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有一本黑布面裝訂的破舊的大剪貼簿。里面收集有舊的文件，包括學位證書、草稿、日記、身份證、鉛筆寫的便條，以及一些印刷品，我母親在布拉格去世之前一直由她精心保管，後來，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六一年之間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變遷。靠著這些文件的幫助和我自己的回憶，我寫出了父親如下的簡短的傳記。 

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法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司法大臣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維奇·納博科夫和瑪麗亞·馮·科爾夫女男爵的兒子，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生在聖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死於一名刺客的子彈之下。



十三歲以前他在家中接受法國和英國女家庭教師及俄國和德國男家庭教師的教育；從後者之一那里他獲得並傳給了我passio et morbus…

他做了許多其他的專利交易，全都是些異想天開的東西，在他的岳父去世、他繼承到一大筆遺產的時候，早已是債臺高築。這肯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因為我記得他寫信給我們（我們正被困在雅爾塔地區），提出要給我們錢和各種幫助。



他迅即把遺產投資在東克里米亞海濱修建一所露天遊樂場，費盡心機找來好的樂隊，用某種特別的木材建造了一個旱冰場，建起了用紅綠電燈泡照射的噴泉和小瀑布。一九一九年布爾什維克到來，關掉了那些電燈，蘭斯基逃到了法國；我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是在二十年代，據說他在里維埃拉靠在貝殼和石頭上畫畫勉強維持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不知道——也寧願不去想像——在納粹侵佔法國的時期他的遭遇如何。盡管有一些怪癖，他其實真是一個非常純潔、非常正派的人，他的個人原則和他的語法一樣嚴格，回憶起他的令人振奮的聽寫使我感到很開心：koloko lolitey siliv? Karab kavshihsyav?…

蘭斯基在我們家的最後一段時間結了婚，到高加索，到萊蒙托夫的山嶺中去度蜜月，然後回到我們家又待了一個冬天。他不在的期間，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一位瑞士家庭教師諾耶爾先生接替了他。



他是個身體強壯的人，八字鬍又短又硬，給我們讀羅斯丹的《西哈諾·德·貝熱拉克》，每一行都裝腔作勢地用最甜膩的聲音讀出來，並且根據他所模仿的人物，把聲音從長笛音變成巴松管的低音。打網球的時候，如果輪到他發球，他會堅定地站在端線處，穿在皺巴巴的紫花布長褲里的兩條粗腿大大叉開，突然膝蓋一彎給球猛烈的但卻是少有的缺乏效果的一擊。 …

現在我們準備對付本章的主題了。在下一年冬天的某個時候，蘭斯基想出了一個可怕的主意，隔周的星期日在我們聖彼得堡的家里放映教育幻燈片。他打算通過這個方式，在一群人面前——他天真地相信將會包括入迷地分享一個值得記憶的經歷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用圖例闡明（“充分地，”他薄薄的嘴唇一咂，說道）增進知識的讀物。



他認為，除了增加我們知識的儲存外，還可能有助於我弟弟和我成為善於交際的孩子。他利用我們作為核心，在這個郁郁寡歡的中心的周圍聚集起了好幾層新成員——碰巧在附近的我們同齡的堂表兄弟姐妹、每年冬天我們在多少有些乏味的聚會上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年輕人、我們的一些同學（他們出奇的安靜，但是，唉，卻記住了每一件瑣事），還有僕人們的子女。



我溫和樂觀的母親放手讓他去做，於是他租了一套複雜的設備，僱用了一個神情沮喪的大學生來操縱；我現在明白，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熱心的蘭斯基是在力圖幫助一位一貧如洗的同志。…

倒不是我特別喜歡蘭斯基。他那乾巴巴的嗓音、他的潔癖、他不斷用一塊特別的布擦眼鏡、或用一種特殊的小物件修指甲的樣子、他那迂腐得正確的言辭，都有種使人不快的東西。



也許最主要的，是他清晨古怪的習慣：大步走到最近的水龍頭（似乎是剛下床，但是已經穿上了鞋子和褲子，背後垂著紅色的褲子背帶，一件奇怪的網子一樣的背心裹在汗毛很重的軀幹上），在那兒，他的洗禮僅限於徹底浸透他粉紅的臉、發青的腦瓜和肥胖的脖子，跟著是某種痛快淋漓的俄國式的擤鼻子，然後他以同樣的果斷，不過現在頭上往下滴著水，半瞎地大步走回臥室，他在那兒一個秘密的地方藏了三條神聖不可侵犯的毛巾（順便提一句，他是如此brezgliv——用的是這個詞無法翻譯的俄語含義——以至於在碰過鈔票或欄桿後都要洗手）。…

我要放映幾張幻燈片，但是首先讓我指出事情的時間和地點。我的弟弟和我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的首都聖彼得堡，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中旬，我比他早十一個月。我們童年時代的英國和法國女家庭教師後來都有說俄語的男家庭教師幫助，後者還在最後取代了她們。



男家庭教師多數是首都的大學里的研究生。這個家庭教師的時代開始於一九〇六年左右，延續了將近整整十年，從一九——年開始和我們的中學時代重疊。每一個教師依次都住在我們家——冬天在我們聖彼得堡的住宅里，其餘時間不是在我們離城五十英里的鄉間宅第，就是在我們秋天常常去的外國的度假勝地。



我最多只要三年就能拖垮那些吃苦耐勞的年輕人中的任何一個（在這些事情上我比弟弟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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