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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uly 17, 2022 at 10:29am

羅芳伯·遊金山賦

蓋聞金山之勝地，時懷仰止之私衷。地雖屬蠻夷之域，界仍居南海之中。

歲值壬辰，節界應鐘。登舟自虎門而出，南征之馬首是東。攜手偕行，親朋百眾；同舟共濟，色相皆空。予自忖曰：既從虎門而出，定直達乎龍宮。無何遠望長天，覺宇宙之無盡；下臨無地，想雲路之可通。真如一葉輕飄，飛來萬里；好借孤帆逕達，乘此長風。時則從小港而入，舟人曰：金山至矣。但見滿江紅水，一帶長堤。林深樹密，渚淺波微。恍惚桃源仙洞，翻疑柳宅山居。兩岸迷離，千仞嵐光接翠；孤峰挺秀，四圍山色齊輝。幾樹斜陽，一溪秋水。兔魄初升，猿聲四起。不聞牧笛樵歌，那有高人逸士。山窮水盡，潺潺之泉酌關心；柳暗花明，喔喔之雞聲盈耳。

若夫地當熱帶，日氣薰蒸。草木曾無春夏，人事自有新舊。黃金地產，寶藏山興。欲求此中生活，須從苦里經營。雖云人力之當盡，實為造化之生成。至於名物稱呼各異，唐番應答攸殊。沙寮依然茅屋，巴歷原是金湖。或岩或山，上下設施一體；是擔是荷，往來實繁有徒。嗟嗟，早夜披星，滿眼之星霜幾易；晨昏沐浴，周身之雨汗交流。由郎蕩漾於懷中，乍分還合；刮子婆娑於水底，欲去仍留。幸黃金之獲益，羨白鏹之盈收。

予也材本鳩拙，志切鶯遷。耕辛憑舌，硯苦為田。愧乏經商資本，慚非宿學高賢。假館他邦，固既虛延歲月；奔馳道左，還期捆載凱旋。俾士作商，不憚萍蹤萬里；家貧親老，常懷客路三千。因而水繞白雲，時盼望於風晨月夕；倘得堂開畫錦，慶優遊於化日光天。噫嘻，蠻煙瘴雨，損體勞形，豈無志於定遠，又何樂乎少卿。遠適他鄉，原效陶朱之致富；登高作賦，實懷騷客之怡情。

 

乃作歌曰：巍巍獨立萬山巔，雲水蒼蒼自繞旋。如此好山如此水，蹉跎歲月亦潸然。

 

譯文：

我聽說過金山這個好地方，常常抱有羨慕的心情。它雖然是蠻夷化外之地，不過也還在我們中國南海的範圍之內。

壬辰年的十月，我從虎門登舟而出，征帆往東南方向前進。攜手同行的親朋好友有百餘人，大家同舟共濟，一切擔憂都拋到腦後去了。我暗自想到：既然是從虎門出去的，一定能夠順利地到達龍宮吧。不多久就進入了茫茫大海，遠望天空，覺得宇宙無比寬廣；一點陸地也看不到，倒有些像在通天的雲路上啊。真的像飄飛萬里的樹葉，乘著長風，直向金山。船只在一個小港靠陸，水手說：金山到了。只見滿江紅色的江水，江邊一條長堤橫臥。岸上樹林深密，河中淺水處還有一些小沙洲。恍惚間就好像是陶淵明的桃源仙境，又好像是柳宗元的山中宅院。兩岸遠處，都是直接藍天的高山，中間一座山峰挺立，群山拱護。傍晚時分，斜陽透過樹葉，照在秋天的江水之上。月亮升上時，猿聲四處響起。這里沒有什麽牧童的笛聲和樵夫的歌聲，也沒有什麽隱居的高人逸士。我們繼續往前，山窮水盡之處，聽見了潺潺的泉水之聲，柳暗花明之時，喔喔的雞鳴傳入耳中。

這個地方位於熱帶，每天都是熱氣騰騰的，花草樹木看不出春秋冬夏的區別，當然我們人類卻還像別的地方一樣有新舊的變化。這里土地中出黃金，山中還有別的礦物。想在這里生存下去，就要辛苦經營。雖然盡力就能得到收獲，實在也是上天為我們華人造就了這樣一個物華天寶的地方。這里華番雜處，各種事物的稱呼、人群間的應答很是不同：沙寮其實就是茅屋，巴歷指的就是金湖。我們在巖石上、在山上建設好各種設施，聯為一體；有的人擔，有的人提，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真是辛苦啊，天未明時人已起，星已起時人未停地努力創業，滿身汗水，早晨晚上都要不停地沖洗。轉眼之間幾年就過去了，（由郎，刮子不知何意，該聯無法翻譯）幸運的是，我們終於在淘金上獲得了收益，收入增加了很多。

我本不是個很聰明的人，一直就有四處遷徙的念頭。成人後因為沒有經商資本，做了個靠舌頭筆硯為生的教書匠，很慚愧學問不能和那些宿儒高賢相比。如果到異國他鄉還是做教書的，只能是虛耗歲月。只好辛勤地奔走於道路之上，希望能捆載財物而歸。因此才放棄讀書人的身份，像一粒浮萍一樣萬里飄蕩到此。想到家中還有貧窮的雙親，心中常有惦記悲傷之感。只得在每一個起風的早晨和月亮升起的夜晚，讓長流的河水和環繞的白雲寄回我的思念之情。如果能夠建立立國開府的功業，一定讓他們過上優哉遊哉的安逸生活。唉，這里到處都是損害健康的有毒煙雨，我們在這里沒有少卿（識見有限，不知何譯）之樂，只想學漢朝班超，在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建立功業。我們遠走他鄉，也希望像陶朱公一樣致富。想到這些，登高而作此文，倒也有些詩人騷客的怡然自得之情了。

作歌一首：我一個人站在巍然聳立的萬山之巔，身下蒼茫雲水盤旋環繞。看著這樣的好山、這樣的好水，沒能建立功業，只能讓人淚下沾襟。

（原載 2013-04-22 sunxiaoping）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9, 2022 at 5:17pm

《英屬馬來亞與婆羅洲》

一本舊書：民國25（1936）年暨南大學關於南洋研究的歷史讀物。是認識二戰前馬來亞與沙巴、砂拉越的好材料。[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3:10pm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第一章·中國人移居南洋：在我們生活的地球上，從北極圈的阿拉斯加到南美的阿根廷，從歐洲平原到美國的內陸腹地，到處都可以見到華人的蹤影。

有一句相當流行的話“海水到處，就有華人”，生動地反映了這個現實。

海外華人的總人數多達二三千萬，他們分屬不同的國家，能熟練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國的語言，但許多人還能講華語(中國的普通話)和中國的一些方言，還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習俗，並且有眾多的親朋是中國人。有些華人經濟實力雄厚，有的在科學教育領域嶄露頭角。

他們的成就，他們的傳統美德，博得了世人的贊羨。他們的今天，已廣為人們所熟知；相對來說，他們的過去，人們就不都那麽清楚了。各國華人的祖籍國是中國。他們自己，或者是他們的先輩，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從中國故土起程，循著不同的路線，以不同的方式，年復一年，歷盡艱辛，散佈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有相同的辛酸血淚、不同的奮鬥歷程。有一位華人作家這樣寫道：“……感謝我們的祖先，沒有他們當年的刻苦耐勞，就沒有今日的繁榮美麗。每一塊磚瓦，每一根木頭，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 

南洋，即東南亞地區。這個地區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地理條件優越，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海上交通必經之地，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受兩國的影響很深。中國和南洋的友好關係與和平交往可以上溯到久遠的古代。

伴隨這種聯系和交往，中國人開始踏上去南洋的道路，並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來。定居在外國的中國公民，就是華僑。不過，“華僑”一詞是19世紀末才出現的，在中國古書中，華僑被稱作“唐人”、“北人”等等。在歷史上，南洋是華僑聚居的地區。這本小書要講的是南洋華僑的歷史和故事。

第一節古代華僑移居南洋

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100年間，中國人，主要是東南沿海省份的勞動人民，大規模出國謀生，每年平均在10萬人以上，累計出國人次超過1000萬人，足跡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處，便有華僑”的格局。

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大量移居國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由於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被破壞，大批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為尋求生路，不少人飄泊異鄉。

第二，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了掠奪東南亞和其他殖民地的資源，加快了對這些地方的開發。特別是19世紀後期，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開始了向落後國家進行資本輸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特別需要來自中國的勞動力。在殖民主義者眼中，中國人不僅是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懇的民族”，有較高的勞動技藝，這是礦山開采、園丘種植、公共設施的修築中不可缺乏的。

因此，他們大批招誘中國人出國。此外，華僑的大規模出國，和清政府政策的改變也有很大的關係。清初承襲明朝的“海禁”政策，將出國視為大逆不道，一律禁絕，如有私出，要治殺頭之罪。鴉片戰爭後，隨著《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被迫廢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掠奪勞動力合法化，這也是形成華僑大規模出國的重要原因。

 

華僑在這一時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分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過“契約華工”的方式出國的。 

“契約華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華僑“自願”通過簽訂契約，應招到外國去做工。其實華工的“契約”是在暴力、誘逼下簽訂的，幾乎和賣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約華工”叫“苦力”(coolie)的，它源出於印地語。

還有一種更普通的叫法是“豬仔”，說明“契約華工”在殖民主義者眼中與牲畜無異。“契約華工”在鴉片戰爭前已經出現，但規模小，影響不大。大規模的“契約華工”出國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期才結束。(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延續閱讀 》《愛墾·鄉頻道》濱雪鄉鎮。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1:19am

（上續）“契約華工”的買賣(“苦力貿易”、“賣豬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進行的。它大致的過程是這樣的：

1.“招工”。南洋各地的種植園主和礦場主將自己所需的華工人數及條件列出，交到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洋行，由他們代招。洋行再轉由專事人口販賣的“豬仔館”去操辦。“豬仔館”付款給人口販子即“豬仔頭”，由他們到各處去“招”人。

所謂“招”其實是采取欺騙或擄掠等手段，將壯勞力拉進“豬仔館”。常見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語誘拐被招募的對象，如說出洋做工可以賺大錢，勾引那些赤貧的人們上鉤。為湊足所需人數，在誘拐不成時，不惜采取野蠻的綁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襲擊，將人劫走。

“豬仔”一進入“豬仔館”就失去了自由。這種掛著“招工”牌子的“豬仔館”，在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均設有，其中以澳門最多。1855年，清末著名學者容閎曾親眼看見“豬仔館”的“無數華工以辮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

這種“奴隸牛馬之慘狀”使他感到鼻酸。在這種暗無天日的“豬仔館”囚禁的華工在登輪出洋前，還要受到雇工單位及當地官吏的盤查，供詞先由“豬仔頭”口授，要說外出做工是出自“自願”，否則就押回去吊打一頓，直至說出“自願出洋”而被記錄在案為止。

“契約”是洋文的，主要內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於“自願”，並規定了做工年限、地點、工資等等。豬仔大部分是文盲，當然也認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擺佈，在“契約”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約合同一經簽立，領得一點“安家費”後，就“已為砧上之肉，釜中之魚，欲炙炙之，欲烹烹之”(《鄭觀應集》上冊12頁)。下一步便是苦難的海上航程了。

 

2.“浮動地獄”。運載“豬仔”的客船多是幾百噸到一千噸的帆船，設備簡陋，飲水不足，航速很低。由於販運“豬仔”十分有利可圖，船主為攫取暴利往往超額濫載。“豬仔”登船後即監禁於艙門緊閉的船艙里，形同囚徒。他們被鎖在隔成幾層的底艙里，非常擁擠，白天只能肩挨著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氣混濁，衛生條件惡劣，致使疾病滋生。“豬仔”們稍有不順，即遭鞭笞。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們要忍受著肉體上病、餓、渴、悶、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達20%—30%。

在這海上的“浮動地獄”中忍無可忍的“豬仔”們常常被迫奮起反抗。他們殺死可憎的人口販子、船長和水手。如果反抗失敗，就寧可投海自盡而不屈服。“浮動地獄”的幸存者到達目的地後就被送進“新客館”等待出售。

 

3.“苦難歲月”。運到南洋的“豬仔”，主要以新加坡為集散地，那時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館”。館中設有一排圓木大柵欄，用來禁閉新到的“豬仔”。而且還有武裝的會黨人物防守，嚴防“豬仔”逃脫。從這里“豬仔”陸續被賣往東南亞各地的礦場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種植園，在這些地方，“豬仔”的命運是十分悲慘的。

一名“豬仔”，從招募至運達南洋，盤纏食宿費用約五六十元，售價二三百元。根據契約合同，每月工資五元，期限三年，工資共180元，但經層層抽剝，“豬仔”本人所得不過幾十元而已。如果無其他嗜好，三年約滿，可以恢復自由。但是在種植園內，往往有煙、酒、賭博引誘，稍有沾染，就需欠債，到時只能繼續當“豬仔”以抵債。

“豬仔”們還會遇到生命危險。在印尼的勿里洞島礦區，勞動條件極為艱苦和惡劣。如挑錫泥，華工要踩著狹窄的木板從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錫泥挑上來，每擔有百多斤重，勞動強度極大，許多人因體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墜湖底。正像廣東客家山歌唱的那樣：“挑等(著)錫泥過浮橋，千轉(回)過得千轉好，一轉失腳命會無。”熬過了苦難的“豬仔”生涯，許多人獲得了人身自由，雖然心懷家鄉，總想攢夠了錢，落葉歸根，回歸祖國，但實際上能實現願望的人並不多，更多的是終生留在南洋。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在異國他鄉辛勤勞動、生息、發展。

 

契約華工制度從19世紀中期起盛行至20世紀初期才結束。這是華僑史上血淚斑斑的一頁。

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人大批出國到南洋，主要目的是外出謀生，他們絕不是去征服和掠奪的殖民主義者。他們來自一個有優秀文化傳統的國度，刻苦堅毅，有很好的生產技術，在遠離家鄉的新天地里，他們憑著自己的勞動和智慧，譜寫出有血有肉的歷史篇章。

第二節·豬仔華工

中國人是在公元7世紀即唐朝時開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鼎盛的朝代，對外貿易、航海事業都很發達。這時期就有些中國人旅居海外，從事商貿和宗教活動。唐朝的高僧義凈，公元671年從廣州出發去印度研究佛經，歸途中，兩度在蘇門答臘島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後共十二三年。

有學者認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亞華僑之一。公元10世紀時，阿拉伯人馬素提在《黃金牧地》一書中，記述了公元943年他經過蘇門答臘時，看見許多中國人在該島上從事種植業。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國人最多，他們是在黃巢起義(9世紀末)失敗後避居在這里的。這說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華僑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時，華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由於唐朝強大，經濟文化影響遍於四鄰各國，國際威望很高，因此華僑總豪邁地自稱為“唐人”，稱祖國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稱為“唐人街”。

華人大批出國，並且在某些國家開始形成華僑社區是在宋朝。這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關。公元10世紀，宋朝建立，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宋朝的手工業、商業興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為發達。發展和南洋各國的貿易往來，成為國家的財源之一。

這些，為中國人去南洋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當時華僑下南洋，乘的是風帆，要依靠季候風向，有些人錯過返航的季風，只好在當地住下來，待次年再北返。後來隨著貿易的發展，為便於商品交易，漸漸有中國人居住下來，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顯然，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華僑。據中國史書記載，中國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羅洲等地頗受禮遇，他們和當地人民的關係融洽友好。（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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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2:25am

（續上）元明兩朝(公元1271—164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時期發達，這樣，移居南洋的中國人就更多了。14世紀時，印度洋的航運權幾乎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間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鄭和率領著當時舉世無雙的艦隊，訪問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14個是在南洋。

鄭和的遠航，增進了中國和南洋諸國之間的了解和聯系，維護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為華僑的出國和他們在南洋的經濟活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華僑在元明時期已廣泛分佈到南洋各地。他們開發僑居地，並形成了華僑的“新村”。

在爪哇的麻喏巴歇(Majapahit)帝國有幾處要地都有這樣的“新村”，人數相當可觀，多的達到1000多戶，大部分來自廣東、福建南部沿海地區。其他如菲律賓、暹羅、馬來亞均有類似的情況。

據傳說，鄭和的船隊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陸，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個巖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這里休養、墾殖，使這個地區逐漸繁榮起來，成了一座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的城市，叫三寶壟(Semarang)。這傳說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寶壟，最早是中國人開發的。這一時期，有許多華僑與南洋各國的當地民族雜居、通婚，並開始同他們融合起來。

從16世紀中葉的明朝中期到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300年間，南洋華僑人數急劇增加，活動的區域更為擴大。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剝削和壓迫日益加重，閩粵兩省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紛紛冒險出洋，尋求活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閩粵兩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經商而不回來的人也多起來了。明清兩朝交替之際，政治動亂，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


這是中國人較大批出國的原因。從南洋各國的情況看，16世紀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這一地區，到19世紀末，除暹羅外，整個南洋地區，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為掠奪東方的財富，西方殖民主義者需要大批廉價而又有較高技能的中國勞動者。因此，他們采取各種手段將中國東南沿海的青壯年誘引到南洋去當華工。

這樣，華僑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難者外，華工的人數越來越多。到鴉片戰爭前夕，南洋華僑的人數已接近100萬，分佈更為廣泛，出現了更多的華僑聚居區。如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新加坡、馬尼拉等城市，華僑都在萬人以上，他們在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鴉片戰爭前長達1000餘年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人不斷移居南洋，最後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濃郁的中國南方特色的華僑社會。華僑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乎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兩個方面。

商人到南洋經商而定居，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為謀求活路而遠走他鄉，這些都可看作是經濟原因造成的。國內發生政治動亂，為躲避戰亂、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為長期僑居在外的中國人，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華僑出國達到高潮，那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第二章·鄭和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的史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鄭和(公元1371—1435年)，雲南昆明人，是一名穆斯林，同時又是一名佛教徒，明朝初年入宮做太監，曾升任內官監太監。這位具有伊斯蘭和佛教兩種教徒身分的太監，在明朝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間，先後七次奉命率領強大的艦隊出使“西洋”。他訪問了30多個國家，其中有14國是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航海史上規模空前的航行，它比哥倫佈的航行早半個世紀，規模也大得多。鄭和出訪的目的，眾說紛紜，但主要是兩點，即“通西南海道朝貢”發展互惠的海外貿易關係，以及“宣德化而柔遠人”，即同各國建立友好的政治關係。他所擔負的是和平的使命，因而所到之處均得到熱烈的歡迎，鄭和的名字，連同他的業績，至今仍在一些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被廣為傳頌。鄭和的航行對東南亞華僑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

鄭和出航時，東南亞華僑人數已經達到一定規模，出現了聚族而居的僑居點。如爪哇島有一個叫杜板的地方，大約有千戶華僑聚居，離此不遠的革兒昔(錦石)，原是不毛的荒灘，由於中國人的留居，而成為千戶人家的“新村”，“各處番人多到此買賣”。

在蘇門答臘島的渤淋邦(今巨港)，居住著許多閩粵籍華僑，且皈依了伊斯蘭教。對上述僑情，在鄭和的一些隨員所作的文字記錄中有相當詳細的反映。這些華僑在國外僑居了很長的時間，由於明朝初年就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絕百姓出國和從事海外貿易，迫使華僑有國不敢回，怕回去後被懲處。

後來，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皇帝敕令“大赦”華僑，招引他們“還鄉復業”、“永為良民”。但海禁政策畢竟已經實行了幾十年，不少人已在僑居地立足，對“海禁”仍有餘悸，因而願意回國的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下，華僑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有一定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社會上層人物。鄭和一行在接觸華僑社會的時候，也曾和這類人物打過交道，陳祖義和施進卿就是其中的代表。（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43pm

（續上）陳祖義是廣東人，全家逃到蘇門答臘島南部舊港(巨港)，糾集海盜自封為首領，為人豪橫霸道，專事劫掠過往商人財物。陳祖義一夥的海盜行徑影響了舊港一帶的海上貿易，很多商船視航行巨港為畏途，致使這個港口城市日益衰落。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曾抵舊港，詔諭陳祖義。陳祖義耍兩面手法，一方面詐降鄭和，同時又陰謀對鄭和的船隊進行襲擊。陰謀敗露，鄭和先發制人，鎮壓了陳祖義海盜集團，殺死5000餘人，焚燒船隻10艘，陳祖義本人被俘虜，押回南京處決。之後，鄭和扶持了施進卿為當地“中國人封祖”，授予“宣慰使”的官銜。

施進卿告發陳祖義，並幫助鄭和剿滅陳祖義，又是爪哇滿者伯夷國王派往舊港的一位大臣，他似乎是一身而二任，“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1421年施進卿逝世後發生了權力爭奪，鄭和曾於1424年專程去舊港解決紛爭。鄭和鎮壓陳祖義集團之舉，保障了海路的暢通，有利於東南亞海上貿易事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又扶持他人為華僑領袖，也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組織的完善。

鄭和對伊斯蘭教在印尼的傳播也有很大的貢獻。

13世紀以前，印尼是佛教和印度教占統治地位的國家，13—15世紀是伊斯蘭教傳入印尼並最終取代佛教、印度教的歷史時期。伊斯蘭教通過印度商人傳入蘇門答臘島，它的傳播與商貿活動息息相關，是商業經濟發展的產物，標誌著印尼社會歷史的一大進步。

伊斯蘭教從蘇門答臘島傳播到爪哇島，大約是從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時期才開始的，鄭和可能是第一位訪問爪哇島的有地位的穆斯林。鄭和下西洋後，在蘇門答臘島南部、在爪哇島都先後出現了華僑伊斯蘭教徒社區，“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還建立了清真寺，出現華僑宗教領袖。

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留下了許多和華僑社會緊密關聯的歷史遺跡。最著名的是印尼的三寶壟(Semarang)市。

三寶壟市是印尼中爪哇省的省會，爪哇島北海岸的三大海港城市之一。三寶壟市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依據有關資料，學術界有一種看法：即1416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在今天三寶壟市西南郊塞蒙安河河口登陸，華僑最初也定居在這塊叫葛堂巴都(意為“石室”)的河口，他們稱它為三保洞。

在三保洞周圍，華僑開始了墾殖和商業活動。大約在17世紀初，由於荷蘭殖民主義者的脅迫，華僑被迫從三保洞遷入今日的三寶壟市區。當時這里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野和沼澤，華僑遷入後，在荷蘭殖民當局指定的地區蓋起了簡易的竹屋，他們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建立和發展了互通有無的貿易關係，繁榮的港口城市三寶壟市就在這塊沼澤地建立起來。

為了紀念鄭和的業績和感謝他保佑三寶壟市居民安居樂業，華僑在三保洞口建立了三保公廟。最早的廟，大約只在洞穴里供了鄭和的雕像，別無其他。後來，洞穴在一次暴雨中塌陷了，一對正在洞中膜拜的新婚夫婦不幸遇難。真正的廟是1724年才集資修建的。三保公廟香火鼎盛，每年的陰歷六月二十九日要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把鄭和從洞中迎到三寶壟市內的大覺寺“赴宴”，宴畢，他老人家又在喧天的鑼鼓和競舞的龍獅中回到洞內。送迎隊伍所經之處，洋溢著喜慶的氣氛。

馬六甲地處交通要沖，是馬六甲海峽的咽喉。鄭和七次下西洋都經過這里，並且將其作為遠航的中轉站。在這里設立貨物、錢糧倉庫，並且圍上排柵，設四門並各有鼓樓，晚上還有巡邏，儼然是一座小城。

在今天馬六甲市的東北面有著名的三保山(“中國山”)，是華僑的墓地。這座實為丘陵的小山，有許多紀念鄭和的古跡：三保廟、三保井、三保坡、三保街和明末清初華僑古墓。

相傳鄭和的艦隊到馬六甲就在這座山上駐軍，設立官署。山下的三保廟供著一尊全付戎裝的鄭和像，此廟是當地居民為紀念鄭和的功績而興建的。十分有趣的是，這個鄭和是“雪髯童顏”，太監竟也長出了花白大鬍子。

鄭和之所以被塑成這麽一個近乎荒唐的形象，是人們崇敬他的心理反映。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經驗豐富但又是青春永駐的神化人物。三保廟的後山，有三保坡，是當年鄭和經常駐足遠望的山坡。三保廟旁有一口井，馬來人稱之為“王爺水井”，華僑則稱之為“三保井”，是鄭和的部下為取飲用水而挖掘的，傳說喝過這井水的人，就會念念不忘馬六甲。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東南亞華僑中，鄭和如同在祖國一樣，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在東南亞，有關他的傳說，神話色彩更濃厚些，人們以這種方式表達對他的崇敬與愛戴之情。

第三章·泰國的鄭王大帝

暹羅(1939年以前，泰國國名為暹羅)是中國的近鄰，在歷史上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密切，移居那里的華僑也不少。17世紀末，在暹羅的首都大城的東北方就有一個中國人的“特別居留區”，估計有3000人。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38pm

18世紀以後，中暹之間貿易更為頻繁，每年從中國東南沿海開往暹羅的商船有五六十艘，隨船移居的華僑很多。也有的華僑是從雲南邊境移入暹羅北部地區的。他們在暹羅定居、謀生，傳播中國的先進文化，並逐漸同化於當地。有的人還擔任了政府官吏。

明朝時，暹羅派往中國的使節，有幾位是華僑。18世紀中期，暹羅遭到緬甸的入侵，在1765—1767年的大城保衛戰中，華僑踴躍參加，還湧現了一位有中國血統的民族英雄鄭信。在擊退侵略者，恢復了暹羅的獨立後，他建立了吞武里王朝（Thonburi Kingdom， 1767 to 1782）。

大城保衛戰是這樣發生的。暹羅和緬甸是毗鄰，歷史上曾多次發生戰爭。18世紀中期，統治暹羅的是大城王朝(阿瑜陀耶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不已，力量衰弱。而國力相對強大起來的緬甸乘機加緊了對暹羅的侵略。

1760年，一支包括步兵、騎兵、象隊和外國雇傭兵在內，人數多達六萬人的緬甸軍隊攻入暹羅，包圍了首都。後來雖因其發生內訌而退出，但緬甸亡暹之心始終不死。1764年，緬甸又再次進犯，王城被圍困達14個月之久。

當時約有6000名華僑分散在城內各要塞抵抗緬軍。在位的暹王昏憒無能，1767年4月7日，王城被緬軍攻陷。入城的緬軍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燒殺擄掠，這個有400多年歷史的都城變成了一個廢墟，大城王朝覆滅。

此時的暹羅陷於群龍無首、全國大亂的無政府狀態中。地方分裂勢力紛紛據地自立山頭，暹羅面臨著亡國和分裂的危險。進行驅緬復國鬥爭、拯救暹羅的領袖是鄭信。

鄭信，或稱鄭昭，披耶達信(P’yaTaksin)。“昭”在泰語中是“王”的意思。由於鄭信曾任達(Tak)城的軍政長官，封爵為“披耶”，因此人們習慣稱他為披耶達信。鄭信1734年在暹羅出生，祖籍廣東澄海。

他父親叫鄭鏞，在清朝雍正年間到暹羅謀生，漸漸成為巨富，並擔任官職。鄭鏞娶暹羅婦女為妻，生下了鄭信。鄭信出世後不久，父親便逝世了，他被當時暹羅的財政大臣昭披耶卻克里收養，接受貴族子弟的傳統教育。

鄭信在青少年時代就擔任宮廷侍衛，後來擔任達城的軍政長官，並獲封爵。達城是緬甸通往暹羅的要隘，守住它才能保住首都大城，鄭信在這里銳意進行軍事設施的建設。因此，當緬軍入侵時，在達城曾受到暹軍的抗擊，被迫繞道進攻大城。

1766年大城被圍困，鄭信奉命守城。大城陷落前，鄭信率精兵500名，從城東南突圍。緬軍立即派出一支2000人的隊伍隨後追擊。鄭信手持長刀，率部返身迎戰。他身先士卒，同追兵交鋒，士兵大受鼓舞，結果以少勝多，打退了追擊的敵人。

戰鬥的勝利，鼓舞了暹軍的鬥誌，也使鄭信威震四方。鄭信率部且戰且撤，最後來到了接近東部海灣的尖竹汶府。這里不僅近海，而且糧草充足，於是便以這一帶為抗緬復國的基地。在這里，他一面修造戰船，一面挖溝築壘，招兵買馬，號召四方。集中到他麾下的大多數是華僑子弟。

1767年10月，鄭信率一支擁有100艘戰船的萬人大軍，溯湄公河而上，揭開了抗緬復國戰爭的序幕。11月初，攻下了吞武里城，接著揮師直迫大城。緬軍雖負隅頑抗，但阻擋不住鄭信的迅猛進攻，只能獻城投降。大城的光復，宣告了復國戰爭的勝利。

國家光復後，鄭信首先做了安撫人心的事。他救濟流離失所的百姓，並找到暹王的遺骸，舉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儀式。鑒於經過緬軍浩劫的大城已成廢墟，重建不易，而且從地理位置上看，它易受緬軍襲擊，加之它離海較遠，不利於外貿和交通運輸，因此鄭信決定遷都吞武里城(ThonBuri)。由於鄭信在短短幾個月內完成了驅逐侵略者、恢復暹羅獨立的功業，因此被擁戴為國王。1767年12月28日登基，由於建都吞武里城，歷史上就稱之為吞武里王朝。

新王朝建立之初，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國家四分五裂，群雄割據；經濟雕敝，民不聊生；緬甸的威脅仍存在。因此鄭信登上王位後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做統一國家、鞏固政權的工作。他在位雖僅14年，但卻為國家做了很多的工作。

削平地方割據勢力，實現暹羅的統一。當時較大的割據勢力有這麽幾支：北部彭世洛府的鑾(Ruang)太守和統治難府、帕府的僧王；南部六坤城的“穆錫卡王”；東部披邁城，原暹王之子也在那里割據稱霸。

分裂割據不利於人民的生活和商業貿易的發展，因此恢復國家統一，就成為人民的迫切願望。鄭信順應民心，先解決了彭世洛府鑾太守這股最大的割據勢力，起到了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爾後，分兵兩路指向東部的披邁城，並很快消滅了原暹王子的勢力。

他組織了5000人由陸路南征六坤，自己率水軍前去助陣。雖然經過一番波折，但最終還是降服了那里的“穆錫卡王”。這樣，整個暹羅就只剩下北部的僧王了。鄭信派500人的隊伍由陸路出發，自己率12000名水軍從水路開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擊潰了這一股割據勢力。鄭信用了三年的時間，消滅了四股主要的割據勢力後，暹羅國內基本實現統一。1770年11月，鄭信在彭世洛城舉行了三天的慶典，慶祝國家的重新統一。（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0:21pm

（續上）恢復經濟重建家園。連年的戰亂，暹羅的社會經濟遭到很大的破壞。有一部歷史著作這樣描述當時的社會情景：“舉目望去，被饑餓、疾病、兵燹所害死的人不計其數，屍骸遍野。茍活的人面黃饑瘦，形同餓鬼。”

鄭信決心恢復暹羅的繁榮。為解決糧食問題，他不惜高價向外商買糧，以賑濟災民。人口劇減，勞動力奇缺，這是當時社會的另一大問題。鄭信采取發放糧食、衣物等辦法，招獎逃匿山林的流民，促使他們重返家園，從事生產。

他還特別注意通過發展商貿來刺激經濟的發展，采取多種措施招徠外商。此時，大批中國商人和勞動者進入暹羅，他們除從事中暹貿易外，也活躍在暹羅的商業流通領域，促進了暹羅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吞武里王朝時期，華僑和暹羅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

鞏固國防，維護民族獨立。暹羅的復國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緬甸的威脅並沒有解除，暹緬雙方劍拔弩張，關係緊張。吞武里王朝的建立，對緬甸侵略勢力是一個打擊，因此它總想通過用兵，再次占領暹羅這塊肥地。在吞武里王朝統治的十幾年里，兩國一共發生九次大規模的戰爭。暹軍不但屢屢打敗來犯的緬軍，而且主動出擊，奪回了被緬甸長期占領的北方重鎮清邁。戰爭最後以暹羅的勝利而告終。鄭信還對外征戰，擴展疆土，控制了老撾、柬埔寨，將暹羅的幅員擴大到印度支那半島的廣大地區。

1782年4月6日，鄭信死於一場內亂，終年48歲。繼吞武里王朝而起的是今日泰國的曼谷王朝。

鄭信對泰國國家和民族所作的貢獻，博得了人們對他的敬仰，他一直被泰國人民當作民族英雄來贊頌。1950年，泰國政府撥款在吞武里建立鄭信紀念像。1954年落成的鑄像，其碑鐫刻著：“此碑為紀念鄭王大帝和增進他的榮譽而建，他是泰國的好男兒。生於佛曆2277年(公元1734年)，卒於佛曆2325年(公元1782年)。

泰國政府和人民於佛曆2497年(公元1954年)4月17日敬立此碑，以便提醒泰國人民牢記他抵禦外敵，恢復泰國獨立和自由的恩德。”泰國國王親自為紀念碑的落成剪彩。1955年發行了一套三枚鄭信雕像紀念郵票。1982年建成橫跨湄南河的最長公路橋就被命名為達信大帝橋。泰國政府還在1955年規定，鄭信登基的12月28日為“鄭王節”，每年的這天都要在雕像前舉行紀念活動。

加里曼丹島，是世界第三大島，毗鄰中國的南沙群島。全島約有2/3地區是在印尼版圖內，該島的北部地區則分別是馬來西亞和文萊達魯薩蘭國的領土。加里曼丹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隔海相望，舟楫便利，很早就和中國有往來。這個大島，地廣人稀，資源豐富，18世紀以後就有成批的中國人移居這里。他們在熱帶的茫茫林海中披荊斬棘，辟出了良田，開挖了礦井，給大地帶來了生機與活力。

這里要講兩位傑出的開拓者的故事。一位是在西加里曼丹(今印尼境內)建立“蘭芳公司”被稱為“大唐總長”的羅芳伯(公元1738—1795年)，另一位是率眾在北加里曼丹的沙撈越拓荒並被稱為“新福州港主”的黃乃裳(公元1849—1924年)。

第一節“大唐總長”羅芳伯

18世紀中葉以後，廣東省梅州、汕頭一帶的中國人開始成批移入西加里曼丹，並逐漸在那里形成較大的華僑社區。西加里曼丹盛產金礦和鉆石，礦區集中在三發(Sambas)坤甸(Pon-tianak)一帶，華僑的到來，使金礦的開采業迅速發展起來。

三發蘇丹(土王)素知華僑的生產技術和優良品德，因此主動招請華僑到那里去采礦。大約從1750年起，華僑便成為這一地區金礦的主要開采者。蘇丹將礦場以租讓的方式交由華僑經營，華僑則多以同鄉同宗關係，建立起名為“公司”的集體組織來承租。

“公司”是一種獨立經營礦業的經濟組織。“公司”成員共同承擔開采任務，共同養豬、種菜和冶制工具，年終時均分采出的金沙。“公司”各有自己的頭領人物。由於金礦開采成績喜人，華僑就不斷到來，每年入境多達3000人。他們散居在各礦場，華僑“公司”也越辦越多，羅芳伯領導的“蘭芳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羅芳伯是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家庭貧窮，為人豪俠，念過書，也習過武，是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他深感農村無用武之地，難於施展自己不平凡的抱負，因此想浮海遠航，到海外一展身手，幹出一番事業來。他選擇了西加里曼丹作為目的地，當時傳說那里是黃金遍地，洗一雙草鞋就能撈到半個金盾，這對羅芳伯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

而且在那里有許多和他一樣講客家方言的同鄉。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34歲的羅芳伯和十幾位親朋結伴，登上遠航的帆船，在南中國海中漂泊了40多天，到了坤甸。開始時，他以采金和教書為業，頗得華僑敬重。

當時在西加里曼丹從事金礦開采業的華僑約有一二萬人，已建立了14個“公司”。初來乍到的羅芳伯，很難在市鎮里找到立足之地。於是他邀集了百名志同道合者，進入內地采礦。

1774年，羅芳伯在東萬律(Mandor)著手創建蘭芳公司。他采取聯合、合並等辦法，將周圍的許多公司納入蘭芳公司中。這樣，蘭芳公司就發展為以東萬律為中心，轄有南北數十里產金地的大“公司”，人口約兩萬。羅芳伯是“公司”的總負責人，稱為“大唐總長”、“大哥”，另設副頭人、尾哥和老大三個職位作為他的副手。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9:41pm

“公司”規定，所有男性青年都有選舉權，在一切重大的事情上，“公司”的首領得征求所屬各區代表的意見。蘇丹管不到蘭芳公司的轄地，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勢力也還深入不到這個地區。因此華僑得以在自己的社區內部實行自治，推行中國農民樸素的民主主義。在“公司”內部，由於羅芳伯實行嚴厲的法制，因而社會秩序井然。

“公司”注重華僑教育，還建立武裝，形成了一個相當完善的具有自治性質的組織。1772—1794年間，羅芳伯還應坤甸王國蘇丹的請求，派兵幫助他平定內部騷亂，恢復了當地的平靜。羅芳伯在他所作的《遣懷詩》里曾這樣詠及這段經歷：“平蠻蕩寇經三載，辟土開疆已兩回”。騷亂的平定，提高了羅芳伯和“蘭芳公司”的威望，也使蘭芳公司的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蘭芳公司和西加里曼丹的其他華僑“公司”一道，開采金礦，促進當地商業和外貿的繁榮，還在原始叢林中開辟了四通八達的道路，整理和修建了港灣和河道，建設了市鎮。還因為進出口貿易的興起而大大刺激了當地造船業的發展。華僑還帶去了牲畜，為當地的畜牧業奠定了基礎。華僑的“公司”開辟了稻田，使西加里曼丹成為全島唯一種植水稻的地區。

1795年，領導蘭芳公司近20年的羅芳伯不幸逝世，年僅58歲。羅芳伯死後，蘭芳公司還存在了90年左右。19世紀初，荷蘭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西加里曼丹。他們除了征服各蘇丹王國外，也企圖消滅那里的華僑“公司”。他們施展各種陰謀詭計，威逼利誘，終於用武力在1884年消滅了蘭芳公司。

蘭芳公司和其他“公司”在19世紀中期以後相繼被消滅。它帶來的後果是什麽呢？一位西方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說：“這一地方便完全荒廢，不但采金地帶居民絕跡，其他地區也是如此”，“金礦衰落的結果，農業、商業和工業均隨之而凋萎”。影響所及，當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大受影響，如達雅克族①的人口竟在50年內減少了2/5。

不過，無論如何，由於蘭芳公司等華僑“公司”的努力，西加里曼丹終於被開發了。西加里曼丹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要高於南加里曼丹，這是和羅芳伯生活的時代華僑的辛勤開拓分不開的。羅芳伯作為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受到人們的尊敬，1937年在坤甸為他建立了紀念廳。戰前，每逢他的誕辰，都要舉行祭祀活動。他是南洋華僑歷史上一位有影響的人物。

註釋：①Dayaks，加里曼丹內地山區的一支民族。

第二節“新福州港主”黃乃裳

黃乃裳，是福建閩清人，1849年生於一個世代農民家庭。他大約於1900—1904年間率眾到沙撈越墾荒。在出國前，他還有一段值得一說的經歷。

由於家貧，黃乃裳童年時代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隨著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基督教也傳到了黃乃裳的家鄉。1866年，18歲的黃乃裳，皈依了基督教。在教會里，黃乃裳除了誦讀聖經外，還勤奮地學習英文和文化科學知識，初步接觸了西方文明，了解了哥倫佈、華盛頓的事跡，萌發了中國要“步美國後塵”、“以共和致強與富”的思想。

1876年，27歲的黃乃裳半途出家，立志學習八股文。他這麽做是為了“讀書博科名”，走科舉當官的道路。他在第二年成了秀才，後來在鄉試中又中了舉人。1897年，黃乃裳到北京參加會試，被選為拔貢①。應該說，這時期的黃乃裳在讀書當官的道路上，是頗為得志的。但黃乃裳卻陷入痛苦之中。

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簽訂了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而黃乃裳的弟弟黃乃模是“致遠號”軍艦的副管帶，在甲午海戰中和正管帶鄧世昌一道壯烈殉國。國難家憂，黃乃裳悲憤到了極點。在北京期間，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正在展開，年輕的黃乃裳滿腔熱情地投身於戊戌變法，他奔走於維新運動代表人物之間，自己曾先後八次上書光緒皇帝，獻改良之策。

然而，戊戌變法只持續了103天就失敗了，黃乃裳被列進慈禧太後要拘捕的200名維新分子的黑名單中的第11名，處境很艱危。他悲嘆：“嗚呼，三十年之熱腸渴望，一旦飄蕩於罡風。”在朋友的幫助下，黃乃裳逃回福建，為避開慈禧太後的淫威，也為了給貧苦的鄉親找到一條活路，他決定“下南洋”去。

1899年，他到達新加坡，住在女婿林文慶家里。第二年，他遍歷南洋的英、荷殖民地，進行考察，物色墾殖場，但條件均不理想。最後他到了沙撈越，對位於拉讓江畔的詩巫(Sibu)地區進行了13天的實地考察，發現這里叢林蔚茂、平原廣闊、人煙稀少、土質膏沃，並且有灌溉舟楫的便利，很適於墾殖，於是便選定這里為墾場場址。

1900年5月，黃乃裳與沙撈越王(英國殖民主義者)查爾斯·佈魯克二世簽訂了農墾條約17條，墾場命名為“新福州開墾公司”，詩巫也改名叫“新福州”。墾約規定：沙撈越英政府貸款給中國移民，貸款在六年內償還；沙英政府準許移民在詩巫拉讓江兩岸墾種，每一成年人三英畝，20年內免稅，期滿後，一英畝年納稅一角；政府如果要征用移民耕地，必須按地價收購，以補償損失。

墾約還規定，中國移民有相當的自治權。墾約第13條寫明：“不准任何人在墾場內開賭”，“至於鴉片，不準外人在墾場內售賣”。這一條款打破了一個惡例：歷來南洋地區的大墾場主都必然在墾場內開賭場，包賣煙、酒，牟取不義之財。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1, 2022 at 10:31pm

墾約簽訂之後，黃乃裳就動身回國招工。三年之內，他從鄰近福州的侯官、閩清、古田、永泰等縣招募了1100多人，先後分三批到達詩巫。

萬事起頭難。開始時，移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勞動條件也非常惡劣。他們使用從中國帶來的犁、耙等農具，冒著熱帶雨林濕熱的瘴氣，驅趕出沒無忌的毒蛇猛獸，墾荒種植，種上了蔬菜、番薯、木薯、玉米、芋瓜等速生作物，後來還種上了稻谷並獲得了豐收。他們居住的是十分簡陋的“亞答厝〔cuo錯〕”，即用“亞答”葉鋪蓋成的簡易草房，睡的是“大統鋪”式的連床，炊具簡單，甚至有兩三家合用一釜的。由於水土不服，生活艱苦，不少墾農患病或死亡。當時在墾場里流行著“今天去埋人，明天給人埋”這樣的話，其艱苦狀況可見一斑。作為墾場主持人(俗稱“港主”)的黃乃裳日子也很不好過。他說自己“冒險艱、糜〔mi迷〕金錢、竭心力，任勞怨”，“食與共席，睡與同榻”，備嘗艱辛。由於積勞成疾，胃病加劇，1903年他甚至感到自己已不能久於人世，竟寫下了自挽聯：“平生所願事多違，差幸聞道壯年，天若有心，期盡藐躬分內事；故土每愁人太滿，遠辟殖民小局，我雖撒手，仍留餘地後來人。”幸兩個月後痊愈。

在黃乃裳的組織、帶領下，1000多名中國墾農，經過三四年的艱苦努力，將昔日荒蕪的詩巫拓展成了初具規模的“新福州”墾場。墾場除種植糧食外，還發展了胡椒、橡膠等經濟作物。在這個新墾場里，學校、教堂、醫療機構也辦起來了。

當時的地方官員、報章對“新福州”和中國墾農的業績有很高的評價。他們說，中國人“具有清醒頭腦、勤力、守法、成家立業之精神”。新福州墾場“其田園皆井井有條，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於世之中華農民之手”。這些評價是很符合實際的。

正當墾場建設初具規模，各業漸次發展時，黃乃裳卻在1904年6月悄然離去，並且再也沒有回過傾注了他心血的“新福州”。他的離去頗為蹊蹺〔qiqiao七敲〕，主要原因是他碰到實在無法克服的困難。比如他在堅持墾約第13條禁售鴉片的規定和英殖民主義者發生了沖突，後者為增加收入，一再施加壓力要在場內出售鴉片，而黃乃裳則硬頂著。此外，“新福州”的1000多名墾農的一切費用都是以黃乃裳的名義借來的，以至他債臺高築，在幾年里他總共虧蝕了四萬餘元，經濟上的拮〔jie潔〕據，使他難於維持下去。此外，這個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正蓬勃發展，而黃乃裳在戊戌變法後，在政治思想上就和康梁分道揚鑣〔biao標〕，認識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國”，他決心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黃乃裳是1924年病逝的，他生命的最後20年是和辛亥革命、興辦社會公益事業聯系在一起的，雖也吃了很多苦頭，但仍努力進取。1918年元旦，進入古稀之年的黃乃裳撰聯壽己：“問已往於世何裨，歷數二萬五千日以來，成甚事業；願以後對天無愧，不虛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餘生。”這很能表明他終生奮進的心跡。

黃乃裳的名字在馬來西亞第三省省會詩巫是為許多人熟知的，在市區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學校，還矗立著他的銅像，生活在這里的許多華人仍然講著福州方言。在他的家鄉也設有黃乃裳紀念館，以紀念他的歷史功績。

註釋：

①科舉制度中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種。拔貢經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縣或教職。

第五章新加坡歷史上的華僑“先賢”

美麗、繁榮的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的國家。新加坡人是從中國、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來移居而來的。華族，是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占新加坡人口總數的76%，它和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種族融洽共處，同心協力，將原先只是一個荒涼的小漁村的新加坡建設成為生氣勃勃的共和國。

新加坡舊稱淡馬錫(Temasik)，也叫獅城(Singapura)。新加坡的近代歷史是從1819年開始的。這年的一月，英國殖民主義者萊佛士(StamfordRaffles)率眾在這里登陸。當時的新加坡是一個海盜出沒，居民只有100多人的荒涼小漁村。萊佛士之所以在這里登陸，是出自英國殖民主義政策的需要。英國為了維持自己在東南亞以及整個亞洲的商業利益、控制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馬六甲海峽，急需在馬來半島南端找到一個貿易港口。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被相中了。在新加坡的史書中，把萊佛士在新加坡的登陸，當成是這個島國的“開埠”之始。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中國人很早就到了新加坡，萊佛士登陸時，約有30名左右的華僑住在那里，他們開辟了幾處種植園，生活貧困。中國人和其他鄰國的人民較大規模的移民新加坡是“開埠”以後的事。為了開發新加坡，英殖民政府采取鼓勵外來移民，特別是中國移民移居新加坡的政策。中國的貧困、苦難，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半殖民地的悲慘境遇將許多中國人拋出國門。為了謀生，他們離鄉背井，來到新加坡。新加坡的人口在猛增，1820年底是一萬，1830年增至三萬。華僑人口增加更快，1860年時新加坡總人口是八萬，其中華僑有五萬，占總人口的63%，1901年時華僑已增至16萬多，占總人口的71.8%。應該說，今天新加坡公民中華族占大多數的格局，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形成了。

 

新加坡今日輝煌的成就，離不開早期各族移民披荊斬棘、拓荒營建。種族不同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是我的祖國”的旗幟下團結在一起。新加坡是一個重視歷史傳統的國家，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不能是一個漂浮物，隨波逐流，而要像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紮根於深土。因此他們重視自己的“根”、不忘自己的“源”。華僑在新加坡早期發展中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今天的新加坡人永遠銘記這些先輩的業績，稱他們是“先賢”，表達了緬懷與景仰之情。“先賢”的業績濃縮了華僑在新加坡歷史中的一部分貢獻。在這一篇里，我們試圖通過介紹幾位“先賢”，一展早期新加坡華僑歷史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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