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們對於與大數據、數據挖掘相關的政治問題的關注不應僅停留在隱私權的保護、商業規範的制訂等方面。通過比較福柯所論述的規訓時代與大數據時代的異同，可以發現大數據創造了以抽象的深層次身心機制為特征的新權力客體。統治者能夠借助非系統化的海量信息對社會各個職能領域進行細節化的監控和管理。這種統治模式雖然可能造成民主危機和責任危機，卻也蘊含著向有利方向變革的可能。 

在2013年兩會上，有人大代表在提案中指出，應將大數據處理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可見，大數據已日益成為各方面人士關注的話題，然而，對於大數據與政治之間的聯系，人們尚未有充分認識。通常人們的關注點只停留在以下兩點上：

（1）國家是否會有相應的法律來規範數據收集、管理、使用、買賣等行為，從而保護個人和公司的利益；

（2）政府是否會增強透明度，與公眾分享經濟社會各方面數據，確保公眾監督，並為商業與學界的數據研究提供便利。


然而，大數據與政治的關系遠不止於此。事實上，在未來十到二十年我們可能看到的，是圍繞海量數據、數據分析和數據挖掘而產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巨大變革。然而，這種變革的延續性和差異性只有在與以往的對比中才能摸清。筆者將借助福柯的思路，來對這種變革的特點和風險，特別是對國家政治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大數據與新的政治進程

（一）國家是大數據的最終使用者


當前人們所提到的大數據具有以下特點：

（1）數據量大，因而在分析數據時要有更先進的技術；

（2）數據具有時效性，因而要求處理速度必須加快；

（3）數據種類和內容異常豐富；

（4）海量數據所蘊含的信息隱秘性強，密度低，但商業價值巨大。


出於這四個特點，人們普遍把大數據與市場營銷、行業發展等聯系起來。但是實際上，國家有完善治理、加強統治，盡可能地把權力擴展到一切方面的傾向和需要，因而也許是對大數據最感興趣的行為體。這種權力不再用暴力或強制手段得到想要的結果，而是更多地依靠分析、計算和配置和調節過程。


（二）大數據創造了新的權力客體

在福柯看來，與古典時代不同的是，現代統治技術不僅關注人的肉體，而且更關注靈魂和思想，從而調整人們的“機制、運動效能、運動的內在組織”，[1]155 進而控制人們的態度、姿態或運動。這種控制不再像古典時代那樣是一種全面的、系統的控制，而是零碎的，更細節化的，微分的。但是這並不妨礙這種權力在所有機構和職能得到利用，進而涵蓋了整個社會。

那麽，大數據時代的權力客體又有著怎樣的特點？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沃爾瑪超市發現啤酒的銷量與尿布的銷量成正比。分析發現，這是因為在新生兒較多的時期，妻子通常會讓丈夫去買紙尿布，而丈夫則在買紙尿布的同時順便買一些啤酒。於是，沃爾瑪大膽地將紙尿布貨架和啤酒貨架放在一起，結果大幅提升了啤酒的銷量。這個商業上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大數據時代與當下的規訓時代的對應物。

與現代規訓進程一樣，大數據也“創造”了一種新的權力客體。隨著市場營銷、政治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擴展和深化，大數據時代的權力客體已不僅僅停留在規訓時代那種可描述、可直接觀察心靈、精神、感情、偏好等方面，而是伸展到了更深的層面，關註人們的情感機制、偏好機制、態度機制，等等，以及它們之間無比微妙和相互影響，關注那些難以直接用日常語言和政治語言描述的體驗。權力的客體正是受到這些機制影響、有著各種各樣體驗的人，而不再是肉體的人，甚至也不再簡單地是有著各種明確判斷和情感的人。如果用統計學的話語來比喻的話，可以說，人們不再僅關註羅列的變量的顯著性，而要關註更深層次的公因子的解釋度了。

盡管這些信息更具抽象性，但實際上，這些信息可能遍布於社會各個領域的各個環節中。正如電子商務行業能夠通過分析銷售量、人口統計學信息、過往瀏覽記錄來分析消費者的興趣和偏好一樣，統治者同樣可以用數據來了解、監控和影響國民的各方面心理和觀念。權力的支點不再是像宏觀政策、國家戰略一類的東西，而是各種細分的數據信息。這些數據是如此瑣碎分散，但卻可能包含著整個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秘密。


（三）大數據實現了新的控制目標

對福柯來說，規訓時代對肉體的控制有兩個特點：首先，規訓技術強調對時間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時間都是用之不竭的……逼近一個使人保持最高速率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極限”。[1]174 這與其說是在使用肉體，不如說是在“榨取”肉體。為了實現這種“榨取”，管理者借助歸檔、介入和調整，力圖發展一種“人口的生命政治”。[2]103 其次，規訓技術設計了肉體與肉體所操縱的對象之間的“細致的嚙合”，[2]173 將肉體與工具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分析它們之間的協調性——不論是士兵與武器、工人與工具、學生與課桌，還是犯人與監獄無疑屬於被關注的範疇。

與此相仿的是，大數據的使用者也許同樣關註“榨取”和人與對象的互動。但這兩種現象之間的差異也是顯著的。


1. “榨取”不再僅在生產領域發生。企業分析商業信息，更可能是為了研究人們的品味和消費傾向，從而“榨取”人們的消費能力。而這些傾向是消費者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商家比消費者自己更了解消費者。同樣，統治者借助數據，可以了解各階級、階層、群體的價值取向，進行相應的控制，或是投其所好，從而“榨取”政治支持和信任。

2. 肉體與工具的聯結在大數據時代會以更微妙的形式體現出來。這種現象在哲學上的對應物，也許可以追溯到海德格爾和龐蒂對生存體驗的細致研究；在商業上的對象物，可以以網站設計者對用戶體驗的關註為例，而這種關註正是建立在對用戶點擊習慣、頁面停留時間等數據的收集上的。而在人文科學方面、尤其是政治學和傳播學領域，近幾十年來，人們無論是通過概念分析還是統計建模，都取得了大量成果。如何使他人接受原本不熟悉的理念，如何設定說服或強制的程度，從而使人們參與一個組織並為其奉獻，什麽樣的宣傳手段具有傳播力……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帶來的是廣泛的數據收集需求和實際行為。不斷被批判的行為主義在大數據和艱深的數據挖掘技術的影響下，可以重獲生命力，進而得到統治者的青睞。 　


（四）大數據造就了新的控制方法

那麽，以上控制目標又是通過哪些安排來實現的呢？在福柯看來，規訓時代有著與古典時代不同的空間分配技術。[1]160-165 （1）紀律如果要發揮就作用，就必須要先隔離出一個封閉的空間——教室、車間、軍營、醫院等均屬此列；（2）必須精細地劃分這些空間，從而給每個人規定一個位置；（3）每個人都有特定的等級，處於一個等級網絡中；（4）也許最重要的是，這種空間的分配不僅僅是壓制的、監督性的、消極的，而必須是有益的、生產性的、積極的，從而促進個人生產潛力的優化和發揮以及工業化生產的展開。那麽，在大數據時代，控制方法在政治領域的創新又可能是什麽呢？

1. 我們現在常提到的空間，已不再是福柯所說的物理空間，而是虛擬空間或網絡空間，這為封閉空間的創造提供了條件。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未來受雇於政府的輿情監測者借助於數據和軟件，分析每個網民的價值觀、影響力和危險程度，從而向他發送監測者希望他看到，並確實能對他產生影響的信息。

2. 正如福柯所說，在古典時代，被個體化是一種權力，只有帝王將相才有顯示其與眾不同之處的權力；而在規訓時代，被檢查、被定位、被分配卻代表權力的下降。在大數據時代，這種下降會更為明顯，每個人都被各種指標加以衡量和分級，並被貼上危險分子、潛在危險分子、安分守己者這樣的標簽。

3. 更重要的是，對統治者來說，這種監視和控制的目的，遠遠不是消除危險，而是調動潛藏在人們肉體、情感、信仰和欲望之間的一切積極因素，實現社會有序發展，達到經濟調控的目標，並且強化意識形態的號召力。

總之，與規訓時代“時間滲透進肉體之中，各種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隨之滲透進去”[1]172 相對應的是，在大數據時代，身體成為了龐大的數據庫，並且已經被各種統計模型嵌入了。


二、大數據時代政治的隱憂

在上文中，我們分析了大數據政治可能具有的特點：它是生產性的、而非強制性的；它控制的不是肉體的人，而是具備各種抽象的身心機制、被“建模”了的人；它不再是宏觀的、整體性的，而是零碎的、細節化的、同時也是彌散性的。那麽這種可能的政治形態會帶來哪些令人擔憂的變化呢？


（一）信息的隱秘性造成無限制的焦慮

在由邊沁所論述、由福柯所分析的全景敞視主義中，犯人有時被監視，有時則沒有，而這種監視的暫時缺席並沒有影響監視的效力。這是因為，犯人並不知道自己何時被監視。正是這種監視的不確定性使得管理者“無須使用暴力來強制犯人改邪歸正，強制瘋人安靜下來，強制工人埋頭幹活……” [2]227 這種不確定性在大數據時代找到了更高級的對應物。當前，人們主要關心自己的姓名、收入、住址、電話等個人信息是否會被非法傳播和利用。但真實的情況遠不止如此，完全合法的信息本身就有無限利用價值。麥當勞曾經購買過一個地區的用電量數據，用來推斷該地區的居住情況，並最終用來決定店內需要幾個送餐員。一般人也許很少會想到用電量與送餐員數量之間的相關性，而這種隱秘的相關性正是數據挖掘的核心。只要人們活在當代社會中，就不可避免地會留下痕跡、留下數據：坐公交車刷卡，就為分析客流量提供了數據；在大街上行走，臉部圖像就會被為編寫人臉識破程序而架設的相機捕獲……所有這些數據收集和分析行為都是合法的，但問題在於，自己不知道留下了什麽數據，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哪些信息是他人需要的，不知道別人能從自己的信息中分析出哪些結論或者哪些領域的結論。更重要的是，這些數據的使用者不僅是商業機構，而且可能是國家機構，後者能夠借助我身上那些無關緊要的信息，推斷出關於我一些重要的、有價值的事實。權力的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可見性反而使我感到了權力的強大。


（二）大數據政治可能造成民主危機和無責任的風險

在福柯看來，全景敞視主義在加強控制的同時，也能促進民主，防止產生暴政。這是因為，除了管理者以外，任何人都有權力來巡視或參觀學校、工廠、醫院等設施。控制機制“成了一個透明建築，裏面的權力運作可以受到全社會的監視”。 [1]233

然而，全景敞視主義的大數據版本卻可能比這黑暗得多。與古典時代不同，在規訓時代，管理（包括司法、行政、教育、醫療等多方面）成了某種不光彩的、需要在掩蓋中進行的活動，因而需要委托給專門的人來進行。而在大數據時代，專業人員進而將這種活動將輸入到計算機，但問題也隨之而來。

1. 盡管模型的建構和預測工作是由計算機完成的，但是，設計算法、進行建模必須體現哪些價值觀，必須考慮哪個群體的利益，這些都是由人決定的。如果無法合理地選擇價值取向，無法選擇由誰來設計算法，就會損害民主機制。

2. 在福柯看來，全景敞式機制的民主性在於，它不但是可監督的，而且是可理解的，民眾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否合理。但在大數據時代、承載、實現各種價值理念的很可能是各種復雜和專業的算法、模型，普通人無法理解，更難以對其進行檢查和監督，只能把它們交給專業人員處理，而專業人員就此獲得了更大權力。

3. 即使模型的選擇和建立完全符合民主程序和人們的價值取向，模型計算或預測的結果也是人們無法預料的。因此，如果把建立在數據分析基礎上的結論當成決策參考，就會產生風險，而風險可能變成最終的損害。正如風險社會理論所指出的，這種風險完全是人為的，而相關人員的責任分擔就成了問題——人們完全可以聲稱全部責任由計算機承擔。在此，只要思考一個可能的情況就夠了：假設政府決定由一套復雜的統計模型來分析每人的各項數據，並且決定每人所獲得的醫療補助的數額，並且，包括你在內的大多數人都贊成使用這一模型。但是，如果由模型計算出的數額相當少，完全不符合你的實際情況和需要，甚至有許多人都遭遇了類似情況，那麽，由誰來承擔責任？人們是否有申訴的權利？


（三）大數據加強了宣傳手段的針對性

商業機構廣泛收集與人們在網絡上瀏覽和互動相關的信息，進而實現廣告的有效投放。而同樣的方法也能幫助政府達到宣傳目的。用福柯的話來說：“中心點應該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匯聚點，應該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個所有目光都轉向這裏的中心。” [2]197 現在，每個人打開一個新聞網站，看到的都是相同的內容。但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未來，同一個熱點事件，可以從多種角度、按照不同手法敘述、評論，被寫入不同的文章，而輿情分析者可以借助每個人的言論情況，透析其思維方式和參與程度，並最終將不同的新聞投放給不同的人。 　　


三、大數據時代政治的契機

在看到隱憂的同時，我們也應從大數據中看到政治變革的可能性。

（一）以大數據為基礎的宣傳工作有望在保護新聞開放的前提下提高輿論引導能力

當前，中國處在一種“大維穩”的格局中，在制訂、實施政策及發布相關信息的過程中，時常把確保社會穩定當成了最重要的方面，犧牲了發展利益。而這種“大維穩”思維反映在宣傳工作上，就是一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狀況：盡最監管者可以阻斷影響社會安定的信息的傳播，利用刪貼、警告等方式控制輿論，但這不但經常被認為是政府透明度不高、損害媒體自由的表現，而且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浪費在了可能原本不需要關註的事情上。然而大數據也許可以幫助管理者破解這種局面。每個用戶在攝取信息方面都有獨特的興趣和習慣，如果與這些相關的數據能夠被合法地收集並利用的話，計算機將有望自動分析各種信息傳播、產生影響的軌跡，使管理者在關註重要趨勢，適當參與和施加影響的同時，不需要再去理會那些原本無需在意的情況，從而實現引導輿論和輿論多元化之間更好的平衡。

（二）大數據有望在促進行為體能力提升的同時，優化權力結構，加強治理國家的能力

長久以來，統治者對於發展的態度是矛盾的，他們承認發展本身的價值，追求發展所帶給他們的合法性，同時又對發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能力削弱作用耿耿於懷。然而，正如規訓行為發現和挖掘了人們各方面的生產能力一樣，大數據能夠提高經濟和政治運作的效率和協調性，並且對大數據的利用正是權力實現自己、加強自己的方式。管理者無須再為了維護權力而限制發展，無須再為釋放發展潛力而削弱自身。


四、結論

在上文中，我們將未來的大數據時代與福柯筆下的規訓時代進行對比，並且指出，大數據時代的政治使信息和統計模型滲透進人們的肉體，使統治者能夠利用零碎的、看似毫無關聯的海量信息對人們進行細節化的、延伸至社會所有領域的管理，從而創造出新的權力客體，並運用新的控制手段實現更深層次的控制目的。這種新的統治模式既有造成民主危機和無責任風險的隱患，又包含著轉變宣傳引導方式，促進社會進步的契機。實際上，大數據的合理利用，不僅需要技術的進步，更有賴於人們各方面素質的提高，以及政治意識的增強。大數據政治理應成為政治學和計算機領域共同關注的課題。


參考文獻：

[1]〔法〕福柯.規訓與懲罰[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2]〔法〕福柯.性經驗史[M].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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