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東西總是以“異端”或“他者”的面目出現，陌生的事物最終被體制化和熟悉化，進而喪失了原有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無法命名之物的權力，是一種不可小看的權力。”“命名一個事物，也就意味著賦予了這一事物存在的權力。”（布爾迪厄語） 

策略之三是所謂普泛化。無論是排斥還是命名，最終的合法化根據都必須訴諸社會和文化。但我們知道，在存在著明顯社會分層的條件下，文化實際上是有所區別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趣味要求著不同的亞文化。…

不同的話語擁有者屬於不同的話語圈子，他們是一些有所區別的信仰群體，操著不同的話語形式，這就帶來了“我們”與“他者”的身分意識。“我們”也就是不同於“他者”，與他們有別，就自覺不自覺地導致某種程度的區分意識和行為。不同文學流派之間的紛爭和較量，恰恰就是這種圈子之間在場內關係的表征。當然，無論是新舊之爭，抑或是同時代不同觀念風格之爭，排斥或以共存為結局，或以優勝劣汰為歸依。

文化場遊戲的策略之二，可以寬泛地描述為“命名權”的爭奪。如果我們把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視為一個不斷地從整合狀態向分化狀態的轉變，那麽，出現了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三個相對獨立的部分，這個事實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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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一語中的“社會行動者不是‘粒子’，並不是被外力機械地推來拉去的。他們更是資本的承受者，根據他們的軌跡，根據他們通過資本（數量和結構）的捐贈而在場內佔據的地位，他們要麽傾向於積極地把自己引向對資本分布的維護，要麽就是顛覆這種分佈。”…

文化史中有許多現象令人費解，比如，白居易說過：“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為什麽總是把古典的東西視為值得稱道的，而對當代的作品常常視若不見？西方文化史上也有一些令人難解的範例。



例如，晚近文化學和創造心理學提出一個棘手的問題：同是立體主義的大師，為什麽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斐聲畫壇，享盡聲名利祿之富貴，而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則地位名聲卑微得多？難道真的是後者的才智遜色於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