚、不同的奮鬥歷程。有一位華人作家這樣寫道:“……感謝我們的祖先,沒有他們當年的刻苦耐勞,就沒有今日的繁榮美麗。每一塊磚瓦,每一根木頭,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
 


南洋,即東南亞地區。這個地區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地理條件優越,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海上交通必經之地,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受兩國的影響很深。中國和南洋的友好關係與和平交往可以上溯到久遠的古代。

伴隨這種聯系和交往,中國人開始踏上去南洋的道路,並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來。定居在外國的中國公民,就是華僑。不過,“華僑”一詞是19世紀末才出現的,在中國古書中,華僑被稱作“唐人”、“北人”等等。在歷史上,南洋是華僑聚居的地區。這本小書要講的是南洋華僑的歷史和故事。


第一節古代華僑移居南洋

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100年間,中國人,主要是東南沿海省份的勞動人民,大規模出國謀生,每年平均在10萬人以上,累計出國人次超過1000萬人,足跡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處,便有華僑”的格局。

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大量移居國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由於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被破壞,大批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為尋求生路,不少人飄泊異鄉。

第二,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了掠奪東南亞和其他殖民地的資源,加快了對這些地方的開發。特別是19世紀後期,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開始了向落後國家進行資本輸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特別需要來自中國的勞動力。在殖民主義者眼中,中國人不僅是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懇的民族”,有較高的勞動技藝,這是礦山開采、園丘種植、公共設施的修築中不可缺乏的。

因此,他們大批招誘中國人出國。此外,華僑的大規模出國,和清政府政策的改變也有很大的關係。清初承襲明朝的“海禁”政策,將出國視為大逆不道,一律禁絕,如有私出,要治殺頭之罪。鴉片戰爭後,隨著《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被迫廢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掠奪勞動力合法化,這也是形成華僑大規模出國的重要原因。

 

華僑在這一時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分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過“契約華工”的方式出國的。 

“契約華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華僑“自願”通過簽訂契約,應招到外國去做工。其實華工的“契約”是在暴力、誘逼下簽訂的,幾乎和賣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約華工”叫“苦力”(coolie)的,它源出於印地語。

還有一種更普通的叫法是“豬仔”,說明“契約華工”在殖民主義者眼中與牲畜無異。“契約華工”在鴉片戰爭前已經出現,但規模小,影響不大。大規模的“契約華工”出國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期才結束。(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延續閱讀 》《愛墾·鄉頻道》濱雪鄉鎮。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1:19am

(上續)“契約華工”的買賣(“苦力貿易”、“賣豬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進行的。它大致的過程是這樣的:

1.“招工”。南洋各地的種植園主和礦場主將自己所需的華工人數及條件列出,交到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洋行,由他們代招。洋行再轉由專事人口販賣的“豬仔館”去操辦。“豬仔館”付款給人口販子即“豬仔頭”,由他們到各處去“招”人。

所謂“招”其實是采取欺騙或擄掠等手段,將壯勞力拉進“豬仔館”。常見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語誘拐被招募的對象,如說出洋做工可以賺大錢,勾引那些赤貧的人們上鉤。為湊足所需人數,在誘拐不成時,不惜采取野蠻的綁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襲擊,將人劫走。

“豬仔”一進入“豬仔館”就失去了自由。這種掛著“招工”牌子的“豬仔館”,在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均設有,其中以澳門最多。1855年,清末著名學者容閎曾親眼看見“豬仔館”的“無數華工以辮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

這種“奴隸牛馬之慘狀”使他感到鼻酸。在這種暗無天日的“豬仔館”囚禁的華工在登輪出洋前,還要受到雇工單位及當地官吏的盤查,供詞先由“豬仔頭”口授,要說外出做工是出自“自願”,否則就押回去吊打一頓,直至說出“自願出洋”而被記錄在案為止。

“契約”是洋文的,主要內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於“自願”,並規定了做工年限、地點、工資等等。豬仔大部分是文盲,當然也認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擺佈,在“契約”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約合同一經簽立,領得一點“安家費”後,就“已為砧上之肉,釜中之魚,欲炙炙之,欲烹烹之”(《鄭觀應集》上冊12頁)。下一步便是苦難的海上航程了。

 

2.“浮動地獄”。運載“豬仔”的客船多是幾百噸到一千噸的帆船,設備簡陋,飲水不足,航速很低。由於販運“豬仔”十分有利可圖,船主為攫取暴利往往超額濫載。“豬仔”登船後即監禁於艙門緊閉的船艙里,形同囚徒。他們被鎖在隔成幾層的底艙里,非常擁擠,白天只能肩挨著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氣混濁,衛生條件惡劣,致使疾病滋生。“豬仔”們稍有不順,即遭鞭笞。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們要忍受著肉體上病、餓、渴、悶、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達20%—30%

在這海上的“浮動地獄”中忍無可忍的“豬仔”們常常被迫奮起反抗。他們殺死可憎的人口販子、船長和水手。如果反抗失敗,就寧可投海自盡而不屈服。“浮動地獄”的幸存者到達目的地後就被送進“新客館”等待出售。

 

3.“苦難歲月”。運到南洋的“豬仔”,主要以新加坡為集散地,那時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館”。館中設有一排圓木大柵欄,用來禁閉新到的“豬仔”。而且還有武裝的會黨人物防守,嚴防“豬仔”逃脫。從這里“豬仔”陸續被賣往東南亞各地的礦場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種植園,在這些地方,“豬仔”的命運是十分悲慘的。

一名“豬仔”,從招募至運達南洋,盤纏食宿費用約五六十元,售價二三百元。根據契約合同,每月工資五元,期限三年,工資共180元,但經層層抽剝,“豬仔”本人所得不過幾十元而已。如果無其他嗜好,三年約滿,可以恢復自由。但是在種植園內,往往有煙、酒、賭博引誘,稍有沾染,就需欠債,到時只能繼續當“豬仔”以抵債。

“豬仔”們還會遇到生命危險。在印尼的勿里洞島礦區,勞動條件極為艱苦和惡劣。如挑錫泥,華工要踩著狹窄的木板從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錫泥挑上來,每擔有百多斤重,勞動強度極大,許多人因體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墜湖底。正像廣東客家山歌唱的那樣:“挑等(著)錫泥過浮橋,千轉(回)過得千轉好,一轉失腳命會無。”熬過了苦難的“豬仔”生涯,許多人獲得了人身自由,雖然心懷家鄉,總想攢夠了錢,落葉歸根,回歸祖國,但實際上能實現願望的人並不多,更多的是終生留在南洋。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在異國他鄉辛勤勞動、生息、發展。

 

契約華工制度從19世紀中期起盛行至20世紀初期才結束。這是華僑史上血淚斑斑的一頁。

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人大批出國到南洋,主要目的是外出謀生,他們絕不是去征服和掠奪的殖民主義者。他們來自一個有優秀文化傳統的國度,刻苦堅毅,有很好的生產技術,在遠離家鄉的新天地里,他們憑著自己的勞動和智慧,譜寫出有血有肉的歷史篇章。


第二節·豬仔華工

中國人是在公元7世紀即唐朝時開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鼎盛的朝代,對外貿易、航海事業都很發達。這時期就有些中國人旅居海外,從事商貿和宗教活動。唐朝的高僧義凈,公元671年從廣州出發去印度研究佛經,歸途中,兩度在蘇門答臘島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後共十二三年。

有學者認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亞華僑之一。公元10世紀時,阿拉伯人馬素提在《黃金牧地》一書中,記述了公元943年他經過蘇門答臘時,看見許多中國人在該島上從事種植業。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國人最多,他們是在黃巢起義(9世紀末)失敗後避居在這里的。這說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華僑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時,華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由於唐朝強大,經濟文化影響遍於四鄰各國,國際威望很高,因此華僑總豪邁地自稱為“唐人”,稱祖國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稱為“唐人街”。

華人大批出國,並且在某些國家開始形成華僑社區是在宋朝。這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關。公元10世紀,宋朝建立,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宋朝的手工業、商業興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為發達。發展和南洋各國的貿易往來,成為國家的財源之一。

這些,為中國人去南洋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當時華僑下南洋,乘的是風帆,要依靠季候風向,有些人錯過返航的季風,只好在當地住下來,待次年再北返。後來隨著貿易的發展,為便於商品交易,漸漸有中國人居住下來,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顯然,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華僑。據中國史書記載,中國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羅洲等地頗受禮遇,他們和當地人民的關係融洽友好。
(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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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2:25am

(續上)元明兩朝(公元1271—164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時期發達,這樣,移居南洋的中國人就更多了。14世紀時,印度洋的航運權幾乎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間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鄭和率領著當時舉世無雙的艦隊,訪問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14個是在南洋。

鄭和的遠航,增進了中國和南洋諸國之間的了解和聯系,維護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為華僑的出國和他們在南洋的經濟活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華僑在元明時期已廣泛分佈到南洋各地。他們開發僑居地,並形成了華僑的“新村”。

在爪哇的麻喏巴歇(Majapahit)帝國有幾處要地都有這樣的“新村”,人數相當可觀,多的達到1000多戶,大部分來自廣東、福建南部沿海地區。其他如菲律賓、暹羅、馬來亞均有類似的情況。

據傳說,鄭和的船隊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陸,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個巖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這里休養、墾殖,使這個地區逐漸繁榮起來,成了一座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的城市,叫三寶壟(Semarang)。這傳說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寶壟,最早是中國人開發的。這一時期,有許多華僑與南洋各國的當地民族雜居、通婚,並開始同他們融合起來。

16世紀中葉的明朝中期到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300年間,南洋華僑人數急劇增加,活動的區域更為擴大。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剝削和壓迫日益加重,閩粵兩省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紛紛冒險出洋,尋求活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閩粵兩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經商而不回來的人也多起來了。明清兩朝交替之際,政治動亂,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


這是中國人較大批出國的原因。從南洋各國的情況看,16世紀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這一地區,到19世紀末,除暹羅外,整個南洋地區,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為掠奪東方的財富,西方殖民主義者需要大批廉價而又有較高技能的中國勞動者。因此,他們采取各種手段將中國東南沿海的青壯年誘引到南洋去當華工。

這樣,華僑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難者外,華工的人數越來越多。到鴉片戰爭前夕,南洋華僑的人數已接近100萬,分佈更為廣泛,出現了更多的華僑聚居區。如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新加坡、馬尼拉等城市,華僑都在萬人以上,他們在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鴉片戰爭前長達1000餘年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人不斷移居南洋,最後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濃郁的中國南方特色的華僑社會。華僑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乎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兩個方面。

商人到南洋經商而定居,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為謀求活路而遠走他鄉,這些都可看作是經濟原因造成的。國內發生政治動亂,為躲避戰亂、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為長期僑居在外的中國人,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華僑出國達到高潮,那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第二章·鄭和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的史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鄭和(公元1371—1435年),雲南昆明人,是一名穆斯林,同時又是一名佛教徒,明朝初年入宮做太監,曾升任內官監太監。這位具有伊斯蘭和佛教兩種教徒身分的太監,在明朝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28年間,先後七次奉命率領強大的艦隊出使“西洋”。他訪問了30多個國家,其中有14國是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航海史上規模空前的航行,它比哥倫佈的航行早半個世紀,規模也大得多。鄭和出訪的目的,眾說紛紜,但主要是兩點,即“通西南海道朝貢”發展互惠的海外貿易關係,以及“宣德化而柔遠人”,即同各國建立友好的政治關係。他所擔負的是和平的使命,因而所到之處均得到熱烈的歡迎,鄭和的名字,連同他的業績,至今仍在一些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被廣為傳頌。鄭和的航行對東南亞華僑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


鄭和出航時,東南亞華僑人數已經達到一定規模,出現了聚族而居的僑居點。如爪哇島有一個叫杜板的地方,大約有千戶華僑聚居,離此不遠的革兒昔(錦石),原是不毛的荒灘,由於中國人的留居,而成為千戶人家的“新村”,“各處番人多到此買賣”。

在蘇門答臘島的渤淋邦(今巨港),居住著許多閩粵籍華僑,且皈依了伊斯蘭教。對上述僑情,在鄭和的一些隨員所作的文字記錄中有相當詳細的反映。這些華僑在國外僑居了很長的時間,由於明朝初年就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絕百姓出國和從事海外貿易,迫使華僑有國不敢回,怕回去後被懲處。

後來,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皇帝敕令“大赦”華僑,招引他們“還鄉復業”、“永為良民”。但海禁政策畢竟已經實行了幾十年,不少人已在僑居地立足,對“海禁”仍有餘悸,因而願意回國的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下,華僑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有一定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社會上層人物。鄭和一行在接觸華僑社會的時候,也曾和這類人物打過交道,陳祖義和施進卿就是其中的代表。(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43pm

(續上)陳祖義是廣東人,全家逃到蘇門答臘島南部舊港(巨港),糾集海盜自封為首領,為人豪橫霸道,專事劫掠過往商人財物。陳祖義一夥的海盜行徑影響了舊港一帶的海上貿易,很多商船視航行巨港為畏途,致使這個港口城市日益衰落。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曾抵舊港,詔諭陳祖義。陳祖義耍兩面手法,一方面詐降鄭和,同時又陰謀對鄭和的船隊進行襲擊。陰謀敗露,鄭和先發制人,鎮壓了陳祖義海盜集團,殺死5000餘人,焚燒船隻10艘,陳祖義本人被俘虜,押回南京處決。之後,鄭和扶持了施進卿為當地“中國人封祖”,授予“宣慰使”的官銜。

施進卿告發陳祖義,並幫助鄭和剿滅陳祖義,又是爪哇滿者伯夷國王派往舊港的一位大臣,他似乎是一身而二任,“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1421年施進卿逝世後發生了權力爭奪,鄭和曾於1424年專程去舊港解決紛爭。鄭和鎮壓陳祖義集團之舉,保障了海路的暢通,有利於東南亞海上貿易事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又扶持他人為華僑領袖,也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組織的完善。


鄭和對伊斯蘭教在印尼的傳播也有很大的貢獻。


13世紀以前,印尼是佛教和印度教占統治地位的國家,13—15世紀是伊斯蘭教傳入印尼並最終取代佛教、印度教的歷史時期。伊斯蘭教通過印度商人傳入蘇門答臘島,它的傳播與商貿活動息息相關,是商業經濟發展的產物,標誌著印尼社會歷史的一大進步。

伊斯蘭教從蘇門答臘島傳播到爪哇島,大約是從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時期才開始的,鄭和可能是第一位訪問爪哇島的有地位的穆斯林。鄭和下西洋後,在蘇門答臘島南部、在爪哇島都先後出現了華僑伊斯蘭教徒社區,“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還建立了清真寺,出現華僑宗教領袖。

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留下了許多和華僑社會緊密關聯的歷史遺跡。最著名的是印尼的三寶壟(Semarang)市。

三寶壟市是印尼中爪哇省的省會,爪哇島北海岸的三大海港城市之一。三寶壟市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依據有關資料,學術界有一種看法:即1416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在今天三寶壟市西南郊塞蒙安河河口登陸,華僑最初也定居在這塊叫葛堂巴都(意為“石室”)的河口,他們稱它為三保洞。

在三保洞周圍,華僑開始了墾殖和商業活動。大約在17世紀初,由於荷蘭殖民主義者的脅迫,華僑被迫從三保洞遷入今日的三寶壟市區。當時這里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野和沼澤,華僑遷入後,在荷蘭殖民當局指定的地區蓋起了簡易的竹屋,他們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建立和發展了互通有無的貿易關係,繁榮的港口城市三寶壟市就在這塊沼澤地建立起來。

為了紀念鄭和的業績和感謝他保佑三寶壟市居民安居樂業,華僑在三保洞口建立了三保公廟。最早的廟,大約只在洞穴里供了鄭和的雕像,別無其他。後來,洞穴在一次暴雨中塌陷了,一對正在洞中膜拜的新婚夫婦不幸遇難。真正的廟是1724年才集資修建的。三保公廟香火鼎盛,每年的陰歷六月二十九日要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把鄭和從洞中迎到三寶壟市內的大覺寺“赴宴”,宴畢,他老人家又在喧天的鑼鼓和競舞的龍獅中回到洞內。送迎隊伍所經之處,洋溢著喜慶的氣氛。


馬六甲地處交通要沖,是馬六甲海峽的咽喉。鄭和七次下西洋都經過這里,並且將其作為遠航的中轉站。在這里設立貨物、錢糧倉庫,並且圍上排柵,設四門並各有鼓樓,晚上還有巡邏,儼然是一座小城。

在今天馬六甲市的東北面有著名的三保山(“中國山”),是華僑的墓地。這座實為丘陵的小山,有許多紀念鄭和的古跡:三保廟、三保井、三保坡、三保街和明末清初華僑古墓。

相傳鄭和的艦隊到馬六甲就在這座山上駐軍,設立官署。山下的三保廟供著一尊全付戎裝的鄭和像,此廟是當地居民為紀念鄭和的功績而興建的。十分有趣的是,這個鄭和是“雪髯童顏”,太監竟也長出了花白大鬍子。

鄭和之所以被塑成這麽一個近乎荒唐的形象,是人們崇敬他的心理反映。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經驗豐富但又是青春永駐的神化人物。三保廟的後山,有三保坡,是當年鄭和經常駐足遠望的山坡。三保廟旁有一口井,馬來人稱之為“王爺水井”,華僑則稱之為“三保井”,是鄭和的部下為取飲用水而挖掘的,傳說喝過這井水的人,就會念念不忘馬六甲。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東南亞華僑中,鄭和如同在祖國一樣,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在東南亞,有關他的傳說,神話色彩更濃厚些,人們以這種方式表達對他的崇敬與愛戴之情。


第三章·泰國的鄭王大帝

暹羅(1939年以前,泰國國名為暹羅)是中國的近鄰,在歷史上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密切,移居那里的華僑也不少。17世紀末,在暹羅的首都大城的東北方就有一個中國人的“特別居留區”,估計有3000人。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38pm

18世紀以後,中暹之間貿易更為頻繁,每年從中國東南沿海開往暹羅的商船有五六十艘,隨船移居的華僑很多。也有的華僑是從雲南邊境移入暹羅北部地區的。他們在暹羅定居、謀生,傳播中國的先進文化,並逐漸同化於當地。有的人還擔任了政府官吏。

明朝時,暹羅派往中國的使節,有幾位是華僑。18世紀中期,暹羅遭到緬甸的入侵,在1765—1767年的大城保衛戰中,華僑踴躍參加,還湧現了一位有中國血統的民族英雄鄭信。在擊退侵略者,恢復了暹羅的獨立後,他建立了吞武里王朝(Thonburi Kingdom, 1767 to 1782)


大城保衛戰是這樣發生的。暹羅和緬甸是毗鄰,歷史上曾多次發生戰爭。18世紀中期,統治暹羅的是大城王朝(阿瑜陀耶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不已,力量衰弱。而國力相對強大起來的緬甸乘機加緊了對暹羅的侵略。

1760年,一支包括步兵、騎兵、象隊和外國雇傭兵在內,人數多達六萬人的緬甸軍隊攻入暹羅,包圍了首都。後來雖因其發生內訌而退出,但緬甸亡暹之心始終不死。1764年,緬甸又再次進犯,王城被圍困達14個月之久。

當時約有6000名華僑分散在城內各要塞抵抗緬軍。在位的暹王昏憒無能,176747日,王城被緬軍攻陷。入城的緬軍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燒殺擄掠,這個有400多年歷史的都城變成了一個廢墟,大城王朝覆滅。

此時的暹羅陷於群龍無首、全國大亂的無政府狀態中。地方分裂勢力紛紛據地自立山頭,暹羅面臨著亡國和分裂的危險。進行驅緬復國鬥爭、拯救暹羅的領袖是鄭信。

鄭信,或稱鄭昭,披耶達信(P’yaTaksin)。“昭”在泰語中是“王”的意思。由於鄭信曾任達(Tak)城的軍政長官,封爵為“披耶”,因此人們習慣稱他為披耶達信。鄭信1734年在暹羅出生,祖籍廣東澄海。

他父親叫鄭鏞,在清朝雍正年間到暹羅謀生,漸漸成為巨富,並擔任官職。鄭鏞娶暹羅婦女為妻,生下了鄭信。鄭信出世後不久,父親便逝世了,他被當時暹羅的財政大臣昭披耶卻克里收養,接受貴族子弟的傳統教育。

鄭信在青少年時代就擔任宮廷侍衛,後來擔任達城的軍政長官,並獲封爵。達城是緬甸通往暹羅的要隘,守住它才能保住首都大城,鄭信在這里銳意進行軍事設施的建設。因此,當緬軍入侵時,在達城曾受到暹軍的抗擊,被迫繞道進攻大城。

1766年大城被圍困,鄭信奉命守城。大城陷落前,鄭信率精兵500名,從城東南突圍。緬軍立即派出一支2000人的隊伍隨後追擊。鄭信手持長刀,率部返身迎戰。他身先士卒,同追兵交鋒,士兵大受鼓舞,結果以少勝多,打退了追擊的敵人。

戰鬥的勝利,鼓舞了暹軍的鬥誌,也使鄭信威震四方。鄭信率部且戰且撤,最後來到了接近東部海灣的尖竹汶府。這里不僅近海,而且糧草充足,於是便以這一帶為抗緬復國的基地。在這里,他一面修造戰船,一面挖溝築壘,招兵買馬,號召四方。集中到他麾下的大多數是華僑子弟。

176710月,鄭信率一支擁有100艘戰船的萬人大軍,溯湄公河而上,揭開了抗緬復國戰爭的序幕。11月初,攻下了吞武里城,接著揮師直迫大城。緬軍雖負隅頑抗,但阻擋不住鄭信的迅猛進攻,只能獻城投降。大城的光復,宣告了復國戰爭的勝利。

國家光復後,鄭信首先做了安撫人心的事。他救濟流離失所的百姓,並找到暹王的遺骸,舉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儀式。鑒於經過緬軍浩劫的大城已成廢墟,重建不易,而且從地理位置上看,它易受緬軍襲擊,加之它離海較遠,不利於外貿和交通運輸,因此鄭信決定遷都吞武里城(ThonBuri)。由於鄭信在短短幾個月內完成了驅逐侵略者、恢復暹羅獨立的功業,因此被擁戴為國王。17671228日登基,由於建都吞武里城,歷史上就稱之為吞武里王朝。

新王朝建立之初,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國家四分五裂,群雄割據;經濟雕敝,民不聊生;緬甸的威脅仍存在。因此鄭信登上王位後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做統一國家、鞏固政權的工作。他在位雖僅14年,但卻為國家做了很多的工作。

削平地方割據勢力,實現暹羅的統一。當時較大的割據勢力有這麽幾支:北部彭世洛府的鑾(Ruang)太守和統治難府、帕府的僧王;南部六坤城的“穆錫卡王”;東部披邁城,原暹王之子也在那里割據稱霸。

分裂割據不利於人民的生活和商業貿易的發展,因此恢復國家統一,就成為人民的迫切願望。鄭信順應民心,先解決了彭世洛府鑾太守這股最大的割據勢力,起到了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爾後,分兵兩路指向東部的披邁城,並很快消滅了原暹王子的勢力。

他組織了5000人由陸路南征六坤,自己率水軍前去助陣。雖然經過一番波折,但最終還是降服了那里的“穆錫卡王”。這樣,整個暹羅就只剩下北部的僧王了。鄭信派500人的隊伍由陸路出發,自己率12000名水軍從水路開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擊潰了這一股割據勢力。鄭信用了三年的時間,消滅了四股主要的割據勢力後,暹羅國內基本實現統一。177011月,鄭信在彭世洛城舉行了三天的慶典,慶祝國家的重新統一。
(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0:21pm

(續上)恢復經濟重建家園。連年的戰亂,暹羅的社會經濟遭到很大的破壞。有一部歷史著作這樣描述當時的社會情景:“舉目望去,被饑餓、疾病、兵燹所害死的人不計其數,屍骸遍野。茍活的人面黃饑瘦,形同餓鬼。”

鄭信決心恢復暹羅的繁榮。為解決糧食問題,他不惜高價向外商買糧,以賑濟災民。人口劇減,勞動力奇缺,這是當時社會的另一大問題。鄭信采取發放糧食、衣物等辦法,招獎逃匿山林的流民,促使他們重返家園,從事生產。

他還特別注意通過發展商貿來刺激經濟的發展,采取多種措施招徠外商。此時,大批中國商人和勞動者進入暹羅,他們除從事中暹貿易外,也活躍在暹羅的商業流通領域,促進了暹羅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吞武里王朝時期,華僑和暹羅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


鞏固國防,維護民族獨立。暹羅的復國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緬甸的威脅並沒有解除,暹緬雙方劍拔弩張,關係緊張。吞武里王朝的建立,對緬甸侵略勢力是一個打擊,因此它總想通過用兵,再次占領暹羅這塊肥地。在吞武里王朝統治的十幾年里,兩國一共發生九次大規模的戰爭。暹軍不但屢屢打敗來犯的緬軍,而且主動出擊,奪回了被緬甸長期占領的北方重鎮清邁。戰爭最後以暹羅的勝利而告終。鄭信還對外征戰,擴展疆土,控制了老撾、柬埔寨,將暹羅的幅員擴大到印度支那半島的廣大地區。

178246日,鄭信死於一場內亂,終年48歲。繼吞武里王朝而起的是今日泰國的曼谷王朝。


鄭信對泰國國家和民族所作的貢獻,博得了人們對他的敬仰,他一直被泰國人民當作民族英雄來贊頌。1950年,泰國政府撥款在吞武里建立鄭信紀念像。1954年落成的鑄像,其碑鐫刻著:“此碑為紀念鄭王大帝和增進他的榮譽而建,他是泰國的好男兒。生於佛曆2277年(公元1734年),卒於佛曆2325年(公元1782年)。

泰國政府和人民於佛曆2497年(公元1954年)4月17日敬立此碑,以便提醒泰國人民牢記他抵禦外敵,恢復泰國獨立和自由的恩德。”泰國國王親自為紀念碑的落成剪彩。1955年發行了一套三枚鄭信雕像紀念郵票。1982年建成橫跨湄南河的最長公路橋就被命名為達信大帝橋。泰國政府還在1955年規定,鄭信登基的1228日為“鄭王節”,每年的這天都要在雕像前舉行紀念活動。


加里曼丹島,是世界第三大島,毗鄰中國的南沙群島。全島約有2/3地區是在印尼版圖內,該島的北部地區則分別是馬來西亞和文萊達魯薩蘭國的領土。加里曼丹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隔海相望,舟楫便利,很早就和中國有往來。這個大島,地廣人稀,資源豐富,18世紀以後就有成批的中國人移居這里。他們在熱帶的茫茫林海中披荊斬棘,辟出了良田,開挖了礦井,給大地帶來了生機與活力。

這里要講兩位傑出的開拓者的故事。一位是在西加里曼丹(今印尼境內)建立“蘭芳公司”被稱為“大唐總長”的羅芳伯(公元1738—1795年),另一位是率眾在北加里曼丹的沙撈越拓荒並被稱為“新福州港主”的黃乃裳(公元1849—1924年)


第一節“大唐總長”羅芳伯

18世紀中葉以後,廣東省梅州、汕頭一帶的中國人開始成批移入西加里曼丹,並逐漸在那里形成較大的華僑社區。西加里曼丹盛產金礦和鉆石,礦區集中在三發(Sambas)坤甸(Pon-tianak)一帶,華僑的到來,使金礦的開采業迅速發展起來。

三發蘇丹(土王)素知華僑的生產技術和優良品德,因此主動招請華僑到那里去采礦。大約從1750年起,華僑便成為這一地區金礦的主要開采者。蘇丹將礦場以租讓的方式交由華僑經營,華僑則多以同鄉同宗關係,建立起名為“公司”的集體組織來承租。

“公司”是一種獨立經營礦業的經濟組織。“公司”成員共同承擔開采任務,共同養豬、種菜和冶制工具,年終時均分采出的金沙。“公司”各有自己的頭領人物。由於金礦開采成績喜人,華僑就不斷到來,每年入境多達3000人。他們散居在各礦場,華僑“公司”也越辦越多,羅芳伯領導的“蘭芳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羅芳伯是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家庭貧窮,為人豪俠,念過書,也習過武,是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他深感農村無用武之地,難於施展自己不平凡的抱負,因此想浮海遠航,到海外一展身手,幹出一番事業來。他選擇了西加里曼丹作為目的地,當時傳說那里是黃金遍地,洗一雙草鞋就能撈到半個金盾,這對羅芳伯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

而且在那里有許多和他一樣講客家方言的同鄉。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34歲的羅芳伯和十幾位親朋結伴,登上遠航的帆船,在南中國海中漂泊了40多天,到了坤甸。開始時,他以采金和教書為業,頗得華僑敬重。


當時在西加里曼丹從事金礦開采業的華僑約有一二萬人,已建立了14個“公司”。初來乍到的羅芳伯,很難在市鎮里找到立足之地。於是他邀集了百名志同道合者,進入內地采礦。

1774年,羅芳伯在東萬律(Mandor)著手創建蘭芳公司。他采取聯合、合並等辦法,將周圍的許多公司納入蘭芳公司中。這樣,蘭芳公司就發展為以東萬律為中心,轄有南北數十里產金地的大“公司”,人口約兩萬。羅芳伯是“公司”的總負責人,稱為“大唐總長”、“大哥”,另設副頭人、尾哥和老大三個職位作為他的副手。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9:41pm

“公司”規定,所有男性青年都有選舉權,在一切重大的事情上,“公司”的首領得征求所屬各區代表的意見。蘇丹管不到蘭芳公司的轄地,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勢力也還深入不到這個地區。因此華僑得以在自己的社區內部實行自治,推行中國農民樸素的民主主義。在“公司”內部,由於羅芳伯實行嚴厲的法制,因而社會秩序井然。

“公司”注重華僑教育,還建立武裝,形成了一個相當完善的具有自治性質的組織。1772—1794年間,羅芳伯還應坤甸王國蘇丹的請求,派兵幫助他平定內部騷亂,恢復了當地的平靜。羅芳伯在他所作的《遣懷詩》里曾這樣詠及這段經歷:“平蠻蕩寇經三載,辟土開疆已兩回”。騷亂的平定,提高了羅芳伯和“蘭芳公司”的威望,也使蘭芳公司的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蘭芳公司和西加里曼丹的其他華僑“公司”一道,開采金礦,促進當地商業和外貿的繁榮,還在原始叢林中開辟了四通八達的道路,整理和修建了港灣和河道,建設了市鎮。還因為進出口貿易的興起而大大刺激了當地造船業的發展。華僑還帶去了牲畜,為當地的畜牧業奠定了基礎。華僑的“公司”開辟了稻田,使西加里曼丹成為全島唯一種植水稻的地區。

1795年,領導蘭芳公司近20年的羅芳伯不幸逝世,年僅58歲。羅芳伯死後,蘭芳公司還存在了90年左右。19世紀初,荷蘭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西加里曼丹。他們除了征服各蘇丹王國外,也企圖消滅那里的華僑“公司”。他們施展各種陰謀詭計,威逼利誘,終於用武力在1884年消滅了蘭芳公司。

蘭芳公司和其他“公司”在19世紀中期以後相繼被消滅。它帶來的後果是什麽呢?一位西方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說:“這一地方便完全荒廢,不但采金地帶居民絕跡,其他地區也是如此”,“金礦衰落的結果,農業、商業和工業均隨之而凋萎”。影響所及,當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大受影響,如達雅克族的人口竟在50年內減少了2/5

不過,無論如何,由於蘭芳公司等華僑“公司”的努力,西加里曼丹終於被開發了。西加里曼丹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要高於南加里曼丹,這是和羅芳伯生活的時代華僑的辛勤開拓分不開的。羅芳伯作為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受到人們的尊敬,1937年在坤甸為他建立了紀念廳。戰前,每逢他的誕辰,都要舉行祭祀活動。他是南洋華僑歷史上一位有影響的人物。

註釋:①Dayaks,加里曼丹內地山區的一支民族。


第二節“新福州港主”黃乃裳


黃乃裳,是福建閩清人,1849年生於一個世代農民家庭。他大約於1900—1904年間率眾到沙撈越墾荒。在出國前,他還有一段值得一說的經歷。

由於家貧,黃乃裳童年時代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隨著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基督教也傳到了黃乃裳的家鄉。1866年,18歲的黃乃裳,皈依了基督教。在教會里,黃乃裳除了誦讀聖經外,還勤奮地學習英文和文化科學知識,初步接觸了西方文明,了解了哥倫佈、華盛頓的事跡,萌發了中國要“步美國後塵”、“以共和致強與富”的思想。

1876年,27歲的黃乃裳半途出家,立志學習八股文。他這麽做是為了“讀書博科名”,走科舉當官的道路。他在第二年成了秀才,後來在鄉試中又中了舉人。1897年,黃乃裳到北京參加會試,被選為拔貢。應該說,這時期的黃乃裳在讀書當官的道路上,是頗為得志的。但黃乃裳卻陷入痛苦之中。

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簽訂了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而黃乃裳的弟弟黃乃模是“致遠號”軍艦的副管帶,在甲午海戰中和正管帶鄧世昌一道壯烈殉國。國難家憂,黃乃裳悲憤到了極點。在北京期間,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正在展開,年輕的黃乃裳滿腔熱情地投身於戊戌變法,他奔走於維新運動代表人物之間,自己曾先後八次上書光緒皇帝,獻改良之策。

然而,戊戌變法只持續了103天就失敗了,黃乃裳被列進慈禧太後要拘捕的200名維新分子的黑名單中的第11名,處境很艱危。他悲嘆:“嗚呼,三十年之熱腸渴望,一旦飄蕩於罡風。”在朋友的幫助下,黃乃裳逃回福建,為避開慈禧太後的淫威,也為了給貧苦的鄉親找到一條活路,他決定“下南洋”去。

1899年,他到達新加坡,住在女婿林文慶家里。第二年,他遍歷南洋的英、荷殖民地,進行考察,物色墾殖場,但條件均不理想。最後他到了沙撈越,對位於拉讓江畔的詩巫(Sibu)地區進行了13天的實地考察,發現這里叢林蔚茂、平原廣闊、人煙稀少、土質膏沃,並且有灌溉舟楫的便利,很適於墾殖,於是便選定這里為墾場場址。

19005月,黃乃裳與沙撈越王(英國殖民主義者)查爾斯·佈魯克二世簽訂了農墾條約17條,墾場命名為“新福州開墾公司”,詩巫也改名叫“新福州”。墾約規定:沙撈越英政府貸款給中國移民,貸款在六年內償還;沙英政府準許移民在詩巫拉讓江兩岸墾種,每一成年人三英畝,20年內免稅,期滿後,一英畝年納稅一角;政府如果要征用移民耕地,必須按地價收購,以補償損失。

墾約還規定,中國移民有相當的自治權。墾約第13條寫明:“不准任何人在墾場內開賭”,“至於鴉片,不準外人在墾場內售賣”。這一條款打破了一個惡例:歷來南洋地區的大墾場主都必然在墾場內開賭場,包賣煙、酒,牟取不義之財。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1, 2022 at 10:31pm

墾約簽訂之後,黃乃裳就動身回國招工。三年之內,他從鄰近福州的侯官、閩清、古田、永泰等縣招募了1100多人,先後分三批到達詩巫。

萬事起頭難。開始時,移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勞動條件也非常惡劣。他們使用從中國帶來的犁、耙等農具,冒著熱帶雨林濕熱的瘴氣,驅趕出沒無忌的毒蛇猛獸,墾荒種植,種上了蔬菜、番薯、木薯、玉米、芋瓜等速生作物,後來還種上了稻谷並獲得了豐收。他們居住的是十分簡陋的“亞答厝〔cuo錯〕”,即用“亞答”葉鋪蓋成的簡易草房,睡的是“大統鋪”式的連床,炊具簡單,甚至有兩三家合用一釜的。由於水土不服,生活艱苦,不少墾農患病或死亡。當時在墾場里流行著“今天去埋人,明天給人埋”這樣的話,其艱苦狀況可見一斑。作為墾場主持人(俗稱“港主”)的黃乃裳日子也很不好過。他說自己“冒險艱、糜〔mi迷〕金錢、竭心力,任勞怨”,“食與共席,睡與同榻”,備嘗艱辛。由於積勞成疾,胃病加劇,1903年他甚至感到自己已不能久於人世,竟寫下了自挽聯:“平生所願事多違,差幸聞道壯年,天若有心,期盡藐躬分內事;故土每愁人太滿,遠辟殖民小局,我雖撒手,仍留餘地後來人。”幸兩個月後痊愈。

在黃乃裳的組織、帶領下,1000多名中國墾農,經過三四年的艱苦努力,將昔日荒蕪的詩巫拓展成了初具規模的“新福州”墾場。墾場除種植糧食外,還發展了胡椒、橡膠等經濟作物。在這個新墾場里,學校、教堂、醫療機構也辦起來了。

當時的地方官員、報章對“新福州”和中國墾農的業績有很高的評價。他們說,中國人“具有清醒頭腦、勤力、守法、成家立業之精神”。新福州墾場“其田園皆井井有條,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於世之中華農民之手”。這些評價是很符合實際的。

正當墾場建設初具規模,各業漸次發展時,黃乃裳卻在1904年6月悄然離去,並且再也沒有回過傾注了他心血的“新福州”。他的離去頗為蹊蹺〔qiqiao七敲〕,主要原因是他碰到實在無法克服的困難。比如他在堅持墾約第13條禁售鴉片的規定和英殖民主義者發生了沖突,後者為增加收入,一再施加壓力要在場內出售鴉片,而黃乃裳則硬頂著。此外,“新福州”的1000多名墾農的一切費用都是以黃乃裳的名義借來的,以至他債臺高築,在幾年里他總共虧蝕了四萬餘元,經濟上的拮〔jie潔〕據,使他難於維持下去。此外,這個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正蓬勃發展,而黃乃裳在戊戌變法後,在政治思想上就和康梁分道揚鑣〔biao標〕,認識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國”,他決心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黃乃裳是1924年病逝的,他生命的最後20年是和辛亥革命、興辦社會公益事業聯系在一起的,雖也吃了很多苦頭,但仍努力進取。1918年元旦,進入古稀之年的黃乃裳撰聯壽己:“問已往於世何裨,歷數二萬五千日以來,成甚事業;願以後對天無愧,不虛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餘生。”這很能表明他終生奮進的心跡。

黃乃裳的名字在馬來西亞第三省省會詩巫是為許多人熟知的,在市區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學校,還矗立著他的銅像,生活在這里的許多華人仍然講著福州方言。在他的家鄉也設有黃乃裳紀念館,以紀念他的歷史功績。

註釋:

①科舉制度中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種。拔貢經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縣或教職。

第五章新加坡歷史上的華僑“先賢”

美麗、繁榮的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的國家。新加坡人是從中國、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來移居而來的。華族,是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占新加坡人口總數的76%,它和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種族融洽共處,同心協力,將原先只是一個荒涼的小漁村的新加坡建設成為生氣勃勃的共和國。

新加坡舊稱淡馬錫(Temasik),也叫獅城(Singapura)。新加坡的近代歷史是從1819年開始的。這年的一月,英國殖民主義者萊佛士(StamfordRaffles)率眾在這里登陸。當時的新加坡是一個海盜出沒,居民只有100多人的荒涼小漁村。萊佛士之所以在這里登陸,是出自英國殖民主義政策的需要。英國為了維持自己在東南亞以及整個亞洲的商業利益、控制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馬六甲海峽,急需在馬來半島南端找到一個貿易港口。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被相中了。在新加坡的史書中,把萊佛士在新加坡的登陸,當成是這個島國的“開埠”之始。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中國人很早就到了新加坡,萊佛士登陸時,約有30名左右的華僑住在那里,他們開辟了幾處種植園,生活貧困。中國人和其他鄰國的人民較大規模的移民新加坡是“開埠”以後的事。為了開發新加坡,英殖民政府采取鼓勵外來移民,特別是中國移民移居新加坡的政策。中國的貧困、苦難,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半殖民地的悲慘境遇將許多中國人拋出國門。為了謀生,他們離鄉背井,來到新加坡。新加坡的人口在猛增,1820年底是一萬,1830年增至三萬。華僑人口增加更快,1860年時新加坡總人口是八萬,其中華僑有五萬,占總人口的63%,1901年時華僑已增至16萬多,占總人口的71.8%。應該說,今天新加坡公民中華族占大多數的格局,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形成了。

 

新加坡今日輝煌的成就,離不開早期各族移民披荊斬棘、拓荒營建。種族不同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是我的祖國”的旗幟下團結在一起。新加坡是一個重視歷史傳統的國家,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不能是一個漂浮物,隨波逐流,而要像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紮根於深土。因此他們重視自己的“根”、不忘自己的“源”。華僑在新加坡早期發展中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今天的新加坡人永遠銘記這些先輩的業績,稱他們是“先賢”,表達了緬懷與景仰之情。“先賢”的業績濃縮了華僑在新加坡歷史中的一部分貢獻。在這一篇里,我們試圖通過介紹幾位“先賢”,一展早期新加坡華僑歷史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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