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響近代人類思想發展甚鉅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存在著兩條相當不同的思路。一條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觀念論思路，它從統覺的自我意識與自律的道德主體性出發，走向對於理念之客觀化體現達到全面自覺的絕對精神，與團結所有個體的總體性國家；另一條則是「從赫德到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路，他們透過世界理解與人類理性的語言性，開闢一條邁向溝通共同體的道路，以凸顯出人類文化生活與民主體制的核心價值所在。

在前一條道路中，嚴格的理性自律與絕對精神的一體籠罩，遭到社會生活的矛盾鬥爭、潛意識的欲望衝動與個體權力意志的反叛。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因而接著走上「從黑格爾到尼采」這一段顛簸崎嶇的道路；但從「赫德到洪堡特」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卻接著透過「從馮特到米德」的溝通共同體思路，承認在情緒衝動的姿態表達中，即存在有身體性的意義建構活動，主張惟有透過在社會互動中，角色扮演的相互承認，人類社會的團結整合才能賦予個人自由的實現。

在哲學史的發展中重新發現「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使我們能將哲學從在意識領域中的先驗自我或絕對精神，轉移到以語言的溝通共同體作為哲學思考的基點。這不僅能建構出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哲學思維模式，更能為人類提供自我理解的新圖像。

剛從我們身邊流逝的20世紀，已被公認是哲學語言學轉向後的世紀。語言哲學既已經是當代的顯學，我們何以還需回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遺跡？這是歷史憑弔的興趣，還是只想在哲學史的神殿中，為赫德到米德這幾位哲學家，爭列作為當代語言哲學先祖的牌匾？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思路，早已經是一條湮沒在歷史中的古道，我們並不知道，經由它究竟可以通向何方去尋幽訪勝。然而一旦這條道路能被清理出來，那麼我們將可發現，當代的語言哲學研究，也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從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經過中世紀的共相之爭、到近代經由康德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綜合，最終抵達邏輯實證論與語言分析哲學的道路。這條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道路，號稱它完成哲學語言學轉向的工作。但其實它並沒有使哲學轉向，它走的還是「思有一致性原則」的老路。他們之所以感到哲學有了轉向，係因為他們在亞里士多德以邏輯學建構存有論的哲學傳統中，擺脫探討主體機能的心理學與對象建構的存有論，而只專注於思想判斷的邏輯學，俾使語言哲學能為科學的理論建構提供具有真值涵蘊的邏輯語法。

然而語言是以詞構句的言說行動，在構詞學與文法學中，特別是在語言溝通的使用中，世界之意義建構與行動協調之規範建制的基礎，卻沒有在這條道路中得到專題化的討論。而由希臘化—羅馬時期的修辭學傳統與基督教的邏各斯神祕主義開始，經由文藝復興時期但丁（Dante）的人文主義與維柯（Vico）主張的新科學，直到最終綜合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這些問題才在語言起源論、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心理學的範圍內，得到詳細的討論。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為代表的第二條思路，就其肇始於語言起源論的探討而言，一開始即帶領哲學走向探討「人是什麼？」的哲學人類學問題。人有語言，才與動物截然有別，人文世界與人的語言性密不可分。動物依本能而生活在它的環境之中，但人類卻能抽離他的環境而面對整個世界。世界這個概念，因而主要不是指在物理學意義下的自然環境，而是指人類透過語言所建構的意義視域。語言作為人類溝通互動的媒介，它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只能透過交互主體性建構。這使得語言中介的文化創造，不同於科學僅借助理性的邏輯去進行獨白的沉思，而是必須在世界解釋的意義理解，與行動規範的溝通協調中，取得共識的普遍有效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因而在一開始就非常有意識地，要相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進行「語言的批判」。

（節錄自《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作者：林遠澤；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1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