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要見到我的表哥尤里了，一個瘦痩的、膚色灰黃的男孩，有個頭髮剪得很短的圓腦袋和明亮的灰色眼睛。雙親已經離異，沒有男家庭教師照顧，是個沒有鄉間宅第的城里孩子，在許多方面都和我不一樣。

冬天他和父親葉夫根尼·勞施·馮·特勞本堡男爵在華沙度過，他的父親是華沙的軍事長官；夏天則在巴托沃或維拉，除非他母親，我那古怪的尼娜姑媽把他帶出國，到枯燥乏味的中歐溫泉療養地，她在那兒獨自長途散步，把他留給跑腿報信的男孩或女服務員照顧。

在鄉間，尤里很晚才起床，在我捕捉蝴蝶四五個小時後回家吃午飯前都見不到他。從他很小的時候起，他絕對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對“博物學”卻十分神經質，總是提防著，從來無法迫使自己去摸蠕動的東西，無法忍受一隻小青蛙像個人那樣在你握著的手里摸索著爬來爬去時的有趣的觸癢，或一條毛毛蟲爬上你赤裸的小腿時那謹慎的、令人愉快地涼涼的、有節奏地起伏著的輕撫。

他收集塗上彩色的鉛制小士兵——這些對我毫無意義，但是他熟悉他們的軍裝，就和我熟悉不同的蝴蝶一樣。他不玩任何球類遊戲，不會像樣地投擲一塊石頭，不會遊泳，可是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不會，有一天，我們試圖從漂堵在鋸木廠附近的大堆圓松木上走過河去，當一根特別滑的樹幹開始在他腳下撲通一聲下沈並轉動的時候，他差一點被淹死。

我們初次開始意識到彼此的存在是一九〇四年在威斯巴登的聖誕節前後（我五歲半，他七歲）：我記得他從一家紀念品商店出來向我跑過來，手里拿著一個breloque，一把一英寸長的小銀手槍，急著要給我看——突然摔趴在人行道上，但是自己爬了起來，沒有哭，不顧一個膝蓋流著血，仍然緊抓著他那微小的武器。

在一九〇九或一九一〇年的夏天，他熱情地將我帶進了梅恩·里德的充滿潛在戲劇性的作品之中。他讀的是俄文譯本（除了姓之外，他的其他一切都比我更具俄國特點），在尋找一個適合表演的情節的時候，往往會和費尼莫爾·庫珀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充滿激情的創造結合起來。我則以較為超然的態度看待我們的遊戲，力圖按照原文進行表演。

我們的表演一般在巴托沃的園子里進行，那里的小徑比維拉的還要曲折、還要危機四伏。我們相互進行搜捕時用的是彈簧槍，它以相當大的力度發射出像鉛筆那麽長的小棍子（我們很是勇敢地從棍子的銅頭上擰下了防護橡皮吸杯）。後來有了各種形式的氣槍，用來發射蠟彈或小簇飛鏢，造成並不致命但常常是相當痛苦的後果。

在一九一二年，他帶來的那把用珍珠母板裝飾的威風的左輪手槍被我的家庭教師蘭斯基平靜地拿走鎖了起來，不過是在我們已經把一個皮鞋盒的蓋子崩成了碎片（作為真東西，一張紙牌A的前奏）以後——我們在傳說中許多個朦朧的歲月之前曾經進行過一次決鬥的綠色林蔭道上，在一個合於紳士身份的距離之外的地方輪流舉著盒蓋。

第二年夏天，他和他母親去了瑞士——在他去世後不久（一九一九年），當她重回同一個飯店，住進他們那年七月住過的房間時，她把手塞進一把扶手椅的凹縫里找一枚掉落的髮卡，卻摸出了一個小小的上半身披著鎧甲的騎兵，馬沒有了，但是羅圈著的兩腿仍舊緊夾在一匹無形的戰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