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尼日利亞時,我們的房子附近有條筆直的大街,叫作Ibrahim Babangida。象阿布賈大部分街道一樣,它也是以一個昔日總統的名字命名的。路基下面,就是郁郁蔥蔥的熱帶雨林。自由生長的芭蕉樹和蒿草形成層層疊疊的綠色,與遠處的阿索巖連接起來看,恰恰是綠色大漠中的黃色沙洲。一次在Ibrahim Babangida大街上散步,看見一架破舊的小型發電機在路邊轟轟作業,這才發現它發的電是輸送到雨林深處的一個教堂去的。教堂是用從舊房殘骸中打撈的零碎局部拼湊而成的,因而四面來風,八面采光。看久了,反倒覺得它與它的背景呼應成趣,別具一種風情。前一陣再路過那裏,教堂消失了,消失得一點痕跡也沒有,讓我懷疑我曾經看到的是綠色大漠上的海市蜃樓。尼日利亞政府正在實行“夷平政策”:凡是有礙觀瞻的建築,一律以推土機夷平。這座教堂的幾百教友大多數屬於赤貧階層,教堂被夷平後,他們去哪裏過禮拜,聽說教,唱聖詩呢?政府的意思是: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我們的前任司機依布拉罕姆一日登門拜訪,說他租住的房屋也是夷平對象,為了不帶著老婆孩子住大街,他希望我們能給他一些“賑災”貸款。按照尼日利亞的租賃規定,房客在入住之前必須把半年甚至一年的房租交給房東。依布拉罕姆是那種最中規中矩的良民,去年底就付了全年的房租。我問他房東是否會退還他十個月房錢,他說沒那事,房東說他的損失更大,眨眼間失去了房產,失去了也白失去,他找誰去?政府倒是痛快,推土機四處走一趟,阿布賈將只剩那些特給他們掙面子的樓宇,至於千萬個從廢墟上走出來的依布拉罕姆怎樣避暑避雨,他們還是那個意思:你們自己看著辦。依布拉罕姆對這個政府早就沒了脾氣,問他納了稅給政府,政府拿稅收為他做了些什麼,他笑呵呵地說:“不做什麼。”問他為什麼在電源緊缺、常常斷電的阿布賈看到大白天點路燈,而夜晚黑燈瞎火,他也笑呵呵地說:“一直那樣。”再問他為什麼滿大街的孩子買香蕉、擦車窗,而不上學,他也毫無脾氣地說:“上不起學啊。”
推土機推著推著,美國大使館的當地雇員也開始人心惶惶。即便他們自己的住房幸免於夷平,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總有住在那類“有礙觀瞻”的房屋裏的。大家開始籌錢,準備接應走出廢墟的三親六故。不僅當地雇員慌亂,美國外交官們也憂心起來:一些便宜餐館也許會進入被夷平的黑名單。一個周末,大家相約去最好的一家印度餐館,叫Wakki’s。Wakki’s不僅菜好吃,裝飾情調也好,是用粗毛竹搭起的小樓,外面蒙著一層細紗網,以免竹子有縫隙,漏進蚊子。尼日利亞屬於半沙漠,旱季從哈拉來的灼熱幹風能把樹葉和草都吹焦,因此不是產竹子的氣候。但為了這座竹樓的設計,Walkki’s的老板顯然從國外進口了竹子。阿布賈沒有影院、劇院,沒有商場、書店,可消磨周末的無非是幾家餐館,Wakki’s應該居第一或第二。我們長長一溜車隊開到Walkki’s所在的小廣場,卻怎麼也找不著它了。天已黑了,一個人在多彎的阿布賈迷路的可能性或許存在,但集體迷路就比較魔幻了。大家下了車,拒絕接受Walkki’s也在推土機履帶下粉身碎骨的事實。因為它既不醜,也不陋,比起阿布賈許多煞有介事、不倫不類的豪宅,它漂亮多了,也人情味多了。不久我們在英領館舉行的蘇格蘭舞會上,嗅到了Wakkie’s濃郁香氣:雖然Wakkie’s被夷平成一行電話號碼加訂餐廣告,英國總領館依然雇用Wakkie’s來提供自助餐。印度老伴和員工們平和地向大家證實,政府為了確保阿布賈的市容更美麗,把Wakkie’s的竹樓夷平了。這樣一個精彩的餐館,連同它的Tandoori吧臺,(吧臺內廚師們當中表演印度烤肉和飛餅),連同它的進口毛竹以及東方情調一塊被夷平了。象所有被夷平的建築一樣,Wakkie’s的一切損失都是活該,別想從政府那裏得到一分錢的補償。幾個月過去,阿布賈德外交官們對Wakkie’s的緬懷足以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新上任的人從已離任的人那裏得到Wakkie’s的口碑,一來阿布賈便打聽它,人們不得不一再向後來者重復Walkki’s的壯烈殉難過程。
我們住宅大院的一些門衛也開始秘密地向院內的美國外交官借錢。一個門衛某天攔住了一個年長的美國官員,塞給他一封信,信裏稱他“爸爸”。年長的美國人理解門衛被絕望所逼而認他這個陌生人做父親,所以慈祥地忍住了不適。門衛的住宅將被夷為平地,他希望他認做父親的人可以借一筆錢給他。年長的美國人來到尼日利亞不久,不知怎樣處理這種局面,想請教管理處的負責人。但過了幾天,這個門衛便從大使館消失了。門衛向大使館的美國工作人員借錢是違反規定的,這一點那個門衛很清楚,只是人在絕望中,連失業的危險也甘心去冒。
夷平政策從城市向郊區推進。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誌於教育,大學畢業後自己開辦了一個小學校。他一個人教一百多個學生,都是窮得讀不起書的孩子。最困難時期,阿奇邦連教室的租金都勉強支付,但他一直堅持了好幾年。有一天他告訴我,他的學校也將被夷為平地。既然政府嫌窮校長為窮孩子們租的校舍難看,那麼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來支持阿奇邦這樣的教育誌士呢?政府是由一幫貪官組成,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東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訴得不到理會。夷平學校的日子越來越近,從阿奇邦的臉上,我就能讀出那個荒謬悲哀的倒計時。終於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潔,路過我窗口時告訴我,這是他最後一次去他的學校;他和他的學生們就要在這天告別。過了幾天再見到他,他似乎變了個人,沒有半點曾經的躊躇滿誌,眼睛也躲著人。失業的他,難免成為希望小姐的負擔,現實對他這樣十多年寒窗讀出大學文憑的男人無疑是難堪的。不久他去了駕校,但在一個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國家,駕駛員的位置也是千載難逢。於是他又去學修理,想在美國大使館幹一點修理的零工。卻是連這樣的屈就願望也不可能實現,他們小兩口仍然只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資生活。後來聽說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兒院給孤兒們上課去了。那是個不掙錢、相當於義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義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飯吃有房住,一無所有的阿奇邦做義工的心情一定和戴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從我窗前走過,都是個匆匆的影子,頭埋著,希望自己盡快淡出畫面。他一直想攢夠了錢迎娶希望小姐,失業後只能無限期推遲婚期,並擠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裏。阿奇邦的樣子讓我感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大夷平運動,在他的個性中也夷平了什麼。
沿著大馬路走,能看見一個個嶄新的公共汽車站,看上去從質量到設計都超過舊金山的公車站:鋼筋架子鑲茶色玻璃,玻璃裏面偶爾還裝有廣告。勝過舊金山的是玻璃上沒有憤怒的塗鴉。它們出現在阿布賈已有好幾個月了,卻始終沒見有公車停靠。阿布賈的人沒有房子可住,但公車站比舊金山人更好,可以站在裏面裏等待夢幻的汽車。不久發現玻璃車站成了供人避雨或等待記程摩托(奧卡達)的地方。如此造價昂貴的摩登玻璃車站至少證實了一個辯證法:不破不立。
每次去超市總在紅綠燈路口碰上一大群汗流浹背的孩子,大的十來歲,小的六七歲,提著大罐頭盒做的小桶,裏面放著刷子,肩上搭著抹布,紅燈一亮,他們就一擁而上,往車窗上刷肥皂水,再用抹布擦拭。碰到心軟的人,就會給他們十元,二十元的小錢,但絕大多數人都在他們蜂擁而至時,趕緊打開雨刷,使他們無法塗肥皂水。這些人也沒錯,孩子們擦完的玻璃只能帶來昏天黑地的視覺效果。我常想到這些孩子們窮得連衣服也穿不起,還要花錢買肥皂水,結果錢也白花了。尼日利亞或許有許多類似阿奇邦的教育誌士,企圖把這樣的窮孩子納入教室,只是他們的誌向和努力都被夷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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