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不同時代的“臺灣經驗”，常常是馬華文化建構的重要文化資源。7月16日，在新山佛光山新馬寺大覺堂演藝廳將舉辦“紀念陳徽崇音樂會”。於此也想和大家談談陳老師的“臺灣經驗”。

國家文化人物獎得主陳徽崇（1947-2008），他一生為音樂教育而奉獻。談及陳老師本土音樂教育的展開，得牽繫其寬柔情緣。1972年陳徽崇從臺灣學成返馬，次年就受聘於寬柔中學，擔任音樂教師。這個教學契機讓他有了一個得以落實其音樂理想的據點，盡其一生為馬華文化的建設，播下音樂教育的種子。他在寬柔中學任教期間，重組了寬中合唱團等表演團體，帶動“大馬現代詩曲”的創作風潮，並創作了一首又一首經典的歌曲。惟若論其音樂教育的根基和音樂教育的使命啟發，恐怕又還得上溯至陳老師當年赴臺留學的經歷。

陳老師當年在寬中合唱團掀起的“大馬現代詩曲”風潮，與馬華文壇的現代主義文學有關。“大馬現代詩曲”之創作，意指以馬華現代詩譜曲，惟這些“馬華現代詩”並非僅指“白話詩”，而是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馬華現代詩。

但談及馬華現代詩，又不得不牽及冷戰時期臺灣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冷戰時期，中國大陸的文化資訊受到大馬官方相當程度“意識型態”上的人為阻隔，馬華社會對中文的文化資源吸取，當年除了透過香港這個“文化轉播站”，另一個中文世界的文化輸出點，就是臺灣。在“兩蔣”政權下的臺灣，它一方面宣稱自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基地”，另一方面卻是受到歐美的現代主義思潮衝擊的年代。誠如饒芃子《中國文學在東南亞》所指出的，馬華文學在1960年代開始與臺灣、香港兩地文學界發生密切聯繫。臺灣的現代派文學雖受到西方“橫的移殖”的影響，但它卻經過了臺灣文學的選擇與再創造，其中溶入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成為臺灣文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

而這股臺灣現代派文學的浪潮，也波及馬華文壇。相對於馬華“寫實主義”的文藝主張，馬華現代主義的文風，深受當時臺灣的影響。馬華文學中的現代派文學，主要也是從臺灣傳入。縱使我們的現代派文學有著自身特殊的文化情境。

說回陳徽崇。他原是北馬人，畢業於霹靂叁民獨中。父親是勞動工人，家境清寒。但酷愛音樂的陳徽崇執意深造，想攻讀音樂系。兩父子為了選科系問題，躺在雙層的睡床上對談了好幾個晚上，最終說服父親。因他是被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錄取了，當年是所謂的“公費保送”，省了學雜費。

留學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的陳徽崇，當年師從史惟亮和許常惠，接受“現代音樂”專業訓練，又對“中華民族”的音樂前途之建設抱有一份執著的信念和實踐的理想。在臺灣師大音樂系老師的指導之下，陳徽崇不僅能玩多種中西樂器，也能譜曲創作，亦曾寫過文辭犀利的文藝評論。他雖不是詩人，卻有著詩人般的氣質。

陳徽崇表示，留學臺灣的大學生涯最令他難忘的還是“釣魚臺事件”。當時臺灣大學生情緒激昂，更有同學以血書簽名、示威、罷課。這股激情令他無法忘懷。陳徽崇曾指說，當年“同系的朋友，不論是本地生或僑生都以各種形式響應，甚至舉辦音樂會來表達心中的情緒。”留學臺灣的大學生活，是陳徽崇思緒成長的地方，更是孕育他體內音樂細胞充份發揮的“文化基地”。

這個“留臺經驗”，恐怕也影響了陳徽崇對音樂教育的信念。那年他回來了，不論是自願還是“不得已”，也不管那是一個多麼貧瘠的文化土壤，他始終對其音樂教育抱持一份擇善固執的文化使命感。

誠如他的學生在《大馬現代詩曲集》所說的，那是一種要在“廣漠的大馬文藝沙漠”中“如何轉化為綠洲”的使命和志向。

文章來源：星洲日報／邊緣評論‧作者：安煥然‧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2016.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