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到的雞肉漢堡包，有多少真正的雞肉成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認為自己吃了“雞肉漢堡包”。

幸福家庭一起享用的“雞肉漢堡包”。一如廣告所說的。

也就是說，人成功不成功不重要，但要看起來要很成功。

有的組織說能幫助你成功，是否真的幫助了你並不重要。你們是否成功了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讓你看到他們多成功。

反正，習慣了山寨文化的社會，大家都有理由理直氣壯堂而皇之不做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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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劄，“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48]“自是以後，迄於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49]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於江西。[50]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51]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遊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跡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於《海錄》一書。[52]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

當時被指派隨行者甚眾，僅有兩人願往；而此兩人中之一人因病止於中途，別一人在道數頻於死”。其二、“中國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負其政治、其學識、其財富皆優於他國；則其不願聲稱求救他國可知也。是故不願遣華人赴歐洲”。其三、“中國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語，如何能用此種語言與之交談國事。”[40]蔔氏所述隱情到18世紀其實也沒有什麼改變。身體不健、自負心強、不通西語，這是阻止國人遠赴歐洲的三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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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前期，沒有再像明朝鄭和下西洋那樣，舉行大規模的出海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為了軍事上防止臺灣鄭氏政權和外來的西方殖民勢力向內地滲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撓內地人民向外發展，在貿易方面控制軍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貿易上實際達到了閉關或限關（即限廣州一關）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則是放棄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對萬裏海疆，中國失去了可能成為海洋強國的資格。這與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強烈對比。 …

航海貿易雖在嘉慶年間仍然維持正常發展，“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航運實力，仍處於領導地位”，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超過英國來華船噸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間，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到鴉片戰爭的前夕，來華的西方海船，1835年為199艘，總計78000噸，1837年為213艘，總計83000噸。這就是說，西方侵略者對華貿易所投入的船舶載重量，此時已與中國遠洋商船總噸相等了。從1820年到1837年，中間不過十五六年時間，一方面是中國遠洋商船停滯不前，另一方面是進入中國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長之間，表明了中國航海貿易的變化，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排擠”。[37]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突飛猛進，美國“新大陸”開始崛起，歐洲大陸發生劇烈變革。相形之下，中國卻由於走向封閉，而陷入沈寂、保守的狀態。面對神州大地的沈寂，龔自珍悲憤地哀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

18世紀的清朝統治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也許最大的錯誤並不是不願與外界接觸，與西方打交道。事實上，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之密切可謂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開放度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問題在於清朝在與外國的接觸中，力圖建立自己的世界體系或者按照傳統的朝貢體制建築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體系。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都明確地向外部世界表現了這一意誌。周圍的弱小鄰國納入傳統的朝貢體制自不待說，遠道而來的歐洲各國使節，他們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羅斯、英國使團對這一做法表示異議，其它歐洲國家似乎沒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體制的規訓。而俄羅斯、英國使團表示異議的潛臺詞，則實為要求英、俄君主擁有與清皇同等的地位，馬戛爾尼更是明確表示，英王喬治三世是與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東西方兩大君主。中英之間在外交場合的禮儀之爭，實際上是英國擴張的殖民體系與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之間的沖突。外交是政治的繼續，是內政的延伸，是以實力為後盾。所謂“禮儀”其實也是對自我認同的實力秩序的規範，它體現了對國家利益的維護能力和對別國的控制能力。…

有關18世紀中西方的實力對比，我們往往只能從西人當時的報道找尋中西之間差異的依據。這是因為國人當時基本上缺乏遊歷歐洲的經驗，因而也就無法根據中方文獻對中、西方之間的差異（差距）進行真實對比，也就無從談起從中國士人的文獻了解其對比中西方的真實感受。西人的記載當然帶有成見、偏見、誤會，甚至盲點，但西方當時與中國的接觸畢竟已有相當的規模，故對他們留下的文獻材料我們須加仔細甄別，但不可簡單否定、棄置不用。在這場中西方對話中，西方是主動者，中國只是“受容”的掌控者。

三、康雍乾盛世下潛存的危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