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課以後，我弄清了這份雜誌屬於我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我指責他背叛和嘲弄我。在接著發生的打鬥中，他向後撞倒在了一張書桌上，腳夾在一道縫里，踝子骨斷了。他臥床一個月，但是卻俠義地在他家人和老師面前隱瞞了我在事件中的責任。

看到他被擡下樓時的痛苦被淹沒在了我整體的苦惱之中。不知什麽原因，那天沒有車來接我，在乘著出租雪橇回家的又冷又單調的、慢得難以置信的歸途中，我有足夠的時間來仔細考慮問題。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麽在前一天，母親和我在一起的時間這麽少，而且沒有下樓來吃晚飯。我也明白了，泰爾南特，一位甚至比盧斯塔羅還要出色的武器教師，近來對我父親進行的是什麽樣的特殊訓練。

他的對手會做出什麽樣的選擇，我不斷問自己——劍還是子彈？抑或已經做出了選擇？我小心翼翼地喚起父親擊劍時那我所熱愛的、熟悉的、生氣勃勃的形象，並試圖將這個形象去掉防護面罩和護墊後，轉移到在某個谷倉或騎術學校的決鬥場上。我能夠看到他和對手都敞著胸，都穿著黑褲子，正在激烈地格鬥，他們有力的動作帶有即便是最有風度的擊劍手在真正交戰時也無法避免的那種古怪的別扭勁。這個景象是這樣的令人反感，我是這樣真切地感覺到一顆即將被刺穿的狂暴地跳動著的心臟的豐滿和無助，以至我發現自己在似乎短暫的一瞬間希望有一種比較抽象的武器。但是很快我就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

雪橇沿著涅夫斯基大道緩慢行進，那兒，模糊的燈光在越來越深的暮色中搖曳，我想到父親放在他書桌右上抽屜里的那把沈重的黑色勃朗寧手槍。我熟悉那把手槍，就和我熟悉他書房里其他更顯著的東西一樣；水晶藝術品或有紋理的石頭，那個時候很時髦；發亮的家人的照片；巨大的、用柔和的光線照亮的佩魯吉諾的一幅畫；荷蘭畫家的明亮的蜜黃色小油畫；還有，就在桌子上方，是巴克斯特為我母親畫的朦朧的玫瑰色的彩粉畫像：畫家展示了她四分之三的臉部，絕妙地表現出了她清秀的相貌——往上梳的淺灰的頭髮（她二十幾歲頭髮就變灰了），前額的完美的曲線，鴿子一樣藍色的眼睛，脖子的優美輪廓。

我終於到家了，一走進門廳，我就聽見了響亮快活的聲音。帶著夢境里的安排的及時性，我的海軍上將姑父正從樓梯上走下來。我的父母在鋪著紅地毯的樓梯平臺上——那里一尊無臂的希臘女子大理石雕像掌管著放置來訪者名片的孔雀石鉢還在和他說著話，他往樓下走的時候，笑著擡頭向上看，並用手里拿著的手套拍打欄桿。我馬上就明白不會有決鬥了，對方用道歉迎接了挑戰，一切都沒事了。我擦過姑父身邊到了樓梯平合。我看見了母親平日的寧靜的面容，但是卻無法看我的父親。這時事情發生了：我心中湧起了和布伊內號的船長將它開到燃燒著的蘇沃洛夫號旁邊的時候將它托起的同樣的巨浪，而我沒有手絹；要在十年以後，在一九二二年的某個夜晚，在柏林的一次公開講演會上，我父親才會在擋住兩個俄國法西斯分子射向講演者（他的老朋友米柳科夫）的子彈、同時有力地擊倒其中一個刺客時，被另一個擊中要害。但是這個未來的事件並沒有在我們聖彼得堡宅子明亮的樓梯上投下任何陰影；那隻放在我頭上的冷靜的大手沒有顫抖，而在一盤困難的象棋排局中的幾種走棋的設想也還沒有在棋盤上交融起來。

而在這一切背後仍然存在著一個非常特殊的我極力想要繞過去的情感深淵，唯恐自己會涕淚滂沱，這就是潛存在我對父親的尊敬之下的溫柔的友情；我們之間完美和諧的魅力；我們密切關注的倫敦報紙上有關溫布爾登網球比賽的消息；我們解決的象棋排局；每當我提到當前的某個次要詩人時從他舌尖如此得意洋洋地滾滾而下的普希金抑揚格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