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ly" 所表達的細微差別與 "quick" 的細微差別太過接近，它們的具體性範圍幾乎相同，這讓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時感覺不太舒服。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些以 "-ly" 結尾的副詞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消失，即便它們明顯有用。另一個犧牲了高度實用形式以適應這種不耐煩的例子是 "whence"、"whither"、"hence"、"hither"、"thence"、"thither" 這些詞。它們無法在日常用語中存活，因為它們太過牢固地侵占了由 "where"、"here" 和 "there" 代表的意義範圍。說 "whither" 時，我們過於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在重複 "where"。即使我們在 "where" 上增加了重要的方向細微差別，也會引起不滿，而非滿足。我們更願意將靜態與指向性合併（如 "Where do you live?" 和 "Where are you going?"），或者，如果有必要，稍微過度強調方向概念（如 "Where are you running…

我們的 "I" 和 "me" 與喬叟時代的感覺有多不同，從喬叟的表達 "it am I" 可以看出。在這裡，"I" 的明顯主格方面足以影響前面動詞的形式，儘管有引導詞 "it"；喬叟的說法明顯更像拉丁語的 "sum ego" 而不是現代的 "it is I" 或口語的 "it is me"。我們還有一些奇怪的證據表明，英語的人稱代詞已經失去了部分原有的句法力量。若 "he" 和 "she" 是純粹的主格形式，若它們並非在某種程度上試圖變成無格的絕對形式，像 "man" 或任何其他名詞一樣，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造出像 "he-goat" 和 "she-goat" 這樣的鬆散複合詞，這些詞在心理上類似於 "bull-moose" 和 "mother-bear"。此外，在詢問一個新生嬰兒時，我們會問 "Is it a he or a she?"，就好像 "he" 和 "she" 是 "male" 和 "female" 或 "boy" 和 "girl"…

印歐語系的七個格位（主格、屬格、與格、賓格、奪格、處格、工具格）已經被縮減為四個格位（主格、屬格、與格、賓格）。我們可以從對最古老的日耳曼語方言（哥特語、古冰島語、古高地德語、古英語）的仔細比較和重建中得知這一點。在西日耳曼語方言群中，我們最古老且最有價值的研究來源包括古高地德語、古英語、古弗里西語和古撒克遜語，我們仍然保留了這四個格位，但格位音節的語音形式已經大幅減少，而且在某些詞形變化中，特定的格位已經合併。格位系統實際上仍然完整，但顯然正在朝著進一步瓦解的方向發展。在古英語和早期中古英語時期，格位系統在同一方向上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格位音節的語音形式進一步減少，賓格和與格之間的區別最終消失。新的「賓與格」實際上是舊賓格和與格形式的結合體；例如 him，舊的與格形式（我們仍然說 I give him the book，而不是「縮寫」成 I give to hint；比較哥特語的 imma，現代德語的 ihm），承擔了舊賓格（古英語 hine；比較哥特語的 ina，現代德語的…

這三個衝突——形式分組、修辭強調和順序——還補充了一個第四個難題。強調性的 whom，由於其較重的結構（半長音節後接唇音），應該與隨後輕快的音節形成對比。然而，在「whom did」中，我們不由自主的延緩使得這種表達聽起來「笨拙」。這種笨拙是語音上的判斷，與我們分析的語法因素引起的不滿無關。這種韻律上的反感並不適用於「what did」和「when did」這類平行表達。what 和 when 的元音較短，其末尾輔音與隨後的 d 融合得很自然，而 d 的發音位置與 t 和 n 相同。我們對適當節奏的直覺使我們難以對「whom did」感到滿意，就像詩人在快速詩行中使用「dreamed」和「hummed」這樣的詞一樣困難。…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說，大多數人心裡都在暗自希望他們可以說「Who did you see?」。如果某種神聖權威可以無視教師的指責，給他們充分的自由，他們的潛意識將如釋重負。但我們不能過於直率地預見漂移並維持社會地位。我們必須假裝對我們的未來走向一無所知，並滿足於我們內心的矛盾——不舒服地有意接受「whom」，潛意識裡卻渴望「who」。與此同時，我們通過在某些曖昧情況下使用「who」，來滿足我們對禁忌表達的暗自渴望，這樣我們可以通過一點無意識的辯護來掩蓋我們的錯誤。想像一下，有人在你不專心聽時隨口說了一句「John Smith is coming to-night.」，你沒有聽清名字，於是你問的不是「Whom did you say?」而是「Who did you say?」。選擇表達形式時可能會有點猶豫，但像「Whom did you see?」這樣的慣例可能還不足以促使你說「Whom did you say?」。語法學家可能會說，這不太相關，因為「Who did you…

所有已知在基因上有關聯的語言，也就是說從單一原型演化出來的分支形式，都可以被視為屬於同一個「語系」。語系並不是最終確定的分類。我們建立語系的時候，只是說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夠追溯到這裡，不能再進一步。在我們研究的任何進展階段，一束意外的曙光可能會揭示出所謂的「語系」只是更大群體中的一種「方言」。方言、語言、分支、語系這些術語——不言而喻——都是相對的。隨著我們的視角擴展或收縮，這些術語是可以互換的。



至於我們是否能夠最終證明所有語言都源自一個共同的起源，這一點則無從推測。近年來，語言學家能夠做出比以前認為可行的更大範圍的歷史綜合，就像文化學者能夠展示在過去被認為完全孤立的文化區域或制度之間的歷史聯繫一樣。人類世界的縮小不僅是在展望未來，而且也是在文化史的回溯眼中。然而，我們還遠未能將眾多的語言減少到少數幾個「語系」。我們仍然必須處理相當多的這些語系。其中一些，如印歐語系或中印語系，分佈在廣袤的地區；另一些，如巴斯克語，則有著奇特的有限分佈範圍，很可能只是曾經更廣泛分佈的群體的衰退殘餘。…

如果語言中的唯一變異形式只是「平面上的」個體變異，我相信我們將難以解釋方言如何產生，為何一個語言原型會逐漸分裂成多個相互無法理解的語言。但語言並不僅僅是展現在空間中，它更像是同一幅永恆畫面在個體心中的一系列反映。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沿著它自己創造的流動前行。它具有漂移性。如果語言沒有分裂成方言，如果每種語言都保持為一個獨立的統一體，它仍然會不斷地偏離任何可分配的規範，不斷發展新的特徵，並逐漸轉變為一種與其起點截然不同的新語言。…

人人皆知語言是多變的。即使是同一世代、同一地區的兩個人，講著完全相同的方言，並且活躍於同一個社交圈，他們的語言習慣也從未完全一致。對每個人的語言進行仔細研究，都會發現無數的細微差異——在詞彙選擇上、句子結構上、特定形式或詞組組合的使用頻率上、特定元音和輔音以及元音和輔音組合的發音上，還有所有那些賦予口語生命的特徵，如速度、重音和語調。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講的是同一語言的略微不同的方言，而不是完全相同的語言。…

1884 年，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 出生於普魯士勞恩堡（今波蘭倫堡）的猶太家庭，但從 1890 年舉家搬往美國後便再未回到歐洲。1901 年 Sapir 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日耳曼語，1903 年獲得學士學位，再一年後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大三時他接觸了 Boas 與人類學，逐漸「轉換門庭」進入人類學領域。…

普魯士皇家科學院之所以在1769年針對語言起源的問題公開徵求論文，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當時在科學院內、外都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當時擔任院長的Pierre Louis Maupertuis（1698-1759）與法國啟蒙時期的感覺主義哲學家孔狄亞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4-1780）一樣，都主張語言起源的「約定俗成論」（Konventionalitätsthese）。然而科學院以蘇斯米希（Johann Peter Süßmilch,…

語言無法離開社群共同體的歷史發展，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轉而關注語言之世界開顯性的作用。且當語言不再只被看成是透過約定而產生的現成工具，而是創造思想活動的器官，語言學的研究就更必須從研究經典文本的文獻學，轉向研究人之語言資能的語言心理學。這使得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得以說明，詞語的符號性意義與透過文法形塑的世界性結構，如何能從人類社會互動的身體姿態表現與民族共同體的共通感中產生出來。…

在影響近代人類思想發展甚鉅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存在著兩條相當不同的思路。一條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觀念論思路，它從統覺的自我意識與自律的道德主體性出發，走向對於理念之客觀化體現達到全面自覺的絕對精神，與團結所有個體的總體性國家；另一條則是「從赫德到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路，他們透過世界理解與人類理性的語言性，開闢一條邁向溝通共同體的道路，以凸顯出人類文化生活與民主體制的核心價值所在。…

摘要：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作為研究的對象，涵蓋從18世紀末探討語言起源論的赫德（J. G. Herder），到20世紀初為社會心理學建立符號互動論基礎的米德（G. H. Mead）語言的作用將不再局限於標指事物與傳遞訊息，而在於更深層地開顯世界與協調行動思維也將不再離開語言，而得以將一種先於語言邏各斯存在的先驗主體歷史—社會脈絡化地落實在一種，交互主體性的溝通共同體中。



林遠澤在本書《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一方面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路線（第一至三章），論述從赫德（Herder）到洪堡特…

當一個觀念愈能得到常識之明證性的支持，就愈可能會使我們自陷於某種權威論述之偏見的籠罩而不自知。在此惟有透過思想之歷史演進的自覺批判，才能使我們脫離各種主流思想之理所當然的假象。重新追尋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思路，正可以有助於批判那些已經被當代語言哲學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三是，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發展，同時具有開創與過渡的性質，它將康德的先驗觀念論轉向當代的語用學、詮釋學、解構主義與溝通行動理論。讀者若能通貫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發展，那麼對於當代語言哲學的來龍去脈，就自有理路可尋。本書因而無需選擇個別學派的語言哲學觀點，來為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做出系統的建構，反而更想致力於保留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未竟發展的思想潛能，以能為當前東、西方語言哲學之賡續發展，提供源泉不絕的思想來源。…

我在這本書中，試圖完成西方學界這一段尚未完的工作。在本書劃分六章與一個附錄的架構中，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I）包含前三章，在這裡我要說明，在赫德與哈曼關於語言起源論的爭議中，一種不同於亞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產生出來。以及這種觀點如何影響了洪堡特，以至於他會主張作為建構思想的器官，語言不應是成品而是活動。洪堡特最後透過語言的交談結構，解釋在語言世界觀之意義多元主義下，吾人的世界理解如何具有客觀性，這開創了語用學之溝通向度的討論。



包括第四至六章的第二部分（II），探討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在20世紀初期的發展過程。它始於馮特的研究，因為在青年語法學派將歷史比較語言學轉向語言心理學的研究之後，馮特首先針對語音之語意表達的普遍可理解性問題，深入研究了人類的語言如何能從動物的身體姿態表達，轉化成以表意符號進行溝通互動。而一旦人類的思想活動惟有透過語言符號才成為可能，那麼對於思想機能的心理學研究，就應進一步建立在形構語言之民族精神的交互主體性之上。…

在1978年的時候，學者Bloom及Lahey將語言分成形式(Form)、內容(Content)以及使用(Use)三個部分。

（1）形式包括語法（Syntax）、構詞/語形(Morphology)、音韻…

本書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作為研究的對象，我所謂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涵蓋從18世紀末探討語言起源論的赫德（J. G. Herder）到20世紀初為社會心理學建立符號互動論基礎的米德（G. H. Mead）。這中間還包括主張語言上帝起源論以反對啟蒙的哈曼（J. G. Hamann）、創立普通語言學的洪堡特（W. von Humboldt）、設立第一個心理實驗室且開創民族心理學研究的馮特（W. Wundt），與嘗試以文化哲學取代先驗觀念論的卡西勒（E.…

整體而言，洪堡特語言哲學顯然是林著的一大理論樞紐。事實上，看林書的結構，洪堡特就正好像分水嶺一般把全書分為兩大部分：即可再分為「從赫德到洪堡特」，和「從馮特到米德」。其中前者乃循洪堡特回溯其理論之濫觴與訴求，而後者則順洪堡特以觀其理論的後續影響及發展。其間先後論及赫德的「語言起源論」、哈曼對康德及啟蒙理性的「語文學後設批判」、馮特的「語言身體姿態起源論」、卡西勒的「符號形式哲學」、米德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提出的「姿態會話」學說和「符號互動論」等。…

哲學中「語言轉向」的別支

自從美國學者羅蒂提出哲學中有所謂的「語言轉向」後，哲學界便必須回答一個問題：語言的論述在哪一意義下可有助於哲學問題的懸解！就這一議題，學界一般認為「語言轉向」指的是英美分析哲學傳統對哲學語言的使用做出批判與重審的「治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