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記憶微光的界定

社會記憶研究拷貝了社會學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不會忽略家庭、社團、親屬網絡、政治組織、社會分層和國家制度等權力因素對記憶建構的影響(景軍，1995)。研究者們往往著眼於追憶(remembrance)的社會基礎。對此問題的嘗試性解決，哈布瓦赫是比較成功的，他也為後來者帶來了研究傳承，使得社會記憶研究在社會學研究中凸顯。他開創了社會記憶研究的學術傳統，其貢獻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他的思路也是套在研究者身上的枷鎖。

在記憶關聯社會的問題視野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大社會下的記憶，記憶的微光就顯得更加微弱了，那麽微光能給我們提供什麽?…

 “沙漠造城”

 距今又是十六個寒暑過去。2013年重走西北角，內蒙古不再是我曾經熟悉的內蒙古。

 帶著懷舊心情而來，但出乎意外，我曾工作多年的呼和浩特市已完全變成一座新城，很難尋覓往日遺跡。城市的中心已向地域開闊、氣勢宏偉的現代化東部新區轉移，這裏大道筆直縱橫，住宅小區高樓林立，學校、醫院、博物館等生活配套設施一應俱全。白楊樹筆立沖天，彎彎的小河在天地間蜿蜒流過，周邊環境壯闊而優美。…

【編者按】：1936年，範長江作為一個記者的名字被載入中國的新聞史。70多年後的今天，當很多人將其符號化為“範長江”新聞獎時，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名作《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2013年的記者節前夕，范東升教授重走父親範長江當年的內蒙足跡，寫下此文，交匯呈現範長江筆下的1936，筆者青年時期的塞外記憶，和對今日中國西北發展的切近觀察。範東升將這一歷程視作一個地區甚至是這個國家70多年的縮影，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在範長江先生畢生傾力的新聞領域。他特別引用了範長江30年代在《塞上行》中文字：“言論自由，在覆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FT中文網特刊發範東升先生的這篇文章，以饗讀者。…

事實上，即便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集體記憶”，在兩個個體對話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即使都吃過苦，但苦是有差別的。

如WCR所在的村在山裏，那裏沒有車，所以幹什麽都得“靠兩個肩膀”，不管什麽，都得“往肩膀一摜，擡著就走”。這個肩膀就承受了另一個知青所沒有承受過的痛苦。ZSS沒有體驗過這種苦和這種活，因為ZSS所在的村在平原，做這種活不靠人力。…

摘要：本文立足幹哈布瓦赫傳統下的集體記憶研究範式，重點反思社會記憶的權力觀和社會決定論問題，並試圖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對個體記憶的關註上。在此，遭遇到記憶的微光，它多存在於個體記憶之中，往往出現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縫隙之間，一般而言，是社會決定論與能動個體之間碰撞的產物。記憶的微光之於強勢的社會記憶研究範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暫時不能構成一種獨立的記憶類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種記憶的存在狀態，提示著被忽視的現實洞察。

就是有那麽一些經歷，它們是無法交流和無法傳達的。我們雖然能將它們加以互相比較，但只能從外部進行比較。從一定經驗自身來看，它們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經歷知識的不可交流性，卻是無法超越的。——賴因哈特·科澤勒克(轉引自阿斯曼，2007：7)…

方慧蓉(1997)在做口述史研究中遇到了“無事件境”的窘迫。面對研究者提出的“訴苦”議題，飽受苦難的被研究者卻“訴不出苦”來，似乎無話可說，於是，口述者和研究者都窘迫。這樣一種發現，也是深深嵌入權力範式之中的。在土改時期，事件紛繁，為什麽普通人的記憶卻出現了“無事件境”特征?對於“無事件境”的命名，可窺見研究者的權力研究路徑，從這個角度而言，是對權力範式的依賴；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命名，轉而從生活的層次，對權力範式提出了挑戰，也就是那些不依存於權力而展現的姿態，在權力範式下成為“不可見的”部分，而在非權力範式下，其可能展現出另一種記憶形態，暫且稱之為“記憶的微光”，其地位之“微”與集體記憶及其權力觀的強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或許其對於認識類似西村婦女自我與周遭世界的倫理學意涵具有重要意義。

2、權力觀的繼續：一種對立視角的批判…

內容提要：現代藝術的市場化奠基於現代性的歷史概念之上。本文首先通過分析博物館機制，指出現代歷史概念的本質在於割裂古今關系。在批判現代歷史概念的基礎上，為了重新激活中國“文史”傳統，文章對中國畫道與西方繪畫理論的柏拉圖基礎作了一個比較研究，對易象的取象思想作了一個解讀嘗試。通過畫道與易象的考察，文章希望能為中國未來藝術提供一個替代現代歷史概念的古今關系視域，走出要麼照搬西方要麼刻板覆古的兩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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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們對於與大數據、數據挖掘相關的政治問題的關注不應僅停留在隱私權的保護、商業規範的制訂等方面。通過比較福柯所論述的規訓時代與大數據時代的異同，可以發現大數據創造了以抽象的深層次身心機制為特征的新權力客體。統治者能夠借助非系統化的海量信息對社會各個職能領域進行細節化的監控和管理。這種統治模式雖然可能造成民主危機和責任危機，卻也蘊含著向有利方向變革的可能。 

在2013年兩會上，有人大代表在提案中指出，應將大數據處理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可見，大數據已日益成為各方面人士關注的話題，然而，對於大數據與政治之間的聯系，人們尚未有充分認識。通常人們的關注點只停留在以下兩點上：



（1）國家是否會有相應的法律來規範數據收集、管理、使用、買賣等行為，從而保護個人和公司的利益；…

三、媒體對"大數據"技術的應對

新聞媒體駕馭大數據是發現新聞的重要途徑。今後的新聞素材主要來自互聯網、物聯網和社交媒體，新聞信息雖然源源不斷，但良莠交錯，雲計算的"提純"是選擇新聞事實的主要手段。每天處理當日"信息嫩芽"(剛剛出土的新數據)，使新聞素材保持最大的新鮮度，加重了媒體工作的緊張程度，稍有怠慢，更多的海量信息積壓起來，媒體就陷入數據深淵而窒息。…

 （劉建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教授提名小組成員，國家教育部新聞學教學指導委員，北京政協特邀政協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2011年，西方有關"大數據"(big data)的理論像旋風一樣席卷知識界，大數據的學術討論接連不斷。媒體火熱的爆炒，各種危言聳聽的結論，充滿種種迷思，谷歌上竟有13多億條這方面的報道和言論。我國IT業和新聞界也開展了探討，並發表多篇文章，西方的"數據驅動新聞"(data-driven journalism)①、"數據決定話語自由"(allowing the data to speak fre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