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中有許多現象令人費解，比如，白居易說過：“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為什麽總是把古典的東西視為值得稱道的，而對當代的作品常常視若不見？西方文化史上也有一些令人難解的範例。

例如，晚近文化學和創造心理學提出一個棘手的問題：同是立體主義的大師，為什麽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斐聲畫壇，享盡聲名利祿之富貴，而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則地位名聲卑微得多？難道真的是後者的才智遜色於前者？ 

                                                                                             （勃拉克作品）

毫無疑問，任何作家藝術家要在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取決於許多複雜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一方面，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語言來說，文化的歷史乃是一個 “物競天擇”和 “適者生存”的歷程，一個不斷地披沙揀金的過程。莎士比亞是在辭世許多年後並經過激烈的論爭後才得到了承認，這樣的例子歷史上屢見不鮮。

另一方面，站在作家藝術家的主體論立場上，文化史過程恐怕在相當程度上，又是一個主體間鬥爭、較量和妥協的過程。過去我們把階級鬥爭理論無限擴大，帶來了許多慘痛的歷史教訓；不過，倘若我們有條件地使用“文化鬥爭”的範式，來思考文化自身的歷史和變遷，這種觀念非但不是毫無道理的，而且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見識。

歷史和後人往往會把前人“經典化”和“神聖化”，加之撲溯迷離的歷史過去，往往遮蔽了後人的眼光，以至於有些人天真地認為，他天馬行空自有一席之地。而另一些人又誤以為，進入文化的歷史並獲得某種地位，簡直是非理性的毫無規則可尋。

我以為，關於文化的“浪漫主義”和“虛無主義”，其實都是缺乏歷史感和文化見識的。文化活動與其他任何人類活動一樣，它有自身的遊戲規則，無論你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地“遊戲”，其實都受到這些規則的制約和左右。

文化史的研究揭示了這樣一個現象：文化或文學藝術，不過是一個類似物理學上所說的“場”，是由各種力量錯綜複雜的對立關係構成的。在這個“場”中，不同的作家藝術家以及其他種種相關角色，構成了各自不同的位置和力量。文學藝術說到底乃是人們進行符號鬥爭，和實施個人策略的場所。所謂鬥爭，意指對權力（包括詞語的權力或命名的權力等）的爭奪；而所謂策略則是指借此以獲得象征（符號）資本的積累。

布爾迪厄指出：所謂“場”牽涉到三個要素：第一，藝術場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文人不過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那一部分人”。第二，行動者或體制所佔據的位置之間的關係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體制是為爭奪在這個場中，的特殊權威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行動者的文化習性。

文化或藝術場內所出現的一切活動，無不和位置或資本之爭有關。說穿了又是一個“合法化”的鬥爭。我們注意到，任何時代的文學藝術，或是不同流派風格之爭，都始終隱含著“佔有和排斥”的鬥爭。因此，在現有的文化場內，總是存在著“既得利益者”和“新來者”兩種不同角色。

正像所謂“零遊戲”所揭示的規律那樣，名聲、地位和文化資本的總量是相對固定的，但佔有這些資本和地位的人卻不斷發生變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即如是。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人實際上構成了兩種文化角色，他們在歷史上一再出現，並不斷較量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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