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父親是個非常活躍的人，但是，就像經常發生在著名的父親的子女們身上的那樣，我通過自己的多棱鏡看待他的活動，它將我的老師們看到的相當威嚴的光分解成許多迷人的色彩。由於他的多種興趣——犯罪學的、立法的、政治的、編輯的、慈善的——他需要參加許多委員會的會議，這些會常常在我們家召開。總是能從我們巨大而回聲蕩漾的門廳的另一端傳過來的奇怪的聲音中推測出即將召開一個這樣的會議了。我放學回家的時候，我們的看門人會在那里，在大理石樓梯下面的凹室里，忙著削鉛筆。他用的是一個笨重的老式機器，有一個轉輪，他一隻手迅速轉動轉輪的把手，另一隻手握著塞在一個側面的小孔里的鉛筆。

多年以來，他一直是能夠想像出來的最老式的那類“忠僕”，充滿了奇特的才智，他風度翩翩地用兩根手指左右抹平他的八字鬍，身上總有淡淡的炸魚的氣味：它來自他神秘的地下室住所，他在那里有一個極其肥胖的妻子和一對雙胞胎——一個和我同齡的男生和一個藍色的眼睛有點斜視、有一頭紅棕色頭髮、經常出沒的邋遢的小黎明女神；但是削鉛筆這份例行工作想必使可憐的老烏斯金十分氣憤——因為我欣然地對他充滿了同情，我，這個只用非常尖的鉛筆寫東西的人，總是在周圍的小瓶子里存放著大把的B3鉛筆，每天要轉動裝置上（夾在桌子邊上）的那個把手百來次，在它的小抽屜里很快就積滿了那麽多黃褐色的鉛筆屑。後來發現他早就和沙皇的秘密警察有接觸——當然，和捷爾任斯基或雅戈達的手下相比都是些新手，可仍然是相當麻煩的。

例如，早在一九〇六年，警方懷疑我父親在維拉舉行秘密會議，就僱用了烏斯金為他們服務，他於是懇求我父親在那年夏天把他作為額外的門房（他原來在盧卡維什尼科夫家當過餐具管理員）帶到鄉間去，用了什麽借口我想不起來了，但是深藏的目的是刺探發生的不論什麽事情；正是他，無處不在的烏斯金，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英勇地帶領獲勝的蘇維埃代表來到父親在二樓的書房，並且從那兒，穿過一間音樂室和我母親的起居室，到了我出生的東南角的房間，到了墻上的壁龕，到了閃著彩色光芒的冠冕形頭飾旁，這成了他當年給我捉到的一隻鳳蝶的充分的報償。

晚上八點左右，門廳將存放上一大堆的厚長大衣和套鞋。在藏書室旁邊的一間委員會議室里，在一張鋪著綠色臺面呢的長桌旁（那些削得漂亮的尖尖的鉛筆已經分放好了），我的父親和他的同事們會聚集在一起討論他們反對沙皇的某個階段。在喧鬧的聲音之上，幽暗角落里的一座高大的鐘會突然發出威斯敏斯特的鐘樂聲；越過委員會議室是神秘的深處——儲藏室，盤旋而上的樓梯，一間勉強算做餐具室的房間——我和堂兄尤里曾常常在到得克薩斯去的路上舉著拔出來的手槍在此稍作停留，也是在這里，一天夜里警察安放了一個睡眼惺忪的胖間諜，他被發現後吃力地跪在我們的圖書管理員柳德米拉·鮑里索夫娜·格林伯格面前。但是我怎麽可能和學校的老師討論這一切呢？

反動的報刊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父親政黨的攻擊，我對那些時不時出現的、多少有點庸俗的漫畫——我父親和米柳科夫把聖徒俄羅斯放在盤子里交給猶太世界之類的東西——也已經相當習慣了。但是有一天，我想是在一九——年冬天，右翼報紙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家僱用了一名聲名不好的記者，編造了一篇惡言誹謗的文章，包含了我父親不能置之不理的含沙射影的東西。既然文章具體作者的盡人皆知的無賴性使他成為“不可決鬥”的人物（如俄國決鬥準則所說的neduelesposobny），我父親要求和刊登那篇文章的報紙的聲名或許不那麽惡劣的編輯決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