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說的未來預作某些估量是一般結論的企圖，諸如小說會或多或少變得寫實點嗎？會被電影取而代之嗎？等等。預估，不管是樂觀的或悲觀的，看起來都顯得冠冕堂皇並且是一種提供幫助及予人深刻印象的非常簡便的方法。但是我們無權這麽做。我們曾經不讓過去做我們的絆腳石，就不能以未來為獲利的工具。我們曾把過去兩百年來的小說家看成同在一間房間裏寫作的人：他們的感受相同，而且將他們各時代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倒入一具靈感的熔爐之中。這種看法，不管結果如何，並沒有錯——對我們這一種假學者而言，可說是一種正確的方法。可是我們也應把未來兩百年的小說家看成同在一間房間內寫作的人。他們的題材必然大有改變；但是他們本身不會變。我們可以控制原子，登陸月球，廢除或加強戰爭，探測動物的心智過程，然而，這一切都是小節，臣屬於歷史而非藝術。歷史是向前發展的，而藝術則峙立不動。未來的小說家，即使創作的心靈改變其創作的方式，亦勢必經由舊的事實才能體認新的事實。

　　然而有一個問題與我們的題目有關，雖然唯有心理學家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問問也無妨：創作過程的本身是否真會改變？心鏡是否會鍍上一層新的水銀？換句話說，人性是否會變？讓我們對此問題的可能性稍作考慮——我們應該像這樣地輕松一下了。

　　聽聽年長者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件有趣的事。有時某人會頗具信心地說：“人性是世代相同的。原始的山頂洞人就躺臥在我們內心深處。文明——算了，繡花枕頭而已。這是事實。”他之這麽說是因為他感到誌得意滿。可是當他一蹶不振而且為年青人所煩擾時，或者，當他擔心他們做成了他所無法做成的事時，他又換了相反的口氣，他會神秘兮兮地說：“人心不古啊！活了這把年紀，我可看了不少人性基本上的變化，這是事實。”他就這樣時而說這時而說那地天天說著，可是總不離“事實”。

　　我所要做的是提出一種可能性。如果人性真有所變，那必是因為某些個人想以一種新的方式去看自我。處處都有人——人數極少，其中有一些是小說家——在作這種嘗試。這是完全屬於個人的追尋，各種團體以及既得利益階級都反對這種追尋：宗教組織、政府、家庭（就其經濟面而言）都不會從這種追尋中獲益。也唯有外在的壓力減弱之後這種追尋才能有所進展：歷史使其不能有所逾越。或許，追尋者會失敗，或許思考的工具無能自我思考，或許如果它能意味著想象文學的終結——假如我的看法沒有錯，這就是那位激進的追尋者，李查士的論調——不論後果如何，這種追尋即意味著小說的進展甚至起飛。因為如果小說家以不同方法去看自我，他也將以不同的方法去看他的人物，於是一種新的表達方式自然而生。

　　我完全不知道我上面的說法是否與任何一種哲學有互相吻合或抵觸之處；但是，當我翻尋我所擁有的知識碎片以及默察我自己的心靈時，我看見了人類心靈的兩種運動：一是歷史！昂首直前，浩浩蕩蕩但甚是單調無味；一是那種個人追尋，龜步蟹行，緩慢得如不敢見人。這兩種運動我們在以上的演講中都有意忽略：因為歷史只知帶人向前，像一輛滿載著乘客的火車；而另外那種運動的腳步實在太慢太謹慎，使我們無法在短短的二百年中看出其進度。所以我們將他們略而不提，而以人性不變為我們立論的出發點。因而我們能夠很快地完成了散文小說的建立，並將超過五萬字的稱為長篇小說。假若我們能夠或有權更上一層樓，綜觀人類及在有人類之前的一切活動，我們的結論必然大為不同；我們將可以看出龜步蟹行的足跡，以及其乘客的交替情形，而“小說的發展”一詞也將不再是虛假的學術標簽或瑣瑣碎碎的枝節技藝，而變成真正重要之物，因為“小說的發展”即隱含著人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