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周憲：文化場內遊戲規則的“去魅”分析（1）

布爾迪厄一語中的“社會行動者不是‘粒子’，並不是被外力機械地推來拉去的。他們更是資本的承受者，根據他們的軌跡，根據他們通過資本（數量和結構）的捐贈而在場內佔據的地位，他們要麽傾向於積極地把自己引向對資本分布的維護，要麽就是顛覆這種分佈。”

布爾迪厄的意思是，場的行動者（即文化主體）在場內所進行的活動，說穿了不過是一種對場內文化資本或資源的爭奪，不同人由於各自擁有不同文化資本，因此他們在文化場內處於不同的位置。有的人要維護現存的位置關係，而新來者或分化出來的人則要求改變現在格局，以便自己處於有利位置。這種看法看似簡單，卻也道出了文化場內實際發生的變化。

依據這個分析系統，我們可以把文化主體的分化過程，看作是一個文化場內不同行動者的位置發生變化的過程，看作是一個“佔有和排斥”關係和結構的新組合。布爾迪厄依據韋伯宗教社會學研究，總結出這兩種角色：“牧師”和“預言家”。前者是現存秩序的捍衛者和受益者，後者則是現存秩序的顛覆者。文化史上這種角色之間的鬥爭，不斷地復現為“先鋒派”與“保守派”的文化衝突。

假如真的是這樣，文化的運動不過是場內不同角色位置和資本擁有多寡的變化，是爭奪文化合法化證明“權力”的較量，那麽，這種爭奪和較量是通過什麽策略來實施呢？換一種問法：作家是如何爭得自己的某種文化名聲和文化資本的呢？這話雖然聽起來有點兒赤裸裸的味道，不過這個疑問倒是接觸到文化遊戲規則的內在核心所在。 

雖然文化這個場內雲集了許多迥然異趣的角色和行為，但文化資本的分佈和位置的差異卻始終存在。不同角色及其文化習性的較量，最明顯的策略之一是一種“排斥”。排斥總是和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首先，排斥體現為特定文化場中的“禁忌”。任何時代的人總是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文化禁忌，盡管開明的時代與保守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禁忌其實也是文化自身，是文化的導向和習性，但它最終又是有利於某些人而不利於另一些人。這種不平衡的禁忌關係構成了有人需要維護現存的禁忌，而另一些人則夢寐以求地想顛覆這樣的禁忌。

在文學藝術的題材問題上，我們已經非常熟悉所謂“題材突破”的涵義，它說白了不過是對現存禁忌的“越軌行為”而已。後來者總是以其對禁忌的反叛和顛覆為策略，而現存場內關係和資本分布的得益者又總是要維護既有的禁忌。

這種事例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屢見不鮮。其次，排斥又和價值觀或真理觀相聯系。福柯曾以“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這樣的概念來描述。在他看來，話語總是與特定社會的真——偽、理性——非理性、善——惡、美——醜等對立而分的原則聯系在一起。求真就意味著拒絕另一面。但問題在於，被當作真理、理性、善或美的東西，有時並非真的如此，而被作為對立面的事物也並不一定是負面的。

於是我們看到，在文化史上，文化場內現存關係的維護者和捍衛者，總是千方百計地把現狀描述成合理的，符合真理和知識，進而以“求真”和“求知”的名義促使人們對現狀的認可。反之，先鋒派和革命派又總是以揭露現存文化，不符合“求真”的那一面來為自己尋找根據和力量。

歷史上，文學藝術的新風格往往帶有某種程度的激進和顛覆的色彩，他們對現存的事物深感不滿，對傳統大加撻伐，無非是想獲得一種新的“求真意志”而已。當然，這里還有更深刻的問題，那就是舊的未必一定是衰朽的，新的未必一定是有價值的，這需要仔細甄別和分析。最後，排斥還與“話語圈子”密切相關。


下一篇：周憲：文化場內遊戲規則的“去魅”分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