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在這裏插入一段如此晦澀的哲學議論，就在於無論是康德的“物自體”（齊澤克稱之為“原質”【Thing】），還是海德格爾在這裏所談到的“存在”，甚至基督教所謂的“不在場的上帝”（三者的不同這裏暫且不論），盡管都具有一種“不在場”的“在場性”，也就是說，盡管它們“並不成其為客體”，但人們卻依然可以玩著各種“沒有客體的遊戲”，比如沒有網球的網球賽，沒有屍體的案件偵破等等（自然，更多或更精致的玩法，體現在各種形態的理論架構中，因為任何理論體系都離不了一個“不在場”的“存在”）。齊澤可說，“現代主義的教益就在於，即使缺乏原質，即使機器圍繞著空洞性旋轉，那個結構，那個主體間的機器也會運轉良好”（第179頁）；比如貝格特的《等待戈多》，那怕戈多始終不來，那怕戈多只是一個“空無性”、“核心缺席”的別名，這部戲仍能一直演下去，而且人們也依舊等待著戈多的到來。所以《放大》中消失了的屍體或沒有網球的網球賽，還有《等待戈多》，就都被歸入“現代主義文本的典型原型”。…

《放大》（Blow-Up）與《再見，列寧》（Goodbye Lenin）分別是兩部電影的名字。在讀齊澤可的書時，我總想到這兩部電影，而且發現了二者間的微妙聯系，這種聯系與如何理解“實在界的面龐”（這正是齊澤可這本書的書名）以及如何從另一個角度確定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分水嶺有關。

《放大》這部電影是齊澤克在書中直接提到了的，而且認為這是安東尼奧尼（Antonioni）所導演的“最後一部偉大的現代主義電影”（該書第176頁，以下凡引此書，只註頁碼）；《再見，列寧》雖說並沒有直接提及，但卻是齊澤克全書論述的一個重點，即在一個“虛擬的現實界”或“賽博空間”（cyberspace）中，人怎樣才能觸及實在界的面龐。…

德國哲學家雅思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什麼是教育》一書中提到，大學是教育人成長的世界，是研究和傳授知識的殿堂，是個體間豐富生命的互動，尤有甚者，大學是追求真理的場所，因為對真理的執著，大學才有進步，才能生機蓬勃。蔡元培先生曾說：「要看明日之社會，先看今日之校園。」大學作為培養人才的場所，實為決定社會發展的關鍵。

大學之英文University一詞字根的本意為囊括宇宙，無所不有，因此大學之特色即在其對於不同理論、不同學派、不同人格的包容與自由放任。早在四十年代，陶知行先生就說過：「只有自由才能解放最大多數人的創造力。」如果創造力是大學的指標，那麼尊重個性、自由與包容的精神則是大學不可或缺的校園文化。民國初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兼容並收」的辦學方針，為北大帶來自由學風，也為北大立下百年基業。…

這是我們子孫的福音！…

或者它的最要之價值，就是它所潛思的對象之偉大，結果，便解脫了偏狹的和個人的目的。

哲學的生活是幽靜的，自由的。

本能利益的私世界是一個小的世界，擱在一個大而有力的世界中間，遲早必把我們私的世界，磨成粉碎。

我們若不擴大自己的利益，匯涵那外面的整個世界，就好像一個兵卒困在炮台裏邊，知道敵人不準逃跑，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一樣。

哲學的潛思就是逃脫的一種法門。（摘抄黃淩霜譯《哲學問題》第十五章）…

在有限中求無窮，便是我們所能有的自由。這或者是“野馬以被騎乘的自由為更多”①的自由，或者是“和豬有飛的自由一樣”②；但自由總和不自由不同，管他是白的，是黑的！說“豬有飛的自由”，在半世紀前，正和說“人有飛的自由”一樣。但半世紀後的我們，已可見著自由飛著的人了，雖然還是要在飛機或飛艇裏。你或者冷笑著說，有所待而然！有所待而然！至多仍舊是“被騎乘的自由”罷了！但這算什麽呢？鳥也要靠翼翅的呀！況且還有將來呢，還有將來的將來呢！就如上文所引法朗士的話：“倘若我們能夠一剎那間用了蒼蠅的多面的眼睛去觀察天地……”…

有一天，我和一位新同事閑談。我偶然問道：“你第一次上課，講些什麽？”他笑著答我，“我古今中外了一點鐘！”他這樣說明事實，且示謙遜之意。我從來不曾想到“古今中外”一個兼詞可以作動詞用，並且可以加上“了”字表時間的過去；驟然聽了，很覺新鮮，正如吃剛上市的廣東蠶豆。隔了幾日，我用同樣的問題問另一位新同事。他卻說道：“海闊天空！海闊天空！”我原曉得“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的聯語，——是在一位同學家的廳堂裏常常看見的—— 但這樣的用法，卻又是第一次聽到！我真高興，得著兩個新鮮的意思，讓我對於生活的方法，能觸類旁通地思索一回。…

此後，我又讀了覃子豪的《論現代詩》，這本詩論大都是短評，從詩的本體論到方法論都有，〈怎樣寫成一首詩〉、〈論新詩的發表〉等文談到詩的形式和語言問題，以及意象的創造等等，可惜都不夠深入，不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比較起來，80年代之後台灣出版的許多創作方法的析論，要比覃子豪深入具體的多，初學者應可受益不少，如白靈有《一首詩的誕生》、《一首詩的誘惑》、《一首詩的玩法》、蕭蕭有《現代詩創作演練》、《現代詩遊戲》、《新詩體操十四招》、《蕭蕭教你寫詩、為你解詩》；另外渡也的《渡也論新詩》、《新詩補給站》有不少篇章論及新詩型式的設計和修辭技巧，也都是創作上的方法論。…

梁宗岱是20年代後期重要的象徵派詩人，他象徵主義的詩論集中體現在30年代出版的兩部評論專著《詩與真》、《詩與真二集》，和臧克家一樣，梁宗岱也是一位結合詩學理論與創作的詩人。



朱光潛的詩論可能是台灣學界比較熟悉的，他的兩本《詩論》分別由台灣開明書店和正中書局在1958年及1962年出版，開明版由九篇文章組成，正中版則是他在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授課的講稿，這兩本詩論或論詩的起源，或論詩畫之別，或論詩的主觀與客觀，並非專就新詩而發，但對新詩作者仍有參考價值。



艾青是另一位創作與詩論具豐的作家，30年代末期，他寫下了諸如〈詩的散文美〉、〈詩與時代〉等文，於1941年出版為《詩論》一書，後來又把40年代的文章〈我怎樣寫詩的〉，50年代的〈談詩〉，70年代的〈我對新詩的要求〉，80年代的〈與青年詩人談詩〉、〈從朦朧詩談起〉等文加入，於1980年及1995年分別再版，統括了艾青一生詩學主張的變遷。…

一、早期新詩學的回顧



詩學是什麼如果要談如何從詩學裡學詩，似乎不能不先定義詩學的范疇， 在我看來，詩學至少應包含詩歌的本體論，也就是討論什麼是詩；詩歌的方法論，也就是討論作詩的技巧，包括格律音韻、遣詞造句（詩歌修辭學）、意象比興、想像題材等；詩歌的目的論，包括詩歌與社會的關係，詩歌的效果與影響，詩歌的接受和讀者反應等。



如此看來，詩學的范疇十分廣泛，可以說舉凡和詩相關的論述都是詩學的子目。 中國文學中詩歌一直是最重要的文類，也是歷史最悠久的藝術類型，但有趣的是，中國有系統的詩學出現很晚，在漢代以前，對詩學的認知只存在於《論語》、《尚書》的片言之中，或者如〈毛詩序〉、鄭玄〈詩譜序〉之類的序跋文字。魏晉時代，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都不是專對詩歌而發。…

我們還沒有談到教育過程對社會人格的形成，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由於許多心理學家認為，對兒童所施的教育顯然是引起人格發展的致因，所以，似乎應對這一點，有所評論。首先，我們應自問，我們所謂的教育意義是什麽？…

觀念具有一個情緒母體，這項事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想要了解一種文化精神的關鍵。一個社會中許多不同的社團或階級，各有一種特殊的個性，以此特性為基礎，許多觀念才得以發展和成為有力量的。比如說，我們現在認為工作與成功是生活的主要目標，而工作與成功的觀念，就是基於人類的孤獨和懷疑，才能夠成為有力量的，和能夠令現代人所喜歡的。可是，如果向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或者向墨西哥的農人，介紹努力工作的觀念，將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這些人具有一種不同的個性結構，因此，他們很難了解我們為什麽要努力工作的原因，即使他們懂得我們的語言，也無法了解我們為什麽要拼命地工作。同樣地，希特勒及具有和希特勒同樣人格結構的德國人民，都認為任何相信戰爭會取消的人，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謊。由於他們所具有的那種社會人格，對他們而言，如果生命是無痛苦和災難，簡直和自由平等是一樣令人難以想像的。…

他們是“受雇的”，因此，只希望他們盡本分就可以了。惟有在一種計劃的經濟制度中，當全國合理地控制經濟及社會力量時，個人才能分擔責任，而且在他的工作上，運用創造性的智慧。重要的是，使個人重獲發展才能的真正機會，社會的目標與個人的目標是一致；以及個人把他的努力及理智，主動地用在他所從事的工作上。我們必須以主動而理智的合作，來取代對人的利用，並且必須把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原則，由政治的領域，擴大至經濟的範圍。…

在所有的自發活動中，個人包含了世界。個人的自我非但是完整無瑕的，而且變得更強壯，和結實。“因為自我既是強壯的，也是活躍的”。擁有物質財產，和擁有精神上的特質，例如情緒與思想，都不會產生真正的力量。使用或利用目的物，也不會有真正的力量；我們所使用的，並不是我自己。其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使用它。惟有藉著我們的創造活動，使我們與某件事情（或目的物）發生真正的關系，然後，那些事情（或目的物）才是屬於我們的。惟有這些從自發活動產生的特性，才能給自我一種力量，才能構成自我完整的基礎。不能自發地作為，不能表達一個人真正的感覺與想法，以及因此而必須做作虛偽，這些都是感到自卑與懦弱的根本致因。也許我們已註意到，也許還未註意到的一件事是，我們最感到羞恥的事莫過於，我們所作所為不是我們自己想做想為的，而最令感到驕傲和快樂的則是，我們的所作所為是發自內心的。…

這種影響，結果是雙方面的：一種結果是對說出來的或寫出來的任何事情，抱著懷疑和譏誚的態度；另一種結果則是，幼稚地相信權威人士的話。譏誚與天真兩者結合為一體，成為標準的現代人的典型。其結果是，使人沒勇氣自己去思考，自己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