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來住一個星期的時候（現在相對於我的十五歲，他是十六歲半，年齡間隔開始表現出來了），我們剛剛發現花園里只有我們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一個時髦的銀煙盒里隨手拿出了一根“琥珀嘴”香煙，他讓我仔細看鍍金的內側上刻的公式3×4=12，紀念他終於和伯爵夫人G——起度過的三個夜晚。

現在他愛上了在赫爾辛基的一位老將軍的年輕的夫人和在加契納的一個上尉的女兒。我懷著一種絕望見證了他情場老手式的每一次新揭示。“我在什麽地方可以打幾個相當私密的電話？”他問我。

於是我帶他穿過那五棵楊樹和那口乾枯的老井（只不過幾年前，我們被三個嚇壞了的園丁用繩子從里面拽了上來），來到宅子僕人住的廂房的一條過道上。

在那里，從誘人的窗臺上傳來鴿子的咕咕叫聲，在那里的一面陽光印滿了圖案的墻上掛著我們鄉間住宅里最偏僻最古老的一臺電話，一個盒子式的又大又笨的玩意兒，需要叮叮當當地用曲柄搖動才能引出一個小聲音的接線員來。

現在的尤里比過去那個騎野馬的家夥更從容自在和好交際得多了。他坐在一張靠墻的冷杉木桌子上，兩條長腿垂著，和僕人閑聊（這是我不該做、也不知道怎麽去做的事情）——和一個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咧嘴笑過的留著連鬢胡子的老門房，或和一個輕佻的廚娘，我只是在那時才意識到她裸露的脖子和放肆的眼睛。

尤里結束了第三次長途通話後（我懷著慰藉和驚愕混雜的心情注意到他的法語說得多麽糟），我們步行到村子里的食雜店去，要不是和他一起，我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去那兒的，更不用說買上一磅黑白葵花子了。在漫步回家的路上，在傍晚準備棲息的蝴蝶群中，我們津津有味地嚼著吐出瓜子殼，他教我怎樣像傳送帶那樣運作：用右面的後牙嗑開瓜子殼，用舌頭慢慢把瓜子仁舔出來，吐出兩半個殼，把光滑的瓜子仁移到左面的臼齒咀嚼，與此同時，輪到對已經在右面嗑開了的下一粒瓜子進行同樣的處理。

說到右面，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堅定的“君主主義者”（帶有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浪漫的性質），接著譴責起我的所謂的（並且是完全抽象的）“民主主義”來。他背誦了收集在剪貼簿里的他的一些流暢的詩歌的例子，並驕傲地說迪拉諾夫-托姆斯基，一個時髦詩人（他喜愛意大利的格言和章節的標題，如“失去的愛之歌”，“夜之甕”，等等），曾稱贊過他出眾的“長”押韻詩“vnemlyu múze ya”（《我傾聽著繆斯》）和“lyubvi kontúziya”（《愛之傷害》），而我則以自己最好的（還沒有利用過的）發現來回敬他：“zápoved”（戒律）和“posápvat”（嗤之以鼻）。

他對托爾斯泰擯棄兵法滿腔怒氣，而對安德烈·博爾康斯基親王則充滿了熾熱的敬佩——因為他剛剛才發現了，而我在十一歲時就第一次讀了這本書（在柏林普里瓦街我們昏暗的洛可可式公寓里的一張土耳其式的沙發上，公寓朝著一座有落葉松和侏儒雕像的陰暗潮濕的後花園，它們像一張舊明信片，永遠留在了那本書里）。

我突然看到自己穿著一所軍官訓練學校的制服：一九一六年，我們再度漫步走向村子，並且（和莫里斯·傑拉爾德和註定要死去的亨利·波因德克斯特一樣）換穿了衣服——尤里穿著我的白色法蘭絨衣服和條子領帶。

在那年他待在我們家的短短的一周里，我們想出了一種我從來沒有看見在什麽地方描寫過的奇特的娛樂。在我們花園盡頭一個茉莉花環繞的圓形小遊樂場中間有一架秋千。我們把繩子調節得使綠色的秋千踏板在仰臥於下面沙地上的人的額頭和鼻子之上僅僅兩英寸處蕩過。我們中的一個會站在踏板上開始玩，以越來越大的衝力蕩起秋千；另一個會躺下，把後腦勺放在規定好的地方，從一個似乎極高的高度，蕩秋千人的踏板會從仰臥者臉的上方嗖地飛過。

三年後，作為鄧尼金軍隊里的一名騎兵軍官，他在克里米亞北部與紅軍作戰時犧牲。我在雅爾塔看見了他的遺體，他整個頭骨的前部被幾顆子彈的衝力壓陷了下去，當他越過了自己的小分隊，正要不顧危險地孤身攻擊一個紅軍的機槍掩體時，子彈像一架巨大的秋千的鐵踏板擊中了他。如果我能夠勝任為他寫墓誌銘的話，我可能這樣總結說——用比我在這里搜索枯腸能夠得到的豐富得多的詞匯——在尤里身上，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為一種天賦所支配：即相當於道德上絕對巔峰的榮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