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情感性（emotionality）

作為一本探討情感的書，本書主張情感不能與身體感覺分開，同時十分偏重文本。我提供了諸多對文本的細讀，特別關注轉喻（metonymy）和隱喻(metaphor)：我認為，「修辭手法」（figures of speech）對文本的情感性至關重要。

這些「修辭」如何粘在一起的，以及這種「粘黏」如何取決於那些通常經由掩蓋來「發揮作用」的關聯的歷史。文本的情感性是描述文本如何「移動」，或如何產生效果的一種方式。…

移動與依連的關係是啟發性的。那些讓我們被觸動（move）的，讓我們有所感覺的，也是錨定我們的東西，或給我們一個棲居之所的東西。因此，「移動」不是將身體從其棲居的地方切割而下，而是把身體與其他身體連接起來：依連通過移動發生，通過被他人的鄰近觸動。

「移動」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情動地）影響（affect）他人：的確，正如貫穿本書我所指出的，情感可能包含被「感動」（being moved），而這恰恰正是通過將他人固定為「具有」某些特質。情感對象的流通（circulation）包含將他人轉換為情感的對象的過程。

我對「對象的流通」的觀點源於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見第二章）。例如，我認為主體並不總是清楚自己的感覺：主體不是自我呈現的（self-present），而且情感是這種經驗分裂的結果（Terada 2001:…

盡管方向有明顯不同，這種關注情感社會性的論述仍采取了與心理學模式類似的形式。「由內而外」的模式已經變為了「由外而內」的模式。兩者都假定內部與外部、個體與社會、以及「我」和「我們」之間有客觀的區別。與其說情感被理解為從內產生並向外流動，情感被假設為從外而來而後向內流動。

同樣，在「群體心理學」（crowd psychology）路徑中，這種「由外而內」的模式也十分顯見。在這種模式下，群體被認為「有」某種情緒，而通過感受集體的情緒為自己的情緒，個體被卷入群體之中。在這里戴安娜的逝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外在的模型假設，悲痛的情緒存在於人群之中，而後才被個人承接。這種解讀導致對這種悲痛的指責，即認為它不真實，是被「帶入」的。…

因此，不僅是我們「對熊有某種印象」，而是「這頭熊」同樣造成了某種印象，留下了某種印象。恐懼塑造了與對象相關的身體的表面。情感是關係性的：它涉及在關涉某種對象的時候，那種行動（反應）或關係的「趨向」（towardness）或「遠離」(awayness)。在兩種意義上，熊變成了對象：我們會與某一對象接觸，並對其有特定的取向。更確切的說，恐懼的「關於性」涉及對接觸的一種解讀：孩子將這種接觸解讀為危險，這包含將熊理解為「可怕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解讀」隨後將熊定性為導致這種情感的原因。孩子變得恐懼，熊變得可怕：將情感歸因於對象（我害怕你因為你是可怕的）。這就是這種遭遇（encounter）的結果，這一過程使主體遠離其對象。情感涉及這種情動形式的重定向（reorientation）。

如果情感的對象（object of…

如果是與對象的「接觸」產生了情感，那麼情感和感受（sensation）不能輕易被分離開來。一個描述它們關係的慣常方式是結對：比如，在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中，愛/恨與愉悅/痛苦結對。鑑於感受和情感的結對也可以分開，這種方式不並是完全有效。但這里我想說明的是，情感和感受之間的區別只能是分析意義上的，因此，它是以概念的具體化為前提的。

我們可以來反思一下大衛·休謨在其關於情感的著作中關於「印象」（impression）的用法。產生一種「印象」，涉及感知（perception）、認知…

因此，我的問題不是「什麼是情感？」，而是「情感能做什麼？」。通過回答這個問題，我不會提出關於情感的單一理論，或單一的關於情感能做什麼的主張。相反，我會追溯情感如何在身體間流轉，檢視它們如何「粘黏」，又如何移動。在這里，我的任務是將我對情感「文化政治」的描述坐落在情感研究歷史特定部分的敘述中。我無意於鋪陳這一歷史的全貌，但這當然是重要的工作。

指出一點是重要的，即雖然情感一直屈從於其他要素，但它仍然處於知識性歷史的中心。作為這一歷史的讀者，我震撼於「情感」如何成為哲學家、文化理論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以及許多其他學科學者長久的「爭論焦點」。這並不意外：即那些被管理和排斥到邊緣的——正如我們從解構中學到的——通常正處思考本身的中心。

情感與對象（objects）…

意味深長的是，「激情」這個詞與「被動「這個詞都有著「受苦」（passio）這個拉丁語源。被動，意味著被行為影響。作為一種否定，它始終讓人感覺痛苦。對「被動性」的恐懼與對情感性（emotionality）的恐懼是相互聯系的。在這里，軟弱以易受他人影響來定義。柔弱被敘述成「容易受傷」。激情與被動之間的聯系是啟示性的。它提醒我們，「情感」如何被看做思考和理性「之下」（beneath）的東西。情緒化，意味著人的判斷容易受影響：它是被動的而非主動的，依賴的而非自主的。女性主義哲學家已經向我們展示了情感的從屬化（subordination）同樣如何從屬化了女性和身體。情感與女性相連，女性被呈現為更「接近」自然，被欲望統治，並很難通過思維、意志和判斷超越身體。…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蝗蟲般湧入的非法移民和偽難民千方百計地侵入英國。為什麼呢？他們只是想在好欺負的英國佔便宜、拿好處。而這多虧了你的資助——英國納稅人！」 ——英國國家陣線海報

一個國家如何被想像為有「好欺負的人」(a soft touch)。這種「有」（這樣的人）的想像，如何變為「是」（這樣的人），或直接成為一種國家的特質？

在《情感的文化政治》一書中，我探討了情感改變個體和集體身體外表的運作方式。身體以其與對象和他人接觸的特定方式呈現出特定形態。我通過細讀公共領域流通的文本來進行分析。即通過將「他者」（others）作為我們情感的「來源」(source)，並置主體（subjects）與集體(collectives)。…

文化認同感·文化自豪感·文化使命感：中華文明歷史研究對文化自信的塑造和提升，是通過增進我們對民族、國家、政黨的文化認同感、文化自豪感和文化使命感來實現的。首先，文化認同感，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上的歸屬感。



這種文化認同感是建立在歷史與現實相聯系的基礎上的，是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對現存秩序的認可和接納，而通過對中華文明歷史的學習和研究，能夠有力地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也能揭示近現代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必然性，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走的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由此昭示中國道路所具有的內在文化血脈和深厚文化土壤，逐漸建構並強化人們的民族文化認同、中國道路認同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認同，並由此進一步幫助人們樹立起作為中華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乃至中國共產黨的一分子的觀念和覺悟。…

它還表明，在中華大地各地區文明化進程中，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以及共同的文化信仰。



尤其是到西周時期，已經發展出以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為特征的文明形態，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國家結構，這為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而秦的統一則意味著中華文明進入大一統國家的文明階段。





這就揭示了中華文明的早期形態、發展道路和文化特質，尤其是其中所展現的重視禮樂、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尚一統、求大同等思想觀念，以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奠基歷程，為追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學術支撐。



由此也就突破了西方中心論的視野，從中華文明自身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去追尋中華民族與現代中國的起源，構建起「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的血脈聯系，而非過多參照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理論來解釋現代中國的「誕生」與「崛起」。…

2022年5月27日，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內容是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習近平指出，學習的目的是「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推動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這是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的又一次有關中國歷史文化方面的集體學習，體現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視。習近平曾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對中華文明起源歷史的學習和研究，展現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重視學習和研究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注意從歷史中汲取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的優良傳統。

 …

構建中國敘事體系，我們不缺精彩的敘事文本，也在逐步學習和借鑒優秀的敘事技巧，但最需要下大氣力構建的，就是敘事邏輯。具體而言，我們需要運用兩種資源，采取兩個視角，完成兩項任務。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我們需要運用的兩種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和傳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指導和推動，是中國敘事體系建構的兩個有力支點。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是體現中國敘事體系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發展，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話語的不斷闡發和完善，既指導著中國敘事體系的建設，其本身又是中國敘事體系時代性建設的重要內容。…

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既是文化自信，也是文化自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中華文明的深厚積澱和中國奇跡的成功實踐，是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能夠「立」住的堅實基礎和豐富素材。…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是這項重要任務的重中之重，當前我們既面臨西方話語和敘事體系先發優勢的嚴峻挑戰，也面臨「兩個大局」構建的難得機遇，務須抓緊抓實。

短板不在「故事」而在「敘事」

當前，我國國際傳播面臨的困境，同中醫面臨的情況類似。中醫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中華民族幾千年都是靠中醫藥治病救人，在抗疫鬥爭中更是療效顯著。但是，由於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診療方式，在可度量、可檢驗、可復制等方面，中醫同現代醫學的「話語體系」還存在一定的「溝通障礙」，由此制約了對外交流、推廣和更大範圍的發展。…

中世紀：從權力去得到財富

知足安分是傳統的美德，但是即在農業社會里也並不能完全應付人類的經濟問題。知足有個生理上的限度。饑餓襲來時，很少人能用克己功夫來解決的。有限的土地上，人口不斷地增加，每個人分得到的土地面積，一代小一代，總有一天他們會碰著這被生理決定的饑餓線。土地既已盡了它的力，擠也擠不出更多的糧食來。餵不飽的人，不能不自私一點，為自己的胃打算要緊。貧乏的物資下，為了生存，掠奪和搶劫，成了唯一的出路。掠奪和搶劫要力量，這力量卻因為無法用來向土地去爭物資，只有用來去剝削別人了。這是人類的悲劇，在這悲劇里不事生產的力量發生了生存和享受的決定作用。有了匪徒，保鏢也來了，這樣把剝削的特性注入了權力。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合法非法，原是一套。暴力也好，權力也好，都成了非生產力量獲取別人生產結果的憑借。「從權力到財富」——那是桑巴特給中世紀經濟的公式。…

要明白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得到鄉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兒女們是怎樣生活的。文化本來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麽環境里得到的生活，就會形成什麽方式，決定了這人群文化的性質。中國人的生活是靠土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土地里長出來的。

知足常樂與貪得無厭

「知足常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和現代資本主義文化里的精神——「貪得無厭」剛剛相反。知足常樂是在克制一己的欲望來遷就外在的有限資源；貪得無厭是在不斷利用自然的過程中獲得滿足。這兩種精神，兩種人與物的關係，發生在兩個不同的環境里。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是知足常樂。…

傳媒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傳媒的市場化，有償新聞、失真報道、泛娛樂化、虛假廣告等紛至沓來，目的是追求所謂的高收視率，從而獲取高額的利潤和經濟效益。有的傳媒無視自身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堅守的道德底線，在利益的驅動下使傳媒的文化自覺陷入困境。…

多元文化的衝突、交流、融合與發展，是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現實和歷史趨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就已經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事實上，“世界的文學”所指代的就是“多元文化”，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所共生的文化多元化。

多元文化的內涵大體上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的多元文化是指世界上不同民族創造的文化，如中華民族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古代印度文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等;…

參考文獻：

鞠實兒，2010，《論邏輯的文化相對性——從民族志和歷史學的觀點看》，載《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第35—47頁。 

李雙劍、曲尼（輯譯），1989，《藏族諺語集錦》，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宋興富（編），2004，《藏族民間諺語》，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從上述兩個圖式化程序的分析可反思：知識和態度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跨文化互動雙方交流的困難。其一，雙方各自對對方的文化圖式及其關聯信息缺乏了解，以至於不能對對方形成恰當的交流期望，從而易於陷入失望和交流失敗的困境; 不及時解決這類困境，有可能引發進一步的誤解和衝突。其二，內地學生從自己日常處理與內地學生關係的經驗出發，用相同的態度和方式處理藏族學生面臨的問題，忽略了對方的文化圖式以及由此引起的認知差異。從文化圖式理論的角度來看，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本途徑有二：其一，在進行藏漢跨文化交流時，要從民族和諧的角度出發，深入了解對方的文化圖式，高度尊重對方的信仰和核心價值觀。其二，從相互尊重和相互學習出發，在跨文化互動的情境下，構建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共文化，其核心就是要在公共文化中構建一系列穩定的，經過跨文化交際雙方相互修正的，具有合理性和寬容性的文化圖式和結構。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