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振元：“一帶一路”建設與國家教育新使命

“一帶一路”旨在通過經濟政策協調、要素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以共同利益推動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這一世紀性系統大工程中，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如何擔當起應該擔當的使命，以更加主動的姿態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合作發展，培養出宏大的人才隊伍，適應和引領“一帶一路”建設，並且在這一偉大進程中做強自身，建成高等教育強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持續實踐。

“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家重大戰略

“一帶一路”建設是以經濟貿易為主要載體、以互聯互通為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贏為基本目的的跨國戰略合作設想，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它東接亞太經濟圈，西進歐洲經濟圈，沿途連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64個國家，是開放、包容、普惠的經濟合作倡議，不限國別范圍，不是一個實體，不搞封閉機制，有意願的國家和經濟體均可參與進來，共同發展、合作發展。“一帶一路”戰略打破了原來點狀、塊狀的區域發展模式，成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目前總人口約44億人，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

“一帶一路”建設主要包含經濟貿易、區域秩序、人文交流三方面的內涵，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為主要內容。

“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交流合作的和平友誼之路，是戰略性、長期性、高層次、全方位的宏大戰略。它承載著全面開放、統籌發展、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和崇高使命。要實現這一目標的空間范圍廣、時間跨度大、實施周期長，不是一年兩年或十年八年能立見成效的，要把眼光放到2020年、2030年、2050年幾個時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進行思考和把握，確定近中遠期目標和重點，先易后難，分階段分步驟實施推進。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始終保持清醒認識。無動於衷不行，急躁冒進也不行。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工業國家的一倍，改變了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而“一帶一路”建設必將進一步改變國際經濟政治格局。

為教育對外開放提出新使命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政府近年來反復強調的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理念。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在今天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之際，“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出和亞投行的組建，都體現了這種情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半遭受過舊殖民統治體系的剝削和壓制，由於歷史與自身情況的制約，很多國家至今無法擺脫貧困、飢餓、動亂的困擾，而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又不得不面對二戰以來依據叢林原則形成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但其發展策略和發展道路又不可能走以往發達國家的老路，因而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的世界潮流中，迫切需要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中發展自己。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和設立亞投行，就是著力於歐亞大陸互利共贏一體化發展和利益共同體及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是兼濟天下的使命擔當。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教育承擔著獨特的使命。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順勢而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建成了世界最大留學輸出國和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地國。加入WTO以來，我國教育開放承諾水平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已相對較高，有的方面高於一些發達國家，更是高於一批尚未承諾開放本國教育重要參照國。新形勢下教育如何順應新形勢、抓住機遇，承擔好“一帶一路”建設提出的新使命與新要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首先和主要的任務是人才培養。“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呢？“一帶一路”建設的浩大內容，可以分為3個方面：一是交通、信息、能源基礎設施，貿易與投資，能源資源，貨幣金融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工程建設和經濟貿易﹔二是區域性的生態環境保護，海上合作領域，政策的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區域政治和秩序﹔三是區域性的語言文化、科技人文、衛生和旅游等人文領域的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人文交流與合作。這些戰略所涵蓋的建設內容，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資本、貨幣、貿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無一不需要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撐。

第一，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宏大的不同領域的工程技術、項目設計與管理等專業人才。據亞洲開發銀行的評估報告顯示，2010～2020年，亞洲各國累計需要投入7.97萬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維護，涉及989個交通運輸和88個能源跨境項目。這些項目的建設完成，需要數以十萬乃至百萬計的鐵路、管道、電力、公路、港口與通信等產業的工程建設、設計施工、質量控制與保障、經濟管理人才，要加強工程、政治、經濟、管理等各領域的專家協作。

第二，隨著眾多的企業落地，急需大量通曉當地語言、熟知當地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別是東南亞、南亞、中亞、東北亞乃至西亞國家政治、經濟及風土民情的人才。“一帶一路”沿線有64個國家，還不斷有國家和地區參與進來，而通曉亞洲小語種的人才卻是奇缺的，遭遇“小語種危機”，小語種教學和小語種人才培養任務很重。而且，我國大眾觀念中的外語幾乎就相當於英語，國外就幾乎相當於發達國家，這些觀念與我國日益深入和多元開放的國際化進程很不適應，亟待改變。

第三，區域性經貿往來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國際貿易人才。“一帶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貿易軸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之外、新的以亞歐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貿易軸心。目前“一帶一路”國家GDP總量達20萬億美元（約佔全球1/3）。區域國家經濟增長對跨境貿易的依賴程度較高，2000年各國平均外貿依存度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達到34.5%，遠高於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計算，1990～2013年期間，全球貿易、跨境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7.8%和9.7%，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3.1%和16.5%﹔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10~2013年期間，“一帶一路”國家對外貿易、外資淨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預計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國家出口規模佔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亞投行成立后的首個項目即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這就急需大量懂得資本運作、貨幣流通、貿易規則制定、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加強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民心互通說到底是文化的交融。文化是全人類共通的精神產品。要使得“一帶一路”戰略順利實施，互利互惠是根本，民心相通是社會根基。沿線國家普遍國情復雜，宗教信仰、地緣政治、民心社情等比較復雜，政局動蕩很難預期，地區、階層、宗教派系差異性大，隻有全面了解民間需求與廣泛民意，消除誤解誤判，才能促進合作，隻有沿線國家的學者、企業家、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民眾充分理解歷史文化背景與民心社情，才可能更好地實施這一戰略，而這正是目前非常缺乏的，需要加強增進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認同的教育。需要為“一帶一路”政策制定者、傳播者和從事實際工作的政府官員、企業家、民間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歷史、地理、語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識培訓，才能有效實現“政策溝通”﹔需要培養一批具有較好的國際交往能力，具有較好社會影響力與社會聲譽，能經常往來於各國間的民間人士、文化使者，他們通過NGO志願者、學術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進入到整個社會的肌體中，才能達到民心相通。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要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貢獻寶貴智慧。世界歷史發展表明，各個國家在全球格局中的經濟、政治地位並非不可改變，世界存在於動態變化之中。亞太國家要想在新一輪的世界格局變化中佔據新的席位，必須順應地區和全球合作潮流。斯塔夫裡阿諾斯曾說，“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實際上，環境也迫使他們非迅速發展不可，因為他們面臨的不僅僅是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一帶一路”建設正是既承認沿線國家各自發展獨特性，又結成互為中心和源頭的共同發展體系。這種共同的發展體系決定了必須加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的研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第一，要為建設和諧區域治理體系貢獻智慧。“一帶一路”沿線大都為新興國家，隨著新興國家的發展，他們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不斷上升，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狀況依然存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現象十分普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地區沖突與暴力依然存在。這些都是困擾“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治理的難題，也是“一帶一路”建設成共同發展體系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和問題。

第二，要為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智慧。全球氣候變化、能源短缺、水資源危機、森林資源保護、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環境嚴重污染，重大傳染病防治、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新興國家高速城市化、人口膨脹、資源缺乏等問題給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需要共同面對，協調解決。由於現存的國際體系規則或明或暗都由歐美發達國家主導，因而完全指望他們來公正地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特別是新興國家的利益顯然是不現實的。研究如何在參與全球治理時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利，如何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應攜起手來，共同研究調整戰略對策，為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有所作為，其中中國高等教育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為解決實際應用為導向的現實問題貢獻智慧。“一帶一路”建設中會出現大量需要解決的各種現實問題，從宏觀到微觀，從文化到社會，從政策到工程，從人力資源到技術瓶頸。需要開展區域與沿線各國社會發展研究，國別國情科學研判，經貿與文化交流、國際商務合作研究，人才需求調查與培養研究。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對“一帶一路”建設未來5年、15年、50年的發展做出科學研判、戰略思考和超前謀劃。加強國家之間、國家部委、相關區域政府、高等學校、產業、行業之間的合作研究，圍繞決策需求，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政策建議。

沿線國家教育合作如何良性推動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不僅要求我們要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規劃，要求我國的高等教育對內把脈，找准適合“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契合點和著力點。同時，也要向世界高等教育體系問診，從世界秩序重建的高度，謀劃我國高等教育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戰略布局和行動策略，為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教育的合作與交流，讓沿線國家的人民共享“一帶一路”的建設成果，從而實現合作共贏。這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更是中國高等教育應有的行動。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擴大來華留學教育，培養適需的境外人才。留學生教育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提升國際影響力、拓展教育市場的重要工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來華留學教育工作，來華留學教育的規模與質量穩步提升。據《2014年度來華留學調查報告》統計，2014年共有來自203個國家和地區的約37.7萬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我國31個省區市的775所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學機構中學習。就來華留學生規模而言，已佔全球留學生份額的8%，成為世界第三大留學生輸入國。但在國際教育市場上，與美國、澳大利亞、英國這些最大受益國相比，我國仍處於“逆差”狀態。

長期以來，我國來華留學生教育的重心是少數發達國家，一些高校認為隻有招收歐美學生才能體現教育國際化的水平與實力。但從服務國家“一帶一路”重大戰略布局和教育的長遠目標看，我們的教育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造福整個人類社會作出貢獻，就必須在國家戰略的引導下，擴大來華留學規模，優化來華留學結構，繼續積極接受來自發達國家的留學生，重點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我國政府獎學金名額要進一步擴大並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傾斜，增量部分主要用於沿線國家的來華留學生，把雪中送炭的工作做實做好。

如何在滿足留學生個體需求的同時，更加著眼於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需求，提高來華留學教育質量，也是需要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就不同地區留學生的個體留學服務需求而言，發達國家學生更偏重語言學習﹔欠發達國家學生更傾向於攻讀學位課程，如醫學、工程等。而“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重點“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中所涉及的學科專業在來華留學生教育中有不少尚屬空白。為此，國家要從戰略高度，統籌規劃我國高校吸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的學科專業，集中優勢資源，做強與“一帶一路”重大戰略密切相關的特色學科專業，吸納他們在這些學科專業學習，使他們來華學得好，回國用得上，發揮好作用。

提高來華留學教育質量的關鍵是高校能夠提供質量優、數量足的教育課程。為此，高校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線上線下結合，開發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多種語言教授的課程體系和學位課程，以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優質的教育服務，滿足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需求，打造來華留學生教育品牌課程、品牌專業。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通過教育與產業同步、學校與企業結合，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宏大系統工程，隻有在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支持下，才能確保有力、有序、有效地推進。就人才培養而言，要堅持“分層分類”，既要培養通曉國際規則、承載國家使命的高端人才、青年才俊、未來領袖，同時也要培養一大批適應“一帶一路”基礎項目建設的高素質技能人才﹔要區分“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工作的輕重緩急，“先重后輕”，對那些大通道、大動脈、主航線、重要節點、關鍵環節所急需的技能人才要優先部署，重點培養。要以產教融合實現教育與產業同步發展，支持各類高校與我國高鐵、電信運營等“走出去”的行業企業實行合作辦學。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的中國企業有1萬多家，但企業和高校合作辦學的還不多。同時，還要加大培訓的靈活性，方便選擇。要做到培訓圍著項目走，項目建在哪兒，培訓做到哪兒，緊跟並適度超前“一帶一路”重大基礎性建設項目，在項目建設所在國辦學，把高素質技能人才培養與項目建設密切結合起來。

從人力資源構成上看，目前，沿線國家大多未出現人口老齡化現象。2013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5～64歲人數佔比平均為67.5%，其中有21個國家的勞動力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70%以上，勞動力資源極為充裕。而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水平在全球則位於中下程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充沛的勞動力資源、亟待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我國高端制造業的雄厚實力和近十年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辦學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形成了供需十分旺盛的教育服務市場。近年來，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在貝寧建立了貝寧國際培訓中心，培養培訓中資企業發展所需的當地員工，帶動企業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為印尼和文萊等東盟國家培訓旅游人才。這些成功的經驗，值得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進一步借鑒和推廣。

總之，“招進來”與“走出去”協同推進，應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人才支撐的基本路徑。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有選擇地在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大學和教育基地。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實施十余年的“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成績顯著，培養了一批拔尖創新人才，形成了一批世界一流學科，產生了一批國際領先的原創性成果，為提升我國綜合國力貢獻了力量。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體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高等工程教育，自2006年開始構建具有國際實質等效、與工程師制度相銜接的工程教育專業認証體系，並於2013年6月申請加入《華盛頓協議》，工程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獲得了國際較好認可。目前，本科層次的工科專業布點數已達15733個，基本覆蓋了當前“一帶一路”建設的所有重大工程項目。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具備了“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大學和教育基地的良好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積累了可資借鑒的經驗。目前，我國高校赴境外辦學已初具規模。經教育部批准的境外辦學有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老撾蘇州大學、雲南財經大學曼谷商學院和北京語言大學東京學院﹔同時，還有90多個項目，涉及14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國家﹔與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和多邊教育交流合作關系，與41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學歷學位互認協定。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有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約旦等10多個國家向我國發出境外辦學邀請。可以說，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適度增加教育投入，有步驟地開發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項目，將創建境外大學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機構作為重點項目予以支持，既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培育人才，也可為我國在世界格局的發展中積累廣泛的人脈，發現培養一批以中青年為主的“知華”“親華”“友華”力量，爭取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擴大國際影響。同時，這也是推動中國教育走向世界的戰略舉措，是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為沿線國家共謀福祉的責任擔當。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提升自身的國際性，做強中國高等教育。為了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我們要加強薄弱學科專業的建設。比如，要加快培養非通用語種人才。要深入研究“一帶一路”建設的語言需求，制定專門的語言發展規劃，增加戰略性外語人才的儲備，加快培育一批既熟悉“一帶一路”國家語言，又了解其國情和文化的高端人才。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官方語言有40余種，而我國高校能夠教授的僅有20種。發達國家能夠教授的語言大都達到上百種，但我國進入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的外語語種還不到70種。目前，非通用語種覆蓋范圍不足，語種專業布局不夠合理，關鍵國家和地區的語言人才匱乏的問題已成為制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瓶頸，迫切需要我們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抓實落細。要把我國已有的具有良好基礎的若干所語言類大學和進行非通用語言教學的大學重點建設好，使其成為語言教學的中心、文化研究和國別研究的重要基地，為“一帶一路”建設培養更多的語言和文化類人才。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倒逼我們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全面審視和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我們唯有在專業、課程、教學、實踐及師資等可比的核心要素方面，達到國際認同的標准且具備一流水平，培養的學生在學業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的同類型、同層次的學生達到實質性等效，我們的高等教育才能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國際上脫穎而出，才會有吸引力和競爭力。有的學校到境外辦學，更是直接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教育質量的比拼。為此，我們要把全面提高質量作為重點，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性，做強各類高等學校。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需求的倒逼機制，觸動各類高校轉變人才培養模式、調整專業結構、扎實推進教學改革，用國際視野審視我們的人才培養質量。

我們還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加大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解決高等教育過度“東高西低”的問題，這既有利於全國高等教育的區域協調發展，又有利於和“一帶一路”建設相銜接。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要加強“一帶一路”國家高校間的合作，攜手應對人類共同問題，如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問題的研究，提升我國參與國際教育治理的能力。

(瞿振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2013～2017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評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章程核准委員會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15年08月13日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