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皇家科學院之所以在1769年針對語言起源的問題公開徵求論文，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當時在科學院內、外都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當時擔任院長的Pierre Louis Maupertuis（1698-1759）與法國啟蒙時期的感覺主義哲學家孔狄亞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4-1780）一樣，都主張語言起源的「約定俗成論」（Konventionalitätsthese）。然而科學院以蘇斯米希（Johann Peter Süßmilch, 1707-1767）院士為代表的另一派意見，則持語言的上帝起源論。Maupertuis認為，人可以獨立於語言之外而思考，只是為了互通訊息之故，因而任意約定了記號。

語言因而只是在次要的意義上，才因作為思考的立足點而被運用。當時的法國啟蒙哲學家孔狄亞克也主張，人類語言是從自然的表達運動（例如自然的吶喊、身體姿勢與表情）加以逐漸地區分音節與特殊化而成的，亦即它們是經由約定，才逐漸被提高到作為標誌（Bezeichnung）的地位。相對地，蘇斯米希則從語言結構所具有的內在完美性，論證人類有限的理性不可能自行發明需預設有高度理性在其中的語言系統。人無法自行發明語言，語言需來自一個更高的理性存有者之傳授，因而他主張語言的上帝起源論。

赫德認為孔狄亞克與蘇斯米希的論證看似對立，但兩者卻同時都陷入循環論證的窘境。赫德認為若依孔狄亞克的說法，語言係透過約定俗成而形成，那麼我們在約定詞語的使用時，不就早就需要使用語言了嗎？換言之，依約定論的觀點，我們在未發明語言前，就必須先有語言了；而依蘇斯米希的說法，語言的完美性隱含高度的理性在其中，因而它必須由一個更高的理性存有者來傳授，我們才能擁有語言。然而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人類不具有理解與使用語言的理性能力，那麼即使是上帝，又如何能教導我們學會語言。因而語言的上帝起源論反而必須自我矛盾地預設，人在尚未學會使用語言之前，早就已經具有高度的理性能力。孔狄亞克與蘇斯米希的說法，無疑都會陷入自我矛盾的循環中。然而這種自我矛盾卻也同時顯示，人類的理性與語言能力是必須互相預設的。人作為有理性的動物，即同時是指，人是能說話的動物。要回答「人是什麼？」的問題，是與說明理性與語言之內在相關性密不可分的。赫德在《論語言的起源》的第一卷中，即試圖透過說明理性與語言的內在關係，來重新界定促使人類能發明語言的「自然能力」為何。可見，語言起源論的語言哲學問題對於赫德而言，並不是語言發明的經驗問題，而是關於語言本質的人類學基礎，或即人類理性之語言性的問題。（節錄自《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作者：林遠澤；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1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