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體的層面上，我的認真努力表現在若干不甚明確的行動或姿態上，如行走、坐著、躺臥。每一種又分裂成沒有空間上的重要性的碎塊：例如，在行走階段，我可能某一刻正漫步在園林深處，而馬上又會在宅子裡踱步。或者，拿坐著的階段來說，我會突然意識到一盤我甚至不記得嚐過的什麼東西正被拿開，我母親從長餐桌一端她的座位上密切地觀察著我的悶悶不樂和缺少食欲，左側的面頰抽動著，只要她擔心的時候就會這樣。我會抬起頭來解釋——但是桌子已經消失了，我正獨自坐在路邊的一個樹樁上，我的蝴蝶網的把桿以機械呆板的動作在微帶棕色的沙地上畫著一個又一個的弧形；泥土的虹，用深淺不同的筆畫顯示不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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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輕信和經驗不足之外，一個年輕的俄國作詩者還需要對付一個特殊的障礙。對比諷刺詩或敘述詩的豐富的詞匯而言，俄國的傷感懷舊的詩歌患有重度詞匯貧血症。只有在超群的高手那裡才能夠超越其卑微的出身——蒼白的十八世紀法國詩歌。確實，在我年輕的時候，一個新的流派正在撕毀舊的韻體詩，但是保守的初學者在尋找一件中性的工具時仍舊求助於後者——可能是因為他不希望為了探索冒風險的形式而轉移了對簡單感情的簡單表達的注意力。然而，形式也為自己報了仇。十九世紀早期俄國詩人將靈活的傷感懷舊詩歌扭曲成了相當單調枯燥的作品，結果是某些詞語或某些類型的詞語（如fol amour或langoureux et rêvant在俄語中的對等詞）一而再地被結合使用，後來的抒情詩人整整一個世紀都沒有能夠擺脫這種局面。…

在午後不久的強烈暑熱中，長凳、橋和樹幹（事實上是除了網球場之外的所有一切）都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在變乾，很快，我最初的靈感已經所剩無幾了。雖然那明亮的縫隙已經閉合，我仍固執地繼續創作。我的工具碰巧是俄語，但其實也不妨是烏克蘭語，或基礎英語，或沃拉卜克語。我在那些日子裡創作的那種詩歌只不過是我做出的還活著、經受著或已經經受過了人的某種強烈感情的表示。與其說它是個藝術現象，不如說是個指明方向的現象，因此可以比做路邊岩石上畫的條紋或一堆標誌山路的柱子形石堆。…

第十一章

為了重構狂暴的寫詩的痴迷最初將我攫住的一九一四年的那個夏季，其實我只需要將某一座亭子具體化就行了。就在那兒，當時的我，那個痩長的十五歲的小伙子正在躲一場暴風雨，那年七月，暴風雨格外的多。我一年至少夢見我的亭子兩次。一般說來，它在我的夢裡出現時往往和夢的主題沒有什麼關係，而當然，主題可以是任何內容的，從劫持到動物崇拜。

這亭子可以說老是在那裡，像畫家的簽名一樣不引人注目。我發現它緊附在夢的畫布的一角，或巧妙地穿插在畫的某個裝飾性部分中。但是，有時候它似乎被懸在中等距離的地方，帶一點巴洛克風格，然而卻和漂亮的大樹、暗黑的冷杉和明亮的白樺樹十分協調，它們的樹汁曾在亭子的木材中流淌。酒紅、瓶綠、深藍的彩色玻璃給了它的窗格一絲教堂的樣子。…

每一次，她的胸脯似乎又柔軟了一些，她的小臂也結實了一些，有一兩次，就在她將要移出我的視野之前（她在十六歲時嫁給了很遠的一個村子里的鐵匠），我覺察到她兩隻分得很開的黃褐色的眼睛里的一絲善意的嘲弄。說來也怪，她是第一個具有這種強烈的力量的人，僅僅靠不讓她的微笑消失，就能夠進入我睡夢中的隱秘之處，而且每當我夢見她，都會冰冷黏濕地被震醒；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害怕她結滿泥土的腳和衣服上的汙濁氣味會使我反感，更甚於害怕以準莊園主的老一套的挑逗去侮辱她。

她有兩個特別生動的面貌，在結束她的難以忘懷的形象之前我想同時把它們舉在眼前。第一個在很長的時期里生活在我心中，和我與門廊及日落聯系在一起的波蘭卡是分隔開的，仿佛我瞥見了她可憐的美的仙女般的化身，最好不要去打攪。…

現在是自行車表演了——至少是我對它的描述。第二年夏天，尤里沒有到維拉來，我只能獨自應付我浪漫的焦躁。下雨的日子，我會蜷縮在很少使用的書架腳下，在盡力想阻止我偷偷摸摸地探究的昏暗的光線下，在俄語版的布羅克豪斯八十二卷本的百科全書中查找晦澀的、帶有晦澀的挑逗性和耗人精力的術語，為了節省地方，這個或那個條目的標題詞在整個詳盡的討論中會被縮略成大寫的首字母，因而用七號活字排印的密密的一欄欄文字，除了使注意力不勝重負之外，還具有了假面舞會的淺薄花哨的魅力。…

一支軍樂隊（德國那時還是音樂之鄉），由一位罕見的動作一抽一抽的人擔任指揮，每隔十分鐘左右活躍一番，但是幾乎無法淹沒滑輪那永不休止的、勢不可擋的轆轆聲。

在俄國曾存在過，而且無疑仍舊存在著，一類特別的學齡男孩，他們不一定在外表上很強壯，或在思想見識上很突出，事實上，他們在課堂上經常是無精打采的，體態相當瘦小，也許甚至肺部還有點毛病，卻在足球和象棋上驚人地出眾，學習任何種類的技巧型運動和遊戲都極其輕鬆自如（鮑利亞·希克，柯斯佳·布凱托夫，著名的沙拉巴諾夫兄弟——現在他們在哪里，我的隊友和對手？）。…

這一個“坐”字，我們不得不承認，給予了這位上尉如此舒服自在的“有過”的這個吻以長度和醇度，但是我卻不禁感到，即便是在十一歲的年紀，那種半人半馬狀態下的親熱也並非沒有其特殊的局限。



再說，尤里和我都認識一個做過這樣嘗試的男孩，但是那女孩的馬把他的馬擠到了溝里。



在灌木叢里的冒險活動使我們筋疲力盡後，我們躺在草地上談論女人。鑒於各種各樣的“性自白”（能夠在哈夫洛克·藹理士的書里或其他地方看到），其中包括了瘋狂交配的小娃娃，如今我感到我們當時的無知幾乎是駭人聽聞的。我們對貧民化的性是一無所知。如果我們偶然聽說兩個正常的小夥子愚蠢地當著彼此的面手淫（正像在現代美國小說中如此充滿同情地、連帶其所有的氣味加以描寫的那樣），僅僅想到有這種行為對我們來說就會像和一個沒有四肢的胎兒一起睡覺一樣可笑和不可能。…

最近我重讀了《無頭騎士》（一個乏味的版本，沒有插圖）。它有自己的意義。舉例說，在公元（那位上尉會這麽說）一八五〇年得克薩斯的一家用圓木做墻的旅店的酒吧里，有個只穿襯衫不穿外衣的“沙龍接待員”——一個當之無愧的花花公子，因為那是件有褶襇飾邊的“上等亞麻和花邊”做的襯衫。彩色細頸玻璃酒瓶（一個荷蘭時鐘在酒瓶中間“有趣而別致地嘀嗒作響”）像“在他肩後閃閃發光的彩虹”，像“環繞著他灑過香水的頭的光環”。冰塊和酒和莫農加希拉威士忌從一隻杯子流到又一隻杯子。一股麝香、苦艾酒和檸檬皮的氣味充滿了沙龍。松蠟燈耀眼的光把地板白沙上“咳吐物”黑黑的星狀凸顯出來。

在公元另一年——即一九四一年——在達拉斯和沃思堡之間一家加油站的霓虹燈光下，我捉到了一些非常出色的飛蛾。…

當他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來住一個星期的時候（現在相對於我的十五歲，他是十六歲半，年齡間隔開始表現出來了），我們剛剛發現花園里只有我們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一個時髦的銀煙盒里隨手拿出了一根“琥珀嘴”香煙，他讓我仔細看鍍金的內側上刻的公式3×4=12，紀念他終於和伯爵夫人G——起度過的三個夜晚。



現在他愛上了在赫爾辛基的一位老將軍的年輕的夫人和在加契納的一個上尉的女兒。我懷著一種絕望見證了他情場老手式的每一次新揭示。“我在什麽地方可以打幾個相當私密的電話？”他問我。



於是我帶他穿過那五棵楊樹和那口乾枯的老井（只不過幾年前，我們被三個嚇壞了的園丁用繩子從里面拽了上來），來到宅子僕人住的廂房的一條過道上。…

我們現在要見到我的表哥尤里了，一個瘦痩的、膚色灰黃的男孩，有個頭髮剪得很短的圓腦袋和明亮的灰色眼睛。雙親已經離異，沒有男家庭教師照顧，是個沒有鄉間宅第的城里孩子，在許多方面都和我不一樣。



冬天他和父親葉夫根尼·勞施·馮·特勞本堡男爵在華沙度過，他的父親是華沙的軍事長官；夏天則在巴托沃或維拉，除非他母親，我那古怪的尼娜姑媽把他帶出國，到枯燥乏味的中歐溫泉療養地，她在那兒獨自長途散步，把他留給跑腿報信的男孩或女服務員照顧。…

我們之間關係的特點是習慣性地交流些平常的無聊話、可笑地混亂不清的語句、對想像的語調的建議性的模仿，以及標誌著幸福家庭的秘密準則的私下的玩笑。盡管如此，他對行為問題極端嚴格，當他對用人或小孩生氣的時候，常愛說些尖刻的話，但是他天生充滿了人道精神，不允許自己在責備奧西普給他準備錯了襯衫的時候真正很無禮，同樣，直接了解一個男孩子的自尊心會緩和指責的嚴厲程度，導致突然寬恕的結果。因此，有一天，當我為了逃避在課堂上進行沒有準備好的背誦而故意用剃刀在膝蓋上方劃了個口子（我至今仍有那道疤痕），他似乎無法使自己真正發起脾氣來的時候，我是困惑多於高興；他接著承認自己童年時一次類似的過失，這是對我沒有隱瞞真情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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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以後，我弄清了這份雜誌屬於我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我指責他背叛和嘲弄我。在接著發生的打鬥中，他向後撞倒在了一張書桌上，腳夾在一道縫里，踝子骨斷了。他臥床一個月，但是卻俠義地在他家人和老師面前隱瞞了我在事件中的責任。…

確實，父親是個非常活躍的人，但是，就像經常發生在著名的父親的子女們身上的那樣，我通過自己的多棱鏡看待他的活動，它將我的老師們看到的相當威嚴的光分解成許多迷人的色彩。由於他的多種興趣——犯罪學的、立法的、政治的、編輯的、慈善的——他需要參加許多委員會的會議，這些會常常在我們家召開。總是能從我們巨大而回聲蕩漾的門廳的另一端傳過來的奇怪的聲音中推測出即將召開一個這樣的會議了。我放學回家的時候，我們的看門人會在那里，在大理石樓梯下面的凹室里，忙著削鉛筆。他用的是一個笨重的老式機器，有一個轉輪，他一隻手迅速轉動轉輪的把手，另一隻手握著塞在一個側面的小孔里的鉛筆。…

雖然在聖彼得堡冬天下大雪比，譬如說，波士頓周圍地區要經常得多，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夾雜在這個城市的無數雪橇中行駛的幾輛汽車，不知怎的似乎從來沒有陷入到現代汽車在新英格蘭地區一個美好的下雪的白色聖誕節的那種令人討厭的麻煩中。許多奇怪的力量參與了這個城市的建設。人們會得出結論，認為雪的堆積——沿著人行道的被風吹積成的整齊的雪堆和堅實地平鋪在路面上八角形的大木塊上的雪——是由街道的幾何學原理和雪雲的物理學定律之間的某種非神明因素結合造成的。總之，開車到學校從來沒有超過一刻鐘的時間。我們的家在莫斯卡亞街四十七號。…

父親會微喘著從流著汗的紅臉上摘下凸面的擊劍防護面罩，親吻我說早安。這個地方把學術和體育、書封面的皮革和拳擊手套的皮革令人愉快地結合了起來。沿著排滿了書的墻壁放著寬大的皮扶手椅。一個在英國購買的練習拳擊用的考究的“吊球”裝置——四根鋼柱支撐著一塊吊著梨形拳擊袋的厚木板——在寬敞的房間的一頭閃閃發光。這個裝置的目的受到了質疑，特別是在它的拳擊袋發出的嗒-嗒-嗒的像機關槍一樣的聲音這一點上，男管家的解釋被一九一七年從窗戶進來的一些全副武裝的街頭戰士勉強接受，認為是對的。…

想要列出他發表在各種期刊，如《言論》或《法律評論》上的實實在在是數以千計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在後面的一章里我談到他的一本具有歷史趣味的書，是關於在戰時對英國進行的一次半官方性質的訪問的。他的一些涉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的回憶錄被收集在黑森在柏林出版的《俄國革命文獻》中。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他在倫敦國王學院以“蘇聯的統治和俄國的未來”為題發表了一篇演說，一周以後刊登在《新聯邦》第十五期的增刊上（整齊地粘貼在我母親的剪貼簿上）。同年春天，我在劍橋大學為大學倶樂部組織的辯論會做準備時，把父親文章的大部分都背了下來；（獲勝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辯護士是一個來自《曼徹斯特衛報》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是記得我在背完了記在腦子里的東西以後，就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政治講話。…

他釋放後被禁止參加民眾的選舉，但是（在沙皇統治之下的一個十分普遍的自相矛盾的現象）卻可以自由地在尖銳的自由派雜誌《信論》中工作，他每天為此投入多至九個小時的時間。



在一九一三年，因為他從基輔發出的一篇報道，他被政府象征性地罰款一百盧布（約等於現在同等數目的美元）。在基輔，一場暴風驟雨般的審判後，貝利斯被判無罪，他並沒有為了“祭祀儀式”的目的殺死一個基督教男孩：正義和公眾輿論在舊俄國偶爾仍舊能夠取勝；而舊俄國只剩下五年的時間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他就應征入伍，被派往前線。最終他被派到聖彼得堡的參謀部。軍人的道德使他沒有積極參加到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一次自由派革命的動亂中去。從一開始，歷史似乎就急切地要剝奪他在一個西方模式的俄羅斯共和國里充分展現政治家的偉大天才的機會。…

我面前有一本黑布面裝訂的破舊的大剪貼簿。里面收集有舊的文件，包括學位證書、草稿、日記、身份證、鉛筆寫的便條，以及一些印刷品，我母親在布拉格去世之前一直由她精心保管，後來，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六一年之間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變遷。靠著這些文件的幫助和我自己的回憶，我寫出了父親如下的簡短的傳記。 

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法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司法大臣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維奇·納博科夫和瑪麗亞·馮·科爾夫女男爵的兒子，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生在聖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死於一名刺客的子彈之下。



十三歲以前他在家中接受法國和英國女家庭教師及俄國和德國男家庭教師的教育；從後者之一那里他獲得並傳給了我passio et morbus…

他做了許多其他的專利交易，全都是些異想天開的東西，在他的岳父去世、他繼承到一大筆遺產的時候，早已是債臺高築。這肯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因為我記得他寫信給我們（我們正被困在雅爾塔地區），提出要給我們錢和各種幫助。



他迅即把遺產投資在東克里米亞海濱修建一所露天遊樂場，費盡心機找來好的樂隊，用某種特別的木材建造了一個旱冰場，建起了用紅綠電燈泡照射的噴泉和小瀑布。一九一九年布爾什維克到來，關掉了那些電燈，蘭斯基逃到了法國；我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是在二十年代，據說他在里維埃拉靠在貝殼和石頭上畫畫勉強維持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不知道——也寧願不去想像——在納粹侵佔法國的時期他的遭遇如何。盡管有一些怪癖，他其實真是一個非常純潔、非常正派的人，他的個人原則和他的語法一樣嚴格，回憶起他的令人振奮的聽寫使我感到很開心：koloko lolitey siliv? Karab kavshihsy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