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的老婆瑪克辛晚上下班回家後發現他又喝醉了，正對著他們十五歲的孩子雷罵罵咧咧的，她讓他滾出去。L.D.和雷坐在廚房的桌旁爭吵。瑪克辛連放下包和脫外套的時間都沒有。

雷說：“告訴他，媽，告訴他我們說的。”

L.D.轉了轉手中的杯子，但沒有喝。瑪克辛用憤怒厭惡的眼光看著他。

“最好別把你的鼻子往你不知道的事情那兒湊，”L.D.說，“我無法對整天坐在那兒讀占星術雜志的人認真。”

“這和占星術無關，”雷說。“你沒必要來侮辱我。”…

我能聽見他們在廚房裏說話。我聽不清楚他們說的是什麽，但他們在吵。過了會兒，爭吵聲沒有了，她哭了起來。我用胳膊捅了捅喬治。我以為他會醒來，對他們說點什麽，好讓他們覺得內疚而停下來。但喬治就是這麽一個渾球，他開始又踢又叫。

“別捅我，你這個狗娘養的，”他說。“我告你的狀去！”

“你這個笨狗屎，”我說。“就不能聰明一回？他們在吵架，媽在哭。你聽聽。”

他把頭從枕頭上擡起來聽了一會兒。“我才不管呢，”他說完轉過身去，面朝墻接著睡他的覺。喬治是天底下最大的渾球。

後來，我聽見爸爸離開家去趕公車，出門時使勁摔了一下前門。她曾告訴我說他想把這個家給拆了。我不想聽這個。…

我剛到這一家的時候，經常想這一家的老板可能是瘋子。他的孩子有時不喜歡他，他就發火，說孩子不喜歡爸爸豈有此理，其實，他的孩子才兩歲多。孩子在地上搖搖晃晃地學走路，突然跌一個跟鬥，他就劈頭蓋腦地打自己的老婆，怪她看著孩子，為什麽讓孩子跌到？別人看來挺滑稽，他卻十分認真，使我不得不疑心他莫不是一個瘋子。孩子哭完了，這位四十歲的老板就馬上抱起孩子滿屋子打轉轉。這位老板不僅在孩子的問題上是這樣，而且在處理任何事情十也都是那樣天真。於是，老板娘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這一家的中心任務。家裏的一切都由老板娘一手包辦，其必然結果是屬於老板娘一方的人得勢。我是屬於老板一方的，因而，全家人都不愛幹的活兒就都攤到我的頭上了。幹不願幹的活兒，確實覺得不是滋味，但總得有人做，否則，全家的日子就無法過了。我承擔了這一部分活計，因此。處於中心位置的任務應該是我，而不是老板娘。但是，人們都人為，只有沒有本事的人才幹人家不愛幹的活兒。生活在這樣的人群中，說這些話又有什麽用呢？…

哈羅德先生從小餐館出來，發現雪停了，河對面那些小山後面，天空正在放晴。他在車旁停了一會兒，伸了個懶腰。他手扶著打開的車門，做了次深呼吸，他敢發誓他幾乎嘗到了空氣的味道。他擠進駕駛座，回到了公路上，只用再開一個鐘頭車，就能趕到旅舍。下午，他就可以釣兩個鐘頭的魚，然後是明天，明天一整天。

在帕克岔路口，他上了河上那座橋，拐上去旅舍的路。路兩邊都是松樹，樹枝上壓著沈甸甸的雪。白色小山上雲遮霧繞，難以分清山和天空在何處分界。這幅景象，讓他想到他們那次去波特蘭博物館看到的幾幅中國風景畫，他喜歡那些畫，也跟弗朗西斯說了，不過她沒出聲。她跟他在畫廊的那間側廳裏待了幾分鐘，然後去看下一項展覽。…

八月中旬，梅耶的生活又出現了一次轉折。和其他幾次的唯一不同是，這回他是清醒的。他剛剛在戒酒所裏呆了二十八天。然而在這期間，他妻子突然頭腦發熱，跟他們的一個朋友——另一個酒鬼跑了。這人最近賺了筆錢，一直嚷嚷著要買本州東部某家飯店的股份。

梅耶給他妻子打電話，但她接著就掛了。她連話都不願跟他講，更不用說讓他接近她住的地方了。於是他拿了一點東西，登上一輛巴士，跟著報上的廣告，住進了靠近海邊的一個人家，出租房間的人名叫索爾。

索爾開門的時候，穿著牛仔褲和紅T恤。當時大約是晚上十點，梅耶剛從出租車上下來。就著走廊上的燈光，梅耶看見索爾的右胳膊比左胳膊短了一截，右胳膊的手和手指也萎縮了。索爾沒跟梅耶握手，既沒伸出左邊的好手，也沒伸出萎縮了的右手。梅耶覺得這樣很好。梅耶已經感到夠慌亂的了。…

我無法入睡，不過當我確信我妻子維基已經睡熟時，我起身下地，透過我們臥室的窗戶，望到街對面奧利弗和阿曼達的住室，奧利弗已經走了三天了，他妻子阿曼達還醒著，她也睡不著。淩晨四點鐘，外面悄無聲息——沒風，沒車，甚至沒有月亮——只有奧利弗和阿曼達的住處燈還亮著，樹葉堆積在房正面的窗下。

幾天前，我坐不住，就去耙院子裏的草——維基和我的院子。我把樹葉都裝進口袋，紮好後靠在馬路邊上。我那時有種沖動，想到路對面去耙那邊的草，但這想法沒有貫徹到底。這是我的錯，馬路對面一切如舊。…

厄爾·奧伯是個失了業的推銷員，他妻子多琳晚上在鎮邊上的一家通宵咖啡屋當女招待。一天晚上，厄爾正喝著酒，突然就冒出了去那家咖啡屋轉一圈、吃點東西的念頭。他想看看多琳工作的地方，還想看看能不能從那兒蹭點兒白食。

他坐在櫃台前，看著菜單。

“你來這兒幹什麽？”多琳看見他坐那兒，問道。

她把一份菜單遞給廚子。“厄爾，你想來點兒什麽？”她說，“孩子們都好?”

“他們很好，”厄爾說，“我要杯咖啡，再來一個二號的三明治。”

多琳寫了下來。…

比爾一直是傑瑞最好的朋友。他們兩人從小在南區一起長大，住在舊運動場附近，一起讀完小學和中學，然後上艾森豪高中，在高中盡可能選修相同的老師，哥倆兒交換穿襯衫、毛衣、喇叭褲，與相同的女孩約會上床——只要有女孩可以約會上床。

夏天時他們一起打工——洗桃子、采櫻桃、卷煙草——任何能賺點小錢又沒有老板管東管西的零工，然後兩人一起買了一輛車。在升上三年級前的夏天，他們把錢湊在一起，用三百二十五元美金買了一輛54年的紅色普利茅斯。

他們輪流開，一切都很順利。

但是傑瑞在上學期結束前結了婚，於是休學到羅伯斯超市找了一份正職。…

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劑量，我大致轉述給了清潔工：兩種白色粉末，攙和在一塊，撒到土裏就行了。他有點猶豫地看著我，問道：“那個買化肥的人聽懂你的話了嗎？”他是指尼日利亞的生意人常常沒聽懂英文就熱情地一個勁說“Yes！”我說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偉大科學，就照他說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著咖啡踱到後院，一下子驚呆了。三壟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僅把菜苗燒死，簡直就給它們來了一場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點兒灰燼。施的過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間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錯在我沒有把劑量聽清，還是錯在清潔工沒聽懂我的話也熱情急切地說“yes！”了？或許化肥壓根就是偽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亞市場的偽劣品一樣？不知哪個環節上的大錯，毀掉了我的中國菜園。…

我戒葷戒了好幾次，每次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是2004年，我去河南農村搜集素材，下榻的村子裏有戶農民，以養奶牛為業。春天下的兩頭小花牛，一公一母，憨態可掬，我每次見到它們就走不動路了。它倆總是拴在樁上，只能吃腳邊的草，遠的夠不著。我從別處扯來草餵它們，餵了兩天就認識我了，如果手裏沒草是別想走近它們的，它們會叫得又賴又嬌。離開村子之前，我最後為了它們一次，看我走遠，小母牛四只蹄子一塊蹦，一面仰臉直吼。小公牛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眼光傻乎乎的。牛的主人曾經告訴我，小公牛長到一歲，就把它殺了賣肉賣皮子。公牛不產奶，不產犢，養它就圖一堆好肉。我脫口問牛的主人，假如買下一個月大的小公，他要價多少，他一楞，然後說三千來塊吧。當然我不會那麼瘋，到北京大街上去放牛去。不過想到小公牛年底要變成一堆肉，我覺得所有的肉都和小公牛有關。那是我第一次戒葷。…

卡諾是尼日利亞的第二大城市，排位僅在拉格斯之下，並且很古老，有一段千年城墻。從中國回到阿布賈，我一下飛機聽說一幫朋友要去卡諾，也不顧三十幾小時旅途的折磨，拿了幾件衣服就跟著上了路。一部中型商務車裏坐了七八個人，看來是想以人多壯膽。卡諾在幾個月前發生了一場血戰，出動了上萬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犧牲者有幾百。而且公路上有土匪出沒，有時歹徒裝扮成警察，提著卡賓槍，借口搜查逃犯，停不停車都在劫難逃。同路有一位剛從美國來的實習生，說她昨天早晨四點從機場出來，不久就碰上了土匪，幸好有武裝警衛押車，闖了過來。我問：那又怎麼區別土匪和警察呢？有人回答：沒有區別。大家常常在阿布賈的馬路上碰到一群警察，荷槍實彈，截下車就把個巴掌伸到你鼻子下，說行行好吧，這年頭當警察太苦了，午飯錢都掙不來。他們倒不完全是胡扯，政府常常欠發工資，他們的制服費用﹑摩托車油費﹑飯錢都得靠他們在馬路上劫持車輛，挑到毛病的罰款，找不出碴子的就軟硬兼施地伸手，逼人為善。…

剛到尼日利亞時，我們的房子附近有條筆直的大街，叫作Ibrahim Babangida。象阿布賈大部分街道一樣，它也是以一個昔日總統的名字命名的。路基下面，就是郁郁蔥蔥的熱帶雨林。自由生長的芭蕉樹和蒿草形成層層疊疊的綠色，與遠處的阿索巖連接起來看，恰恰是綠色大漠中的黃色沙洲。一次在Ibrahim Babangida大街上散步，看見一架破舊的小型發電機在路邊轟轟作業，這才發現它發的電是輸送到雨林深處的一個教堂去的。教堂是用從舊房殘骸中打撈的零碎局部拼湊而成的，因而四面來風，八面采光。看久了，反倒覺得它與它的背景呼應成趣，別具一種風情。前一陣再路過那裏，教堂消失了，消失得一點痕跡也沒有，讓我懷疑我曾經看到的是綠色大漠上的海市蜃樓。尼日利亞政府正在實行“夷平政策”：凡是有礙觀瞻的建築，一律以推土機夷平。這座教堂的幾百教友大多數屬於赤貧階層，教堂被夷平後，他們去哪裏過禮拜，聽說教，唱聖詩呢？政府的意思是：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我在美國住了十五年，所有的感慨可以濃縮為這句詩——十年一覺美國夢。

這十五年，讓我的觀念都重新洗牌了。後來有人說我的作品裏的是非觀很成問題，我承認現在的我是一個是非很模糊的人，這大概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文學寫作master的經歷有關。我先舉兩個例子。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在餐館打工，碰到一個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總是氣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們為什麼那麼angry，一進來就罵中國人都是F打頭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氣，就跟同學抱怨今天碰到一個黑人give me a…

尼日利亞河流並不多，卻盛行一種餐館，叫“FishBar”。顧名思義，就是“魚吧”。在那裏可以喝酒，吃烤魚。因為它隨便，不講究著裝，打烊又晚，不但吸引在阿布賈的駐外人員，也是本地人結夥作樂的地方。客人喜歡它是因為它低廉的價錢，店主喜歡它是因為客人常常多付錢：這種魚吧一律沒燈，每個桌上一枝蠟燭，賬單看不清，就會按口頭報的賬買單。再說付賬時客人一般都醉了，好脾氣，醉眼朦朧加燭光朦朧，少找點零錢也發現不了，發現了也不計較。在阿布賈吃晚飯平常時間耗時兩三小時，在魚吧最少也得四小時。講究的魚吧還有樂隊歌手，到半夜十二點拉將出來，一直狂歡到天明。沒有去過魚吧的人等於白來了尼日利亞，沒有在魚吧待到天明的人等於白去了魚吧。…

去尼日利亞之前，我就一再在住房申請上請求大使館分一幢帶後院的房子給我們。根據我有限的知識，非洲的植被不同於中國和美國，我怕買不著吃慣的蔬菜。到達阿布賈之後，打開客廳的後門，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了許久的。

第二個禮拜我設宴邀請了管理員，意圖拉攏他，讓他準許我在院子裏開個中國蔬菜農場。這意味著要毀掉院子裏現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蕪盡管荒蕪，畢竟勉強可以叫它後花園。管理員表示他對我的墾荒計劃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告訴我院裏雇用的清潔工可以做我的幫手，打發給他三兩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於美金兩塊八角，看來殖民的悲壯歷史就是這樣譜寫的。…

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把我要在後院實施的墾荒計劃告訴了他。他聽了一半已經咧嘴笑了。這天太陽特暴，早起的氣溫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頂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亞麻布襯衫，若在一個電影鏡頭裏，我大概就是女種植園主了。兩三百尼拉就能墾一片荒，我也開得起千頃橡膠園，我也會發死。等我張開嘴時，兩三百卻成了一千七，一個準確而肯定的數字，像經過深思熟慮吐出的。講出這個價碼，連我自己都覺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認為公道嗎？”我問他。他只看著我。也許他嫌少？也許他要跟我還價？所有的尼日利亞人都把討價還價作為娛樂，你不給人家娛樂怎麼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擡價，我該怎麼壓。可他突然說：“願上帝保佑你。”…

因為菜種得太密，上海青始終小巧玲瓏，沒有長出它們應有的體積和高度。但它們還是一度成了我們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場。來不及吃的，絞碎了做餃子餡兒。最後吃出一個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經不住這樣吃。於是決定改種韭菜和黃瓜。播種十多天之後，地面才出現一點綠影子。又過一陣，能看見幾撮綠色發絲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搖，奄奄一息。這天看見清潔工站在地頭上，偏著臉看它們。似乎不把臉偏成那個角度，根本無法看清那若有若無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樣為韭菜的病弱發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簽了非文字的協議：他替我拔草澆水，總之菜園裏有什麼零活他就順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廳後門，他問我這是什麼菜？就該這樣細嗎？我說至少該粗十倍才對。他說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飯桌上聯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糞來，就決定使用化肥。…

一天下午，大概離“化肥事件”有十來天時間了，我在家裏寫作，聽見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說。隔壁是女傭和警衛們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邊熱鬧，不斷有人穿過前院，跑到遊泳池邊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塊取飲料，瓜果也是預先切好冰鎮下的。做晚飯時，我問我家的女服務員希望小姐，下午他們在熱鬧什麼。她說是在開歡送會。

歡送誰呀？那個清潔工，他被調離了。為什麼要調離呢？這就不知道了。美國大使館有好幾個宿舍區，他被調到另一個宿舍區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調離的，他認為在這院裏捅了婁子，留了把柄，長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對我給他的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這樣的小心是從他的祖輩傳下來的，從殖民時期貫穿到現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裏，他的潛意識中。假如我告訴他我的家鄉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他大概會覺得，我們之間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英國人在哪裏殖民，就會在哪裏傳播它迂腐的等級制，就會培養一大批醉心貴族的平民。阿布賈的豪宅便是上流社會的象征，是本地人可望不可即的去處。它之所以堅持幾百年前豪宅的風格，盡管在當代生活中顯得堆砌、臃腫、虛張聲勢，就是因為它代表貴族生活。

在阿布賈這個首都城市到處能見到建築史上各種文化的實驗品。當然移民史和各種族文化的兼容痕跡也都在建築上體現得很明顯。之所以說它們是建築的實驗品，是因為建築設計師們以它們發揮了最大膽的想象力，使一個建築往往要承載他太多的光榮與夢想，因此畫龍點睛的、畫蛇添足的都有。每幢建築物都不勝其累，既要體現別出心裁，又要體現雍容華貴，還要體現民族文化傳統。想想也真不易，建築設計實現了如此多如此宏大的企圖，還得顧及到實用性。有時實用性就在主次關系排列中往後推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