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東西總是以“異端”或“他者”的面目出現，陌生的事物最終被體制化和熟悉化，進而喪失了原有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無法命名之物的權力，是一種不可小看的權力。”“命名一個事物，也就意味著賦予了這一事物存在的權力。”（布爾迪厄語） 

策略之三是所謂普泛化。無論是排斥還是命名，最終的合法化根據都必須訴諸社會和文化。但我們知道，在存在著明顯社會分層的條件下，文化實際上是有所區別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趣味要求著不同的亞文化。

但是，我們又注意到，在存在多種文化的條件下，那些佔據優勢或支配地位的亞文化，往往又對其他亞文化形成某種“霸權”。傳統上人們認為，文化的確立實際上和政治一樣是通過強制的手段而暴力地獲得的，如馬克思所說的佔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文化等。後來的文化史家們發現，文化的支配地位獲得遠比人們想像的複雜得多。

文化霸權的形成與其說是強制的，不如更準確地說是通過默認而獲得的。葛蘭西指出，文化的支配實際上通過兩種方式獲得，一是把某一亞文化擴而大之為普遍的甚至整個人類的共有的文化，二是使社會其他群體和集團逐漸默認這樣的普遍文化，進而取得文化上的支配地位。


我們注意到，在文化場內，各種亞文化及其行動主體之間文化資本的爭奪，以及各自合法性的論證，往往是從命名這樣排他的區別策略開始，然後逐漸轉向普泛化。換言之，當區別獲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之後，接下來的工作便是將自己與他者的“鴻溝”加以模糊，以便取得更多人的認可。

在文化場里，勝者就是其文化資本擴大增值的人，而敗者則是其文化資本貶值式微的人。文化資本擁有狀況的變化，也就是場內不同角色的相對位置的變化。根據布爾迪厄的看法，符號（象征）鬥爭中的任何勝利，都意味著某人的符號商品被認為比別人的商品更有價值，即是說，勝者的產品價值要壓倒敗者。


更進一步，布爾迪厄認為，符號鬥爭的勝利不僅提升了勝者產品的價值，同時還賦予勝者以一種特有的“符號暴力”，勝者可以借助於自己的勝利，把自己的產品強制性地強加給社會，並對消費者施加壓力。這正是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的另一種表述。

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把個別的特定的亞文化升格為公共的共享的文化，它便獲得了一種普遍性和公共性，獲得了一種這樣或那樣的公共認可，這就為文化資本的增值創造了可能。在當今媒介社會和消費社會中，這種公共性和普遍性的獲得，更加離不開大眾媒介和體制。

反對媒介和體制的人，首先必須依賴於媒介和體制來獲得一定的力量，這正是所有貌似激進的先鋒派們面臨的曖昧立場和尷尬境地。於是，我們看到一些常常在大眾文化甚至庸俗藝術中通常采用的“時尚”和“炒作”的手法，也成了先鋒派的看家本領。在這一點上，先鋒與後衛的界限也隨之變得不那麽涇渭分明了，甚至外在的先鋒性之下掩蓋了十足的後衛性。

說到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特別指出。

第一，文化活動中實際上存在著各種“暴力行為”，只不過這些行為通常以一種被默認的方式而實施而已。當把一種“我們”擴大為包容“他者”時，當把一種亞文化現象無限地擴大為普遍的文化時，其中起作用的暴力是不難察覺的。

第二，在一個日益趨向於多元化的文化中，我們所去魅性地揭示的文化場內的“階級鬥爭”，如何擺脫“非此即彼”和“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傾向，真正做到多元共存，這顯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曾經為那種狹隘片面的二元對立思維，即非友即敵，非真理即謬誤，非香花即毒草式的觀念吃夠了苦頭，寬容和共存也許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愛思想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