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造城”

 距今又是十六個寒暑過去。2013年重走西北角，內蒙古不再是我曾經熟悉的內蒙古。

 帶著懷舊心情而來，但出乎意外，我曾工作多年的呼和浩特市已完全變成一座新城，很難尋覓往日遺跡。城市的中心已向地域開闊、氣勢宏偉的現代化東部新區轉移，這裏大道筆直縱橫，住宅小區高樓林立，學校、醫院、博物館等生活配套設施一應俱全。白楊樹筆立沖天，彎彎的小河在天地間蜿蜒流過，周邊環境壯闊而優美。

 當年插隊的土左旗，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齊神奇地發展成一座繁榮的現代化新型城鎮，舊時印象幾乎已全無蹤影。汕大一行走訪達拉特旗，下榻的酒店的國際化服務標準，紐約曼哈頓的希爾頓飯店也應自愧弗如。循著鄂爾多斯市的康巴什新區“鬼城”惡名，筆者一行專程前往一探究竟：這是一座在沙漠中建起的超級現代化新興城市。車多人少，與其他城市相比，街道顯得空曠。你不會覺得這是在人口超載的中國，反而像是十分難得的一片塞外福地。無論城鎮化方向如何，希望康巴什不要將那些終日霧霾、塞車、噪聲和生活壓力滿載的內地大都市作為未來的目標。

 須知與許多南方省份相比，內蒙西部的自然環境相當惡劣，遠古的森林和海洋早已變成了今日的戈壁和沙漠，這裏一直面臨水源枯竭和沙漠化的威脅。70多年前我父親在《中國的西北角》中多次寫過他在此處認識到的人類社會的“生存法則”，即使像絕壁上的石羊一樣陷入絕境，也會為了繼續生存而全力奮鬥。

 而這樣的人，在內蒙的沙漠中，一直生長。達拉特旗的趙永亮是性格突出的一個。他不是那種只知追逐金錢的私人企業家，也並不是扮演拯救眾生角色的堂吉可德式的人物。他在往日黃沙圍困的風水梁地區有一個“沙產業”項目，種沙柳，養獺兔，做覆合板加工，還有香菇養殖……據中國國家扶貧辦的信息，內蒙古中西部的“國家級貧困縣”大多數已經脫貧，在2012年調出國家扶持的清單。

 歷史的十字路口

 內蒙古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令人讚嘆，西部大開發的前景也美好誘人，但是也暴露出使人擔憂的另一面。這與正在前行中的中國，恰似一張淡色的剪影。

 在中國各省區中，內蒙古1978年人均GDP僅317元，排名第17位， 2012年內蒙古人均GDP為64319元，上升為第5位。但與此同時，按各省區GDP含金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排位，直至2012年內蒙古仍排在全國倒數第二位。

 內蒙古城鎮化建設的發展，伴隨的也是不斷在擴大的城鄉間的巨大差距和貧富懸殊。柏油路已經鋪到我當年插隊所在的帳房村，由開發商經營的一棟棟雙層農舍已經在建。我當年所認識的老鄉們肯定地說：“現在生活好多了，已經衣食無憂。”除了政府的各種補貼，在城裏工作的孩子們也都孝順，時常開著車回家看看，送吃送穿。但屬於呼市遠郊區的帳房村們，面貌卻與45年前沒有根本的變化，城裏建起一座座星級賓館，甚至設有總統套間，而村裏多數農民仍然居住在用黃土和桔桿搭建的破舊住房裏，看起來整個村子還是土濛濛光禿禿的，幾乎看不到一棵樹，村中土路依然那樣坑窪不平。

 45年，不是時間概念，而是一個省會城市“城”和“鄉”的距離。

 而且，在內蒙古這樣的自然條件下，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更為突出——水資源的短缺是區域發展最大的瓶頸，“沙逼人退”的態勢依然是最大的威脅。從90年代到2000年，中國荒漠化的每年擴展為2460平方公裏，而在五六十年代則為1569平方公里。

 一些悲觀人士警告說，在水源耗盡後，這裏表面繁榮的城市終將會像額濟納旗沙漠中的西夏遺址“黑城”一樣歸於消失。

 額濟納旗位於內蒙古最西端，是自治區面積最大的一個旗。《塞上行》中曾描寫道“誰也想不到，額濟納有這樣多的森林，森林裏建造起幾間新式的房屋”,“這幾件白粉塗飾過的房屋，三面森林，前面河水，風景極佳。” 還因此被一位英國參讚台克滿譽為“沙漠的白宮”。但當我們行至此處，道路阻斷，當年範長江先生的年輕旅伴們舉行戈壁晚會的地方，只能看到一片沙丘，當年的綠洲景色已是海市蜃樓。

 自古以來著名的“弱水”（黑河）流入西居延海和東居延海，湖中碧波蕩漾，水草豐美，禽鳥飛鳴，被視為遊牧民族的天堂。但因上遊水利工程的過度開發利用，這兩片水域分別在1961年和1992年徹底幹涸，被堿漠荒沙所覆蓋，成為侵襲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可怕的沙塵暴發源地之一。50年代強沙塵暴的統計為5次，90年代已達到23次。 2000年5月12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觀看了央視"新聞調查"節目《沙起額濟納》後，對水利部長汪恕誠說：黑河問題非常嚴重，非治不可。由此黑河流域綜合治理才被列為西部大開發重點生態工程。2002年黑河水終於重新流入東居延海，不過目前水域面積僅恢覆至30多平方公裏。據官方提供的報告，中國的荒漠化整體擴展的趨勢近年來已得到了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的土地面積開始持續凈減少。

 2013年的中國再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政治體制改革蹣跚不前，“政治霧霾”、“道德霧霾”與空氣中的霧霾一樣汙染和困擾著全社會，各類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群體性突發事件此伏彼起。

 沙漠駝隊與中國政治

 當年我父親在騎著駱駝穿行荒無人際的額濟納大沙漠時，曾在駝背上讀書思考，記錄在隨後的《塞上行》一書中。

 他以沙漠駝隊為比喻，指出在政黨政治的國家，執政者必須以人民利益為前提。他說，對於領導人民前行的執政黨，人民應該“從大處看他們走得對不對。所以如果他們在半途停頓，另外作他們自己的打算，我們應該加以幹涉，如果走的方向覺得不對，應該提出質問，這是人民的制裁權和言論自由權。”

 他認為，“在一黨專制的國家，甚至在古代君主專制時代，情形比較危險”。一個執政黨要有高明的政治技術，還要有很好的政治道德，“否則自私自利，恃勢橫行，完全違反民眾利益，民眾辛辛苦苦捧上台的力量，頃刻成為大家最頭痛的東西”。

 他還特別強調：“言論自由，在覆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他引用管子的話說，“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也就是說，執政者不可以獨占天下之利，否則必然遭到天下人的反對，他還尖銳指出，“革命政黨不容易失敗在外來的壓力之下，而容易失敗在官僚蠱蝕之中！”

 雖然時代丕變，但如今看來，他在七十多年前的思考和見解並未過時，反而更加切要。滄海可以變桑田，綠洲也可以變沙漠，全賴人們審時度勢因勢利導，而在社會的變遷中，民心之向背如同祁連山上的雪水一樣可貴，得之則興，失之則亡。

 編者註：綏遠省為中華民國時的塞北四省之一，簡稱綏，省會歸綏為今呼和浩特市，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1954年並入內蒙古自治區。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範東升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