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抵達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臺灣，那時在教書，星期一有課，我不願請假，也沒有必要特別去調課，回來就是了。

是香港廣播電臺邀我去錄音的，我的答應去，裏面暗藏著私心——去了可以看見金庸夫婦還有倪匡。電臺說，抵達的晚上要請客，要些什麽朋友趁此機會見見面呢？我不敢說他們請得到金庸，可是就算電臺不請，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場好飯。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這場結緣的經過，因為未得查先生同意，寫稿時夜已深了，不好打電話去吵擾，就此略過。讓我放在心靈的深處每日感恩就是。

話說電臺邀我去做訪問，以為只是訪一場，覺得又有飛機坐、又有旅館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它躺在一個大花搪瓷的臉盆裏，上面蓋了一大堆彩色的尼龍珠串和發夾，整個的小攤子，除了十字架之外，全是現代的制品，翻到這古舊的花紋和造型，我停住了。然後將它拿出來，在清晨的陽光下琢磨了一會兒，只因它那麽的美，動了一絲溫柔，輕輕問那個賣東西的印第安女人：“是你個人的東西嗎？”她漠然的點點頭，然後用手抓一小塊米飯往口裏送。十字架的頂端，可以掛的地方，原先紮著一段粗麻繩，好似一向是有人將它掛在墻上的樣子。“你掛在家裏的？”我又問，女人又點點頭。她說了一個價錢，沒法說公不公道，這完全要看買主自定的價值何在。我沒有還價，將要的價錢交了出去。

“那我就拿走啦！”我對那個女人說，心底升起了一絲歉疚，畢竟它是一個有著宗教意義的東西，我用錢將它買了下來，總覺對不住原先的主人。…

照片上的皮酒袋在西班牙也並不是那麽容易買到的。一般來說，另一種軟皮淺咖啡色，上面印著跳舞女人或鬥牛畫面的，在土產店隨處可見。並不愛那種有花的，嫌它太遊客味道。

這種酒袋的用途，往往是在旅行或野餐時沒有杯子的情況下帶去的。當然打獵的季節，或是一場街頭慶典，人和人之間傳著喝，也是它的功用。

要考驗一個人——是不是很西班牙透了的，只看那人如何由酒袋中喝酒，就得二三。

這種酒袋的喝法是如此的：打開蓋子，用雙手將酒袋舉向自己的面前，把手臂完全伸直，用手輕輕一擠，袋中的酒，便如水槍一般射入口中，喝夠了時，將雙手輕輕向外一舉，酒便止了。…

這是一本西班牙《學生手冊》，由小學一年級註冊開始就跟著小孩子一起長大，手冊要填到高中畢業才算完結。大學，就不包括在內了。

先生過世的第一年，我回到公婆家去小住，那只是五、六天而已。在那五、六天裏，我什麽地方都不肯去，只要在家，就是翻出荷西小時候的照片來看，總也看不厭的把他由小看到大。

公公婆婆看我翻照片就緊張，怕我將它們偷走。我對婆婆說：“既然你們又不看，就請給了我吧，等我拿去翻拍了，再將原照還給你們好不好？”

公婆不肯，怕我說話不算數。那幾天，照片被看管得很牢，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到了晚上，公婆睡了，我就打開櫃子，拿出來再看。

那份依戀之情，很苦，又不好說。…

我有許多平凡的收藏，它們在價格上不能以金錢來衡量，在數量上也抵不過任何一間普通的古董店，可是我深深地愛著它們。也許，這份愛源出於對於美的欣賞，又也許，它們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更可能，因為這一些與那一些我所謂的收藏，豐富了家居生活的悅目和舒適。可是以上的種種理由並不能完全造成我心中對這些東西的看重。之所以如此愛悅著這一批寶貝，實在是因為，當我與它們結緣的時候，每一樣東西來歷的背後，多多少少躲藏著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故事。

常常，在夜深人靜的夜裏，我凝望著一樣又一樣放在角落或者架子上的裝飾，心中所想的卻是每一個與物品接觸過的人。因為有了人的緣故，這些東西才被生命所接納，它們，就成了我生命中的印記。當然，生命真正的印記並不可能只在一件物品上，可是那些刻進我思想、行為、氣質和談吐中的過去，並不能完善的表達出來，而且，那也是沒有必要向這個世界完全公開的。…

當我結婚的那一年。我在撒哈拉沙漠裏只有幾件衣服加上一個枕頭套紮好的袋子之外，就什麽也沒有了。

後來，我的丈夫用木板做了一個書架和桌子、椅子，就算是一個家了。

有一回，荷西出差回到西班牙本土去，他說要回父母家中去搬一些屬於他的書籍來，又問我還要什麽東西，可以順便帶回來。

一想就想到了在他床角被丟放著的那個陶土寶瓶，請他帶到沙漠來。

聽見我什麽都不要，就指定了那個半殘的瓶子，荷西面有難色，沈吟了好一會兒不能答應我。…

不知為何這一期刊登的寶貝，在許多照片中抽出來的，都是生命中所包含的“第一次”。算做是巧合吧，那也未免太巧了，因為真的是隨手抽來就寫的。

　　照片中的那套《百科全書》的確是我心愛的寶貝。回臺灣來時，用磅秤試了一下，十二大冊，總重二十九公斤。

　　這個故事發生在一九七六年，那時因為西屬撒哈拉被摩洛哥占去，境內的西班牙人——不算軍隊，大約兩千人吧，都因此離開了。

　　我們：先生和我，也告別了沙漠，飛到沙漠對岸的加納利群島去找事。而我們一時裏找不到事情，只好動用一筆遣散費在生活。…

白馬不是一輛吉普車，只是一輛普通的小型汽車。吉普車是每一個沙漠居民的美夢，可是太貴了。

　　我們——先生和我，不喜歡分期付款，因此縮衣節食的省哪——省出來一輛最平民化的汽車錢。指定要白色的，訂了一個月不到，汽車飄洋過海的來了。

　　沙漠的白天，氣溫高過五十度以上，車子沒有庫房，就只有給它曬著。等到下午由我開車去接先生下班時，得先把坐墊上放一小塊席子，方向盤用冷水浸過的抹布包住，這才上路。

　　回想起來，也是夠瘋的了，就用這輛不合適沙漠情況的車子，三年中，跑了近十八萬公裏的路。有一回，從西屬撒哈拉橫著往右上方開，一直開到“阿爾及利亞”的邊界去。…

在我第一次離家時，行李都不懂得怎麼準備，更不敢帶任何一樣屬於自己的心愛物。就只記得，手上那只表，還是進初中時父親買給我的一只舊表，至於衣服，全是母親給打點的。那時候，為了怕出國衣物不夠，母親替我足足添滿了一大箱四季衣裳才含淚與我揮別。

　　四年半之後，我第一次回鄉。當時，開門的小弟已經由一個初中生變成大學生了，我完全不能把他那高大的形象和那個光頭初三學生連想在一起。家，是有一點陌生了。

　　父親以為我的歸來，必定帶了許多新衣服，他為我預備了好多衣架和一個全空的衣櫃等著我。

　　當我將三四件衣服掛好的時候，母親發現那都是四年前帶去的舊衣，空空的行李包中根本沒有一件新的東西，連舊的，都給丟了一大半才回來。…

讀者一定會感到奇怪，照片中明明是一個雙面鼓，怎麼把它混錯了，寫成了一個人呢。

　　鼓的由來是這樣的：

　　有一回先生和我以及另外幾個朋友，開了車遠離沙漠的小城——阿雍，跑到兩三百裏外的荒野裏去露營。沙漠的風景並不單調，一樣有高山、沙丘、綠洲、深谷。

　　在這些景色裏，唯一相同的東西就是成千上兆的沙子。

　　我們每回出遊，必然在行李中放些吃不死人的普通藥品和面粉、白糖這些東西。這並不為了自己，而是事先為了途中可能經過的沙漠居民而備的——因為他們需要。…

這個盒子是我在西柏林做一個窮學生時屋內唯一的裝飾。那一次，宿舍貼了海報，說有一趟去波蘭華沙的短日旅行，只要繳付五十塊馬克就可以參加。那時父親給我的生活費相當於兩百馬克，當然包括房租、夥食、車錢和學費。五十馬克雖然不多，可是它占去了我月支的四分之一。我咬咬牙，決心那個月只吃黑面包，每個星期天吃一個白水煮蛋，那麼這筆旅費就出來了。

　　去了華沙，冰天雪地的，沒有法子下車盡情的去玩，就去了一家手工藝品店。同行的同學買了一些皮衣和紀念品，我的口袋裏實在羞澀，看了好一會兒，才選了一個木頭盒子，不貴的，背後寫著“產於波蘭”。

　　這盒子一直跟著我到結婚，也沒什麼用，就將它放著。有一天，荷西跟我去淘破爛，發現了一個外表已經腐爛了的音樂匣，裏面的小機器沒有壞，一轉小把柄就有音樂流出來。我們帶回了那個音樂盒，又放了三五年。…

居住在臺灣，我的活動範圍大致只是臺北市的東區。這個東區，又被縮小到一條路——南京東路。由這條路，再做一個分割，割到它的四段。由這四役，來個橫切——一百三十三巷，就是我的家了。…

如果說，朋友的來去，全靠緣分，那麼今生最沒有一絲強求意味的朋友，就算蔡志忠了。

當蔡志忠還在做大醉俠的時代，我們曾經因為一場機緣，在電話裏講過一次話。那次是他打電話找人，我代接了，對方叫我也一同去吃晚飯，說，是他本人蔡誌忠請客。是好幾年前的往事了。那天沒有時間去，對於這位漫畫作家，就此緣慳一面。

　　雖然彼此擁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可是並沒有刻意想過去認識。總認為：該來的朋友，時間到了自然而來，該去的朋友，勉強得如果吃力，不如算了。

　　抱著這種無為而治的心情去對待人際關系，發覺，那是再好不過。不執著於任何人事，反倒放心。…

那個孩子不過七、八歲吧。提著一個小木箱，拖住我的腿不給人走路。

　　我笑看著他，問：“球鞋怎麼能擦呢？你自己想一想？”我穿的，就是一雙球鞋，而這個小孩子偏偏要替人擦皮鞋。那時我正在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

　　小孩子不肯走，用眼淚攻勢，不講話，含著一眶淚死命纏住不放。

　　“我不理你哦。”我說，輕輕推開他就走。

　　他又追上來，像打橄欖球一般，往前一撲，又抱住了我的腿。

　　“再追就踢你了，沒有禮貌的小孩子。”又講了一句，可是語氣根本不重，警告是重的。…

如果說，朋友的來去，全靠緣分，那麼今生最沒有一絲強求意味的朋友，就算蔡志忠了。

當蔡志忠還在做大醉俠的時代，我們曾經因為一場機緣，在電話裏講過一次話。那次是他打電話找人，我代接了，對方叫我也一同去吃晚飯，說，是他本人蔡志忠請客。是好幾年前的往事了。那天沒有時間去，對於這位漫畫作家，就此緣慳一面。

雖然彼此擁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可是並沒有刻意想過去認識。總認為：該來的朋友，時間到了自然而來，該去的朋友，勉強得如果吃力，不如算了。…

我們先看這張照片下面的那條粗麻淡色寬帶子——它的來處，是西班牙南部的哈恩省。

這種帶子，完全手工織做的，用來綁在驢子的身上，由驢背繞到驢肚子，中間穿過一個鞍子，給人騎時安穩些，不會滑來滑去。

當我那一年，由撒哈拉沙漠飛去丈夫的舅舅家度假時，吵著舅舅帶我去看這種做馬鞍、驢鞍的工匠店。舅舅笑著說，這種店鋪實在等於沒有了，在一般人都開汽車的今天，誰會去養一匹馬或驢子來馱東西呢。

　　禁不起我的糾纏，那個好舅舅帶著我到一個又一個酒吧去喝酒，一面喝一面打聽什麼地方還有這種匠人，半大不小的城裏，打聽消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酒吧，在那兒，什麼事情都有人曉得，比報紙的廣告有效得多。…

那家店不算大，隱藏在鬧街的一個角落裏。是看了那面鏤花的鐵門而停住了腳步的，店內陰涼而幽暗，一些大件的老家具、塑雕和油畫靜靜的發著深遠安靜的光芒。一張女人的畫像尺寸不大，眼神跟著看她的人動，無論去到哪一個角落，她總是微笑著盯著人。那張畫買不起，卻來來回回去了三次——看她。就這麼跟店主做了朋友，好幾個黃昏，聽他講猶太人的流浪還有那些死在集中營裏的家人，講到他劫後余生的太太又如何在幾年前被癌細胞吞噬——那些店主本身的故事。

　　最後一次去店裏，店主拿出了幾串項鏈來，要我挑，我不好再問價格，猶豫的不好決定，這時候，對於下方有著一個圓環的那串其實一看就喜歡了。是一條雙頭蛇，頭對著頭繞著，這使我想起小時候課本上念的孫叔敖打雙頭蛇的故事。“送給你好麼？”店主說。我笑著搖搖頭。…

請看這只大盤子多麼華麗，請再去看看那一紋一圈手工的細膩。這張照片，拍得清清楚楚，值得一看再看。欣賞價值是高的。

　　是一位好朋友，聽說我有了新家，親自搬來“割愛”於我的。它，來自埃及。

　　盤子到了我這樸素的小房子時，舊主人生恐它太華麗，配不出味道來。其實這盤子一點也不霸氣。為了尊重這只被手提回臺灣而不敢托運的大盤子，我移開了一些東西，將它獨立放在兩面木窗前，旁邊放上一只大土甕，甕裏不放鮮花，給插了一大把白樹枝，風味，就襯出來了。

　　每一次來家裏的客人，都喜歡這只盤子。其實，我的客人不多，可以說很少。就只有兩三回，唱歌唱得那麼動聽的潘越雲和齊豫來過。當潘越雲看見這個盤子時，她發呆了似的看了又看，說，“三毛，你不要這東西時，可不可以賣給我？”當時，她說得很認真。…

哈敏的小店擠在西雅圖的“ＰＩＫＥＰＬＡＣＥＭＡＲＫＥＴ”，裏面並不起眼。相信每一個去過西雅圖的旅客對於這一個必遊之地是一定會去的。

　　市場就在碼頭的對街，上百家各色各樣不同的攤位和商店擠在一起，逛上一天都不會厭。光憑著這個市場，西雅圖的可遊性就高出洛杉磯太多，比較起舊金山來，稍稍又少了些氣氛。這只是在我的主觀看法下，對於美國西岸的評價。

　　是一個冷雨淒風的下午，當天，我沒有課，功課也都做好了，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就又去了那個市場。

　　逛了好多年的攤子，一些小零小碎、不好不壞的首飾看了根本不會去亂買，除非是精品，不然重量不重質的收藏只有給自己找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