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劉院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我到這里來講杜威先生的哲學，我感到有點班門弄斧。在師范學院里當然有許多研究教育學說和教育哲學的專家，也有這些必修和選修的課程，想來諸位對於杜威先生的哲學一定研究過。

我在國外收到錢校長和劉院長的電報，他們邀請我到臺大和師院來作一種學術性的演講，我以為他們還會寫信來，給我一點詳細的指示。後來一直沒有信來；我看時候到了，就打了一個電報，提出兩個題目；在師院的題目是“杜威哲學”。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們39年來，不但是師生的關系，而且還是很好的朋友。他在60歲的時候在北京講學；那個時候我在北京大學，我替他做翻譯。以後他到太原、天津、濟南各地去講學，我也替他做翻譯。我們又繼續幾十年的朋友關系。他在北京過60歲生日的時候，我參加了；他過70歲生目的時候，我沒有參加，因為他在國外，我在國內。到了1939年，他80歲的時候，我在美國做外交官，參加了他的生日慶祝：1949年，他90歲的時候，我在紐約也參加了他的生日慶祝。他今年夏天剛過去，算起來活了92歲多。

今天我打算講杜威先生的哲學思想；下一次講他的哲學思想在技術方面的應用。

約翰•杜威(JohnDewey)生於公元1859年10月，死於今年(1952)6月。他出生的地方是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Vermont)的伯林頓城(Burlington)。這個地方是美國最民主的一個小州，是英國宗教家最早到達的地方，也是美國保留有最早的民主風氣的一個地方。我曾經到這兒參觀過，看到了世界最有名的真正民主制度。這個地方的議會，不是選舉的代議制，而是全體市民直接參加。每逢市(村、鎮)議會開會的時候，市民不論男女老少都踴躍出席；主席把已經宣布了的本市(村、鎮)的問題提出來以後，人人都可以參加討論。這是一種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度，使我看了非常感動。杜威先生就是生長在這個真正民主的地方的。

杜威先生最初進本州大學。後來到巴鐵摩爾市(Baltimore)的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哲學。這個大學在七八十年前是第一個新式的大學。它以研究院作中心。是以前大學所沒有的制度——開美國大學風氣之先。杜威先生就是這個太學研究院最早的學生當中的一個。美國有名的總統威爾遜也是從這個大學出身的。

杜威先生畢生從事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榜樣。他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完成了學業以後，便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哲學系主任。同時，他和他的頭一個夫人合辦實驗學校，提倡新的教育：這是美國新教育的創始。1904年轉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哲學系主任。1919年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做了幾次演講後，著了《哲學的改造》一書，那一年正是中國五四運動的時候，蔣夢麟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我，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行知學會請他到中國來講學。他本來預定在中國講學幾個月；後來因為對中國發生了很好的感情，繼續住了兩年，到處作了許多次的演講。後來又到蘇俄、土耳其、墨西哥等地。

1919年(民國8年)，杜威先生到中國來講學，我們幾個他的學生，在他開講以前，舉行了幾次公開的講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紹。我的講演有一部分收進了《胡適文存》。像《實驗主義》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學》兩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教育學說，被公認為最新的教育理論，不但影響了全美國的學校，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也影響了革命初期的俄國。蘇俄那時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論制定的，後來革命的傾向改變，整個教育制度也就改變了。中國教育界自1919年到現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響。

以上只說杜威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影響。其實，他的影響並不限於教育方面。這次我所要講的杜威先生的哲學，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講他的哲學思想，一部分講他的哲學思想幾方面的應用。

杜威先生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實驗主義(Pragmatism)，日本翻作實際主義；我們在民國8年做通俗介紹的時候，翻作實驗主義。在講杜威先生的思想之先，不能不說幾句關於實驗主義的話。

實驗主義到現在已經有80年的歷史，共有三位大師：第一個大師是皮爾士(C. S. Peirce，1839～1941年)，……第二位太師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年)……

第三位大師就是杜威先生。他是實驗主義運動中第三個領袖，年紀比前兩位輕一點，壽命又特別長，活到90多歲，所以他的影響最大。他運用的方法也比較謹嚴，所以他的影響也比較健全。要講杜威先生的思想，應該先講一點他的思想的背景。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方才所講的，他生長的區域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沒有階級，絕對自由，不是間接的代理民主，而是直接實行民權的真正民主社會。所以他從小就有民主的習慣。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述，有《學校與社會》和《民主與教育》二書。後一本書在中國有譯本。

第二，兩三百年來的科學方法——皮爾士大師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就是應用到自然科學方面的，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這一類實驗科學的方法。，

第三，19世紀後半葉產生“生物演化論”，也就是所謂“生物進化論”，中國嚴復先生譯為“天演論”。在杜威先生出生的那一年(1859)，就是達爾文名著《物種由來》出版的那一年。這本書出版後轟動全世界的生物學界。當時就引起了宗教家和哲學家的反對。後來(1871)達爾文又出版了一本《人類的由來》。這本書里面就不客氣地繼續《物種由來》而說人類是由下等動物，經過幾十萬年的進化演變，由和猴子相似的動物變成人猿，由人猿再演進成為人的。


達爾文花了30年的苦工，才敢提出這個研究的結果。所有物類的演變，開始都是很微細的，而後逐漸變異。在某種環境之下，舊的生物感覺到不適於這一個環境，或者過熱，或者過冷，或者過於潮濕，或者過於乾燥，而其中有一部分偶然起了小小的變化，並且這種變化比較更能適合於環境一點，這一部分就繼續生存下來。其余沒有變化的慢慢就淘汰了，滅亡了。於是這一部分的微細變化，就更加的向適於生存在某種環境中的那種特性格外發展。因為壞的已經死光了。結果，存在的慢慢就成了新的物類。

所以《物種由來》的根本說法，就是說物類都是由於很微的變異，因為適於生存而不被淘汰而來的。這就是所謂“自然選擇”或“物競天擇”。所謂進步，所謂演化，並不是整個籠統忽然而來的；是由一點、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細的變遷來的。並不是猴子一類的動物一跳就變成人猿；人猿再一跳便變成了人的。例如人的兩手，由於我們的老祖宗偶然用後面兩條腿站起來，久而久之的結果，成了習慣，慢慢的前面兩條腿變成手了。在比較解剖上可看出：人類的手，鳥類的翅膀與許多動物的前肢，都是由於這種變異而來。但是這種變異都是經過了幾十萬年的過程，由一點一滴的聚積而成的。

總之，杜威先生的哲學思想，就是由這三個背景產生出來的，而最要緊的是他注重科學方法，也就是繼承皮爾士、詹姆士實驗主義的傳統，以科學實驗室的方法做基礎來講真理問題、哲學問題、知識問題、道德問題以及教育問題。所以第二個背景是很重要的。他不滿意詹姆士的那種廣泛的引用實驗主義的方法，所以他不大喜歡這個名詞，把實驗主義改名“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因為實驗主義未免太注重效果；像方才我講的那個傳教士的說法，拿宗教的效果來標榜或濫用。所以與其叫實驗主義，不如叫試驗主義。

後來他又說：一切的思想、知識、經驗，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礎。每一個人所有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經驗，都是為幫助將來生活的工具。天地間一切真理、一切學術、一切教育，以及什麽聖人賢人的話，天經地義的金科玉律，都不過是工具。這都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幫助我們提一個暗示、一個假設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說杜威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一派。

方才我說，兩三百年來，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們給我們建立了一個可用的科學方法。杜威先生這樣想：我們為什麽不拿這個方法來普遍的應用，而只限制在物理、化學、生物、地質方面？為什麽不應用到改善精神方面？杜威先生以為這一種科學方法，在實驗室內應用了兩三百年，並沒有流弊，的確是一種可以建立起的最好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自己本身批評自己與糾正自己錯誤的作用。在試驗以前，一切先要有假定。比如假定有甲、乙、丙三個條件，在這三個條件具備的時候，就產生丁、戊、己的結果；那麽，我們就把甲、乙、丙三個條件設備起來，看是不是產生丁、戊、己。如果產生，就是對了；如果不產生，就是錯了。這個方法是：自己批評自己，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隨時修正：隨時發明。所以科學方法根本的觀念，不單是求知識，還可以處處發明和發現錯誤。發現錯誤與發明正確是同樣重要的，是同樣可以增加知識。求知與發明，和發現錯誤聯合一貫，再看效果，就是實驗的方法——科學的方法。這一種方法為什麽兩三百年來，不應用到所有精神的領域，所有道德、教育、政治、社會方面去呢？最重要的尤其是宗教、道德方面，為什麽不應用呢？（1952年6月首次发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