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本書中，試圖完成西方學界這一段尚未完的工作。在本書劃分六章與一個附錄的架構中，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I）包含前三章，在這裡我要說明，在赫德與哈曼關於語言起源論的爭議中，一種不同於亞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產生出來。以及這種觀點如何影響了洪堡特，以至於他會主張作為建構思想的器官，語言不應是成品而是活動。洪堡特最後透過語言的交談結構，解釋在語言世界觀之意義多元主義下，吾人的世界理解如何具有客觀性，這開創了語用學之溝通向度的討論。

包括第四至六章的第二部分（II），探討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在20世紀初期的發展過程。它始於馮特的研究，因為在青年語法學派將歷史比較語言學轉向語言心理學的研究之後，馮特首先針對語音之語意表達的普遍可理解性問題，深入研究了人類的語言如何能從動物的身體姿態表達，轉化成以表意符號進行溝通互動。而一旦人類的思想活動惟有透過語言符號才成為可能，那麼對於思想機能的心理學研究，就應進一步建立在形構語言之民族精神的交互主體性之上。

馮特的這個觀點，一方面影響了卡西勒，他試圖在建構神話、語言與科學等文化系統的符號形式中，闡釋人類建構文化世界之精神形構力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以取代康德以先驗邏輯學為自然科學的知識基礎所做的哲學奠基；另一方面則影響了當時曾到德國留學的米德，他嘗試透過動物的姿態會話，追溯人類語言溝通的起源，從而說明人如何借由意義理解的規範建構活動，創建人類社會獨具的自由整合模式。米德並由此為當代以「我思」為基礎的反思性主體哲學，補充了前反思的身體性基礎與後反思的對話性向度。卡西勒的符號形式哲學與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可說是初步完成了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意圖轉化康德先驗統覺的主體主義以邁向溝通共同體的思路。

本書的附錄討論的則是漢字思維的問題，這個討論仍以附錄的形式呈現，係因這仍是一個尚未完成的研究議題。它雖未完成，但仍可作為對照而屬於本書論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一部分。在當代研究深層語法的語言學、與研究邏輯語法學的語言哲學中，作為孤立語的漢語與作為音義同構的漢字，與印歐語的曲折語與拼音文字的結構差異並未得到重視。但在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中，洪堡特卻因主張語言結構的差異即是世界觀差異，而特別針對漢語與漢字的世界觀，做出開創性的研究。馮特則在語言之身體姿態起源論的研究中，發現漢語的無文法性與漢字的獨立表意作用，與手勢等身體姿態語言最為接近。這些研究使我們能反省到，西方哲學傳統的世界觀，基本上是基於語音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與主知主義而成立的，而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語言觀，不僅能使西方哲學本身基於語音中心主義的局限性被意識到，也能使中國人的思維形態與世界觀重新得到重視。這部分雖需另撰專書處理，但在此先以附錄的形式，說明我當前粗略的想法，那麼或許能拋磚引玉，讓我得到更多讀者回應的啟發。

本書的論述風格顯然是歷史的。我沒有將赫德、哈曼、洪堡特、馮特、卡西勒與米德的語言哲學理論系統化，而是每章都獨立地研究他們各自的思想發展過程。這有三方面的考慮：一是，這些哲學家本身的理論都各自有他們獨立研究的意義，試圖把它們系統化到某一思潮範圍內，將會窄化他們思想的原創性。保持每位思想家思想的獨立發展，將使讀者即使不就本書的脈絡來看他們在語言哲學史中的意義，也能從各章去看語言起源論（赫德、哈曼）、普通語言學（洪堡特）、語言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馮特）、文化哲學（卡西勒）與社會心理學（米德）等領域，在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醞釀與發展；二是，哲學史研究的意義在當代被不當地貶低，當前如果我們說一位學者的研究只是哲學史的研究，那通常就是說他沒辦法做開創性的理論研究，只能整理一下過去哲學家的見解。但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偏見，因為一種缺乏歷史反思的哲學研究，只會讓我們陷於積澱為「常識」之特定理論偏見的蒙蔽。

（《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作者：林遠澤；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1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