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義的預言——述說未來之事——以及其警世之詞對人們的吸引力均非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題材。我們所感到興趣的——所關心的——因為“興趣”在今天已變成一種濫用之詞——是小說家語言中的一種聲調，一種“幻想”的簫笛已經為我們試奏過的聲調。預言小說家的話題大而無垠，包容宇宙或一切放之四海皆準之吉，但是他並不一定是要“說”出來；他意欲高歌，但是其歌聲在小說殿堂中出現總給我們一種格格不入的驚愕之感。裊裊清音怎能與塵俗的家具相調和？我們必會自問，而答案總是“並不太好”：歌唱者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他旨吭振臂，於是桌椅均為之搗毀。這就是那些沾有預言色彩的小說總給人一種滿目瘡痍的感覺的原因，其情況之慘有如發震或孩童聚會後的客廳。讀過D.H.勞倫斯的小說的讀者就會了解我的話中含義。…

一個講座，只要不流為東拉西扯式的雜談，就必然有一個中心思想貫穿其中。當然還得有題材，中心思想就貫穿於題材之中。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明顯道理，然而，有過演講經驗的人就曉得事實並不如此簡單。演講與其他的語文遊戲一樣，有它的獨特氣氛。一個講座的特有工具是：一位演講者、聽眾，定期舉行一次，海報宣告，以及不易為人知悉的財務資助等等。所以講座有它寄生性的獨特生存方式，而這種獨特的生存方式，常使貫穿於其中的中心思想和它所必須討論的題材分道揚鏢。…

亞裏士多德說：“人物顯示作品的特色，動作——人物的行為才能使我們或悲或喜。”對於亞氏的這種見解，我們自是不敢茍同。但是僅只不同意他是不夠的，我們還得拿出自己的見解來。“所有的人情悲喜，”他還說，“都在動作中表現。”這也不盡然。我們以為悲喜之情還可存在於內心不為人知處，即個人的內在活動中，小說家對此已有所接觸。內在活動是一種沒有外在征象的活動，也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可以從一個偶然的言語或表情中觀察得出。一個不經意的言詞或表情，其實跟長篇大論或謀殺行為一樣是外在征象；它們所表現出的活動已經脫離內在活動的範圍，而進入動作的領域了。…

現在我們要從移植問題轉到適應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人物可否取自日常生活而放入小說中，以及人物可否走出小說，坐到這間房子裏。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且引出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能否互相了解？今天的論題較帶學術性，我們將涉及人物與小說其他各面，諸如情節、道德、相關人物、氣氛等等之關系。同時，這些人物也必須適應其創造者的其他要求。…

討論過故事——小說中簡單而又基本的一面——我們可以轉到另一個較為有趣的題目：角色。我們不需問以後發生了什麽，而要問發生在什麽人身上；小說家可以訴諸我們的理智與想象，而不單只訴諸我們的好奇心。在他的聲音中有了一個新的著重點：著重價值。

　　由於通常在故事中的角色是人，我們把小說的這一面稱之為“人物”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他的動物也曾在小說中出現過，但並不十分成功。因為我們對他們的內心活動所知不多。未來這種情形也許會有所改變，就似小說家對處理過去野蠻人的態度有所改變一樣。那時，我們在小說中所看到的動物，將不再只是象征性的或小人物的代表，其作用也不再只是裝飾性的一如會動來動去的四腳桌，或飛來飛去的彩畫紙片而已。這是科學所能開拓小說領域的方法之一：它給小說中的角色是人物。…

我們都會同意，小說的基本面即故事。但是各人同意的語調必然個個不同，後面的結論僅導自於我們現在正要應用的某一種語調之上。…

        這個講座與“三一學院”的教授威廉。喬治。克拉克有關，沒有他，我們今天就無緣相聚於此，為小說作面面之觀。克拉克是約克郡人，生於一八二一年，先在瑟德堡及休魯士堡受教育，於一八四○年進入“三一學院”，四年後，成為該學院的教員，並在此後將近三十年中以校為家，直到他的健康衰退，死前不久離開學院。他的學術地位雖建立在莎士比亞的研究上，但他出版過兩本與莎翁完全無關的著作，這兩本書我們必須在此稍作一提。年輕時，他到過西班牙，寫了一本非常令人賞心悅目的遊記，書名叫《Gazpacho》。…

老實說，不同時代的“臺灣經驗”，常常是馬華文化建構的重要文化資源。7月16日，在新山佛光山新馬寺大覺堂演藝廳將舉辦“紀念陳徽崇音樂會”。於此也想和大家談談陳老師的“臺灣經驗”。

國家文化人物獎得主陳徽崇（1947-2008），他一生為音樂教育而奉獻。談及陳老師本土音樂教育的展開，得牽繫其寬柔情緣。1972年陳徽崇從臺灣學成返馬，次年就受聘於寬柔中學，擔任音樂教師。這個教學契機讓他有了一個得以落實其音樂理想的據點，盡其一生為馬華文化的建設，播下音樂教育的種子。他在寬柔中學任教期間，重組了寬中合唱團等表演團體，帶動“大馬現代詩曲”的創作風潮，並創作了一首又一首經典的歌曲。惟若論其音樂教育的根基和音樂教育的使命啟發，恐怕又還得上溯至陳老師當年赴臺留學的經歷。…

50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之時，人民寫大字報，開批鬥會，不務正業，將正常的經濟發展全部荒廢，工廠生產陷於停頓，經濟損失慘重。雖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讓筆者不禁想起50年後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產業與消費轉型升級，唯有少數文化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娛樂業蓬勃發展，逆勢而上迎來黃金時代。

50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之時，人民寫大字報，開批鬥會，不務正業，將正常的經濟發展全部荒廢，工廠生產陷於停頓，經濟損失慘重。雖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讓筆者不禁想起50年後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產業與消費轉型升級，唯有少數文化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娛樂業蓬勃發展，逆勢而上迎來黃金時代。…

袁鷹編《清風集》約稿。我對茶實在是個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換三次葉子。每天起來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講究。對茶葉不挑剔。青茶、綠茶、花茶、紅茶、沱茶、烏龍茶，但有便喝。茶葉多是別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開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論什麼茶，總得是好一點的。太次的茶葉，便只好留著煮茶葉蛋。

《北京人》裏的江泰認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為還有一種功能，是：提神。《陶庵夢憶》記閔老子茶，說得神乎其神。我則有點像董日鑄，以為“濃、熱、滿三字盡茶理”。我不喜歡喝太燙的茶，沏茶也不愛滿杯。我的家鄉認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滿，茶要淺”，茶斟得太滿是對客人不敬，甚至是罵人。於是就只剩下一個字：濃。我喝茶是喝得很釅的。常在機關開會，有女同誌嘗了我的一口茶，說是“跟藥一樣”。因此，寫不出關於茶的文章。要寫，也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話。…

說起峇里島馬上聯想到的或許是綠油油的稻田丶浪花朵朵的海岸線丶與古廟相襯的夕陽丶濃郁的麝香貓咖啡以及峇裏島的民俗文化遺產，豐富的旅遊資源促使這座島嶼成為遠近馳名的度假勝地。



說起峇里島馬上聯想到的或許是綠油油的稻田丶浪花朵朵的海岸線丶與古廟相襯的夕陽丶濃郁的麝香貓咖啡以及峇裏島的民俗文化遺產，豐富的旅遊資源促使這座島嶼成為遠近馳名的度假勝地。

走在烏布市中心的大路上遊客熙熙攘攘，轉角走五十米偏僻窄巷就看見一大片嫩綠的稻田，在樸實與繁雜之間來回切換是峇裏旅遊的節奏。

坐車遊峇里島，發現大街處處都豎立起很大一張的海報以及張掛白色的大旗。海報與旗幟以拳頭與泥機的圖像丶強烈的色彩對比表達抗議的信息“Tolak…

萬里茂並沒有萬里遠，也並不如何茂盛，尤其AMJ大道在大約9年前的2007年開通之後，它更如被撇在一旁的孤兒一樣，雖不致於自生自滅，卻也處在較為困窘的發展境況中──離AMJ大道不遠，算是在大道旁走進去的一個小鎮，距離有好幾公裏，從AMJ轉進去車程約10分鐘。但總是不如它原來就在南上北下必經的路線上。它在Route5。

萬里茂並沒有萬裏遠，也並不如何茂盛，尤其AMJ大道在大約9年前的2007年開通之後，它更如被撇在一旁的孤兒一樣，雖不致於自生自滅，卻也處在較為困窘的發展境況中──離AMJ大道不遠，算是在大道旁走進去的一個小鎮，距離有好幾公裏，從AMJ轉進去車程約10分鐘。但總是不如它原來就在南上北下必經的路線上。它在Route5。…

沒有喝過豆汁兒，不算到過北京。

小時看京劇《豆汁記》(即《鴻鸞禧》，又名《金玉奴》，一名《棒打薄情郎》），不知“豆汁”為何物，以為即是豆腐漿。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學請我吃了烤鴨、烤肉、涮羊肉，問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兒?”我是個“有毛的不吃撣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葷不吃死人，小葷不吃蒼蠅”的，喝豆汁兒，有什麼不“敢”?他帶我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兩碗，警告我說：“喝不了，就別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我端起碗來，幾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學問：“怎麼樣?”我說：“再來一碗。”…

唐宋人似乎不怎麼講究大吃大喝。杜甫的《麗人行》裏列敘了一些珍饈，但多系誇張想象之辭。五代顧閎中所繪《韓熙載夜宴圖》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過八品，四個高足的淺碗，四個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圓球形的東西，有點像外面滾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顏色是鮮紅的，很惹眼，用放大鏡細看，不過是幾個帶蒂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麼。蘇東坡是個有名的饞人，但他愛吃的好像只是豬肉。他稱贊“黃州好豬肉”，但還是“富者不解吃，貧者不解煮”。他愛吃豬頭，也不過是煮得稀爛，最後澆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裏咕嘰的，可以解膩。有人“忽出新意”以山羊肉為玉糝羹，他覺得好吃得不得了。這是一種什麼東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罷了。當然，想象起來也不難吃。…

“泡茶館”是聯大學生特有的語言。本地原來似無此說法，本地人只說“坐茶館”。“泡”是北京話。其含義很難準確地解釋清楚。勉強解釋，只能說是持續長久地沈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裏面。“泡蘑菇”、“窮泡”，都有長久的意思。北京的學生把北京的“泡”字帶到了昆明，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便創造出一個新的語匯。“泡茶館”，即長時間地在茶館裏坐著。本地的“坐茶館”也含有時間較長的意思。到茶館裏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雲南叫吃茶)。不過聯大的學生在茶館裏坐的時間往往比本地人長，長得多，故謂之“泡”。…

天地一瞬

我在雲南住過七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準確地說，只能說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遠只到過呈貢，還有滇池邊一片沙灘極美、柳樹濃密的叫做鬥南村的地方，連富民都沒有去過。後期在黃土坡、白馬廟各住過年把二年，這只能算是郊區。到過金殿、黑龍潭、大觀樓，都只是去遊逛，當日來回。我們經常活動的地方是市內。市內又以正義路及其旁出的幾條橫街為主。正義路北起華山南路，南至金馬碧雞牌坊，當時是昆明的貫通南北的幹線，又是市中心所在。我們到南屏大戲院去看電影，——演的都是美國片子。更多的時間是無目的地閑走，閑看。

我們去逛書店。當時書店都是開架售書，可以自己抽出書來看。有的窮大學生會靠在櫃臺一邊，看一本書，一看兩三個小時。…

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系的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裏算哪裏，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裏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話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來，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這個故事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麼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準來！…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聯大的系主任是輪流做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系主任。擔任系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系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 事實上當時的系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

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會館、祠堂、學校，只有新校舍是聯大自建的，也是聯大的主體。這裏原來是一片墳地，墳主的後代大都已經式微或他徙了，聯大征用了這片地並未引起麻煩。有一座校門，極簡陋，兩扇大門是用木板釘成的，不施油漆，露著白茬。門楣橫書大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門是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連下雨，泥濘沒足，極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為東西兩區。…

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後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雲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裏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胡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鬥，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

聯大到雲南後，先在蒙自呆了一年。聞先生還在專心治學，把自己整天關在圖書館裏。圖書館在樓上。那時不少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於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聞先生總不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