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作為研究的對象，我所謂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涵蓋從18世紀末探討語言起源論的赫德（J. G. Herder）到20世紀初為社會心理學建立符號互動論基礎的米德（G. H. Mead）。這中間還包括主張語言上帝起源論以反對啟蒙的哈曼（J. G. Hamann）、創立普通語言學的洪堡特（W. von Humboldt）、設立第一個心理實驗室且開創民族心理學研究的馮特（W. Wundt），與嘗試以文化哲學取代先驗觀念論的卡西勒（E. Cassirer）。

這些學者除了卡西勒被列入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陣營，還在哲學史占有一席之地外，其他學者幾乎在各種哲學史的教科書中，都不曾出現過。本書將這些乍看之下毫無關聯的思想家（米德甚至應是歸屬實用主義陣營的美國人），都包括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範圍內，實因他們的哲學研究，不僅在學術旨趣與立論出發點方面，都極為一致，他們相續提出的論點，更是環環相扣、相互發明，從而能在語言哲學中，形成一種首尾融貫、體系完整的理論典型。本書因而借鏡《從康德到黑格爾》的提法，闡釋《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相對於先驗觀念論的意識哲學進路，推動哲學轉向去思考在語言學模式中的溝通共同體理念。

相較於近代西方哲學，就其作為強調以意識哲學為基礎的主體性哲學而言，難免會有獨我論的傾向，其知識建構的觀點，也難免將使存有現象化，成為科學操控宰制的對象。德國古典語言學家則都非常有意識地，想透過批判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語言工具觀，闡釋語言的真正本性與作用。他們試圖透過論證世界或理性的語言性，以求最終能在溝通共同體的交互主體性構想中，說明為何吾人應在符號結構化的文化世界中，才能理解世界的真理性，並從而得以回答「人是什麼？」的哲學基本問題。「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其哲學研究的學術旨趣因而主要在於，嘗試使哲學能從康德建構先驗觀念論的「純粹理性批判」，轉向建立文化哲學基礎的「語言批判」理論。他們透過對語言之起源、範圍與界限的研究，來說明人類得以建構文化世界的基本法則，俾使哲學不再局限於為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奠基，而是轉向為人文科學奠基的哲學人類學研究。

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重要性，當然不是本書所獨見。但在眾多意識到這些議題之重要性的當代哲學家中，能歷史通貫地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剖析清楚的卻也尚未得見。卡西勒是當代第一個意識到德國古典哲學傳統之重要性的哲學家，他慨嘆當時學界竟然還沒有一部語言哲學史。他自己雖在《符號形式哲學》第一卷《論語言》中，嘗試勾畫語言哲學史的思路，但他對語言哲學史的研究，僅止於馮特的表達理論。對於他自己的「符號形式哲學」如何能從洪堡特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中發展出來，仍未有清晰的理路論述。哈伯瑪斯同樣非常清楚，當代德國的詮釋學理論與他自己的普遍語用學理論（或者說溝通行動理論），都是從洪堡特所代表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而來的，他自己並致力於研究洪堡特、卡西勒與米德的理論。而對於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歷史發展，最有深入研究的則應首推阿佩爾。

阿佩爾指出，在西方哲學的發展中，除了由經驗主義的名目論與理性主義的普遍記號學所形成的科學—經驗主義語言研究傳統外，還包括來自基督教傳統的邏各斯神祕主義、與來自希臘—羅馬之修辭學傳統的人文主義語言觀。後兩種語言觀點代表一種先驗詮釋學的語言觀，對此進行哲學的闡釋，乃始於赫德與哈曼，而最終綜合於洪堡特。阿佩爾雖然深入歷史文本，對於存在於修辭學與近代母語文學中的人文主義語言觀，做了詳細的研究，而寫了《從但丁到維柯之人文主義的語言理念》（Die Idee der Sprache in der Tradition des Humanismus von Dante bis Vico）一書，但他並未接著「從但丁到維柯」而續寫「從赫德到洪堡特」。這個工作在泰勒那裡得到補充，泰勒以“HHH”的縮寫，論述了赫德、哈曼與洪堡特三人並列的語言哲學觀點。在2016年甫出版的《語言動物》（The language Animal）中，他致力於說明這個傳統與由霍布斯、洛克與孔狄亞克（縮寫為“HLC”）代表的語言哲學傳統之間的不同，但他的討論也未能深入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後續「從馮特到米德」的發展與完成。

（《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作者：林遠澤；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1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