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劑量，我大致轉述給了清潔工：兩種白色粉末，攙和在一塊，撒到土裏就行了。他有點猶豫地看著我，問道：“那個買化肥的人聽懂你的話了嗎？”他是指尼日利亞的生意人常常沒聽懂英文就熱情地一個勁說“Yes！”我說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偉大科學，就照他說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著咖啡踱到後院，一下子驚呆了。三壟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僅把菜苗燒死，簡直就給它們來了一場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點兒灰燼。施的過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間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錯在我沒有把劑量聽清，還是錯在清潔工沒聽懂我的話也熱情急切地說“yes！”了？或許化肥壓根就是偽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亞市場的偽劣品一樣？不知哪個環節上的大錯，毀掉了我的中國菜園。
回到屋裏，我發現清潔工沒有按時出現在後院。有時從樓上看見他在剪枝或掃地，忙換上鞋，開了門出去，但一到院裏，又著不見他的人影了。幾次之後，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園就死在那裏，幸存的扁荳從廢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點一點向高處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養份，每時每刻地拔節，很快菜園又要恢復成那個冷清荒蕪的院子了。
漸漸地我也不想為難清潔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動去找他。發工資的日子在迫近，面對一個毀了的菜園，我不知拿出錢時兩人會不會尷尬。我想告訴他：“沒關系，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會相信我。他似乎把這事看得很重，象是闖下了大禍，足以導致解雇的大禍。
一天下午，大概離“化肥事件”有十來天時間了，我在家裏寫作，聽見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說。隔壁是女傭和警衛們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邊熱鬧，不斷有人穿過前院，跑到遊泳池邊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塊取飲料，瓜果也是預先切罷冰鎮下的。做晚飯時，我問我家的女服務員希望小姐，下午他們在熱鬧什麼。她說是在開歡送會。歡送誰呀？那個清潔工，他被調離了。為什麼要調離呢？這就不知道了。美國大使館有好幾個宿舍區，他被調到另一個宿舍區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調離的，他認為在這院裏捅了漏子，留了把柄，長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對我給他的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這樣的小心是從他的祖輩傳下來的，從殖民時期貫穿到現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裏，他的潛意識中。假如我告訴他我的家鄉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他大概會覺得，我們之間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們的晚餐桌上開始出現扁荳。不僅我們的餐桌，鄰居的餐桌也有這道中國菜了。扁荳的生命力怎麼這樣強呢？爬到了架子的頂梢，無處再爬，就把帶著微紫小花的須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莢已炸裂，豆種已自擇落腳之地，第二代的苗兒已生長出來，東一株西一株，長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氣派。其實我很少去後院了，不願看一塊傷疤似的。但扁荳和野草一樣皮實，對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濃綠的枝蔓漫卷一片，頂著花蕾卷向高處，又綴著果實卷下來。往往被人太在乎的東西，倒是難得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