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一二十年來，杜威的美學思想受到了西方學術界的重視，而這一點往往被中國的教育學術界所忽略。缺少了美學的高度，杜威的思想將會被矮化甚至誤解。因此，在考察杜威思想命運的基礎上，以杜威的課程思想為例，通過課程與經驗、藝術三者邏輯關係的探討，揭示杜威課程思想的美學意蘊，闡明課程即藝術的內生邏輯。

杜威課程美學思想的價值與意義在於超越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二元對立，使兩者同時找到出路。走向美的融合，以審美認識論為基礎，將是課程理論發展的新方向。

20世紀以來，沒有任何一位國外教育家能夠像杜威一樣在中國教育界產生如此廣泛而又持久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直至今天依然未曾減弱，似幽靈般縈繞在中國教育學者的思想深處。然而，與此相應的是對杜威教育思想的誤解同樣廣泛而持久，關於

杜威的研究，仍然沒有抓住其思想最深處的靈魂。

而脫離了這個靈魂的基礎，關於杜威的贊譽與批評將是淺顯與表層的，會是一個被矮化了的杜威。如何解開這層被誤解至於矮化了的神秘面紗，需要繼續沿著杜威的思想而探究，進入到杜威的美學思想中來。遺憾的是，在教育學術界多是將杜威界定為

實用主義哲學家和教育家，很少提及杜威在美學領域的獨到建樹。通過教育來改造世界、改造人，進而達到一個美的世界，是杜威畢生的信念和努力。因此，從美學的思想來理解杜威的課程思想，是杜威自身思想邏輯演進的結果。如此，有助於抓住其思想的靈魂，深層次地理解杜威的課程思想。

一、美的缺失：被矮化了的杜威

杜威的思想，無論在中西都經歷了一個由廣泛歡迎到普遍冷落，又重新受到重視的反復過程。

在美國歷史的“進步主義時期”，杜威被奉為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之“代言人”的贊譽。即使在與美國相敵對的蘇聯，杜威也被其官方評價為“民主和進步的哲學家”。可是，好景不長，首先是杜威的哲學思想開始受到了批判，如同哈貝馬斯所言：“在整個20

世紀30年代，杜威的哲學在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處於從奧地利和德國進口的分析版科學哲學的下風。”［1］與之相應，隨同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衰落，杜威的教育思想也遭受到了指責與否定，代之以布魯納的結構主義課程思想及其改革。然而，杜威的幽靈並未就此消失，到了20世紀後期，其思想重又回到了學界的視野之中，並獲得了更高的贊譽，羅蒂將杜威與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相並列。特別是最近一二十年裏，對杜威美學思想的重視，許多知名的美學家都將杜威的《藝術即經驗》一書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美學著作之一。［2］3（譯者前言）這種贊譽無論恰當與否，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學術界在杜威的美學思想中重新發現了杜威，重新燃起了對於杜威的熱情。

從1919年杜威來華講學到現在，在九十多年的時間裏，杜威的影子始終縈繞在中國學人的大腦之中，這種影響如此巨大，超出了其他任何國家，甚至超出其母邦美國。這種影響，實際上是一個“約翰·杜威的中國化”論題。對此，瑞典學者芭芭拉·史古斯通過大量的史實詳細考察了中國四個不同歷史時期對杜威思想的接受、修正和轉化：民國時期（1912—1949），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政權之後，鄧小平實施“四個現代化”之後（20世紀80年代），以及當代中國，進而揭示了杜威思想是如何在過去九十多年的時間裏，被重新植入中國化的語境之中———從他訪華前後被當作中國人民的朋友受到歡迎開始，到20世紀50年代斯大林時期，他被妖魔化為中國和馬克思主義的惡魔，最後在中國70年代後期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又被樹立為一面現代化的旗幟。［3］在此，由於芭芭拉·史古斯的論述，不再贅述杜威思想在中國的反復遭遇，而我們重在分析在中國關於杜威思想的誤解。

杜威思想的反復遭遇，除了當時的意識形態之爭外，重要的還在於對杜威思想的誤解。杜威更多地被當作反對某種立場或觀點的旗幟與工具，由此而有意無意地忽略、誤解杜威真正的目的與思想。杜威有時被拉入激進主義的代言人，有時又被無辜

打入到保守主義的陣營之中，這使得杜威的思想很少得到客觀公正的對待。如與杜威思想緊密相隨的“進步主義運動”，由於這一運動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所造就的浩大聲勢，杜威的思想似乎也因為被貼上了“進步主義”的標簽而獲得了至高的榮譽。然

而，杜威本人只是針對傳統教育的弊端發表評論，對轟轟烈烈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並未表示過多的熱情，他自身也從未承認自己是進步主義教育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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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