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有點兒擔心呢。”母親說。“再說還帶了這個小娃娃。” 

迪爾西走上臺階。“您還管他叫小娃娃。”她說。她抓住了母親的胳膊。“他跟T．P．一般大，已經是個小夥子了，快走吧，如果您真的要去。” 

“我真擔心呢。”母親說。她們走下臺階，迪爾西扶母親上車。“也許還是翻了車對我們大家都好些。”母親說。 …

“等一等，威爾許。媽媽，能讓他再出去一趟嗎。我想讓他陪我去。” 

“你還是讓他留在這兒得了。”毛萊舅舅說。“他今天出去得夠多的了。” 

“依我說，你們倆最好都呆在家里。”母親說。“迪爾西說，天越來越冷了。” 

“哦，媽媽。”凱蒂說。 …

“這又怎麽的啦。”母親說。 

“他想到外面去呢。”威爾許說。 

“讓他出去吧。”毛萊舅舅說。 

“天氣太冷了。”母親說。“他還是呆在家里得了。班吉明。好了，別哼哼了。” 

“對他不會有害處的。”毛萊舅舅說。…

透過柵欄，穿過攀繞的花枝的空檔，我看見他們在打球。他們朝插著小旗的地方走過來，我順著柵欄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開花的樹旁草地里找東西。他們把小旗拔出來，打球了。接著他們又把小旗插回去，來到高地①上，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們接著朝前走，我也順著柵欄朝前走。勒斯特離開了那棵開花的樹，我們沿著柵欄一起走，這時候他們站住了，我們也站住了。我透過柵欄張望，勒斯特在草叢里找東西。 

“球在這兒，開弟②。”那人打了一下。他們穿過草地往遠處走去。我貼緊柵欄，瞧著他們走開。

 …

傑生也多少有些不正常，他是個偏執狂，又是一個虐待狂，何況還有頭痛病。福克納有許多作品手法上與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並無太大區別。他的別的作品若是用意識流，也總有其特殊原因。



如《村子》中寫I．O．斯諾普斯對一頭母牛的感情，那是因為這個I．O．斯諾普斯是一個半白癡，讀者們如果有點耐心，在最初的不習慣之後，定然會通過這些不平常的思緒活動逐漸看清一系列相當鮮明、豐滿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的外貌我們不一定說得清（直到讀了“迪爾西的部分”我們才知道班吉的模樣），但是我們卻能相當準確地把握他們的精神狀態。



書中的主要人物如此，一些次要人物形象也莫不如此。如赫伯特·海德，只出現在昆丁的幾次意識流里，但是那一副庸俗、無恥的嘴臉便已躍然紙上。其他如傑拉德太太、毛萊舅舅，形象也都相當鮮明突出。即使象勒斯特這樣一個黑人小廝，我們掩卷之後，也不容易把他那既調皮又可憐巴巴的形象從我們的腦子里排除出去。…

在《喧嘩與騷動》中，福克納讓三兄弟，班吉、昆丁與傑生各自講一遍自己的故事，隨後又自己用“全能角度”，以迪爾西為主線，講剩下的故事。小說出版十五年之後，福克納又為馬爾科姆·考利編的《袖珍本福克納文集》寫了二個附錄，把康普生家的故事又作了一些補充（中譯文見本書附錄）。



因此，福克納常常對人說，他把這個故事寫了五遍。當然，這五個部分並不是重復、雷同的，即使有相重疊之處，也是有意的。這五個部分象五片顏色、大小不同的玻璃，雜沓地放在一起，從而構成了一幅由單色與複色拼成的絢爛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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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中，與傑生相對立並且體現了福克納的積極思想的是迪爾西。福克納說過：“迪爾西是我自己最喜愛的人物之一，因為她勇敢、大膽、豪爽、溫存、誠實。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同情心永不枯竭似地從她身上湧流出來。



她不畏懼主人的仇視與世俗觀念的歧視，勇敢地保護弱者。在整幅陰郁的畫卷中，只有她是一個亮點；在整幢墳墓般冷冰冰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廚房是溫暖的，在整個搖搖欲墜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根穩固的柱石。



她的忠心、忍耐、毅力與仁愛同前面三個敘述者的病態的性格形成了對照。通過她，作者謳歌了存在於純樸的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美。迪爾西這個形象體現了福克納“人性的復活”的理想。福克納把迪爾西作為主人公的這一章安排在復活節，這絕不是偶然的。當然，迪爾西不等於基督，但如果說福克納有意引導讀者作這樣的類比與聯想，也不是沒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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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納雖早在三十年代就寫出了大部分重要作品，卻不受本國讀者賞識，還得常去好萊塢寫電影腳本以維持生活。但法國文學界一直很重視福克納。四十年代後期美國批評界也逐漸對他開始注意。一九四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頒發給了福克納。 

福克納的重要作品，除《喧嘩與騷動》外，還有《我彌留之際》(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龍，押沙龍！》（1936）、《去吧，摩西》(1942)以及《村子》(1940)、《小鎮》（1957）、《大宅》(1959)（以上三書合稱“斯諾普斯三部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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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出生在南方一個沒落的莊園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參加過加拿大皇家空軍。復員後，上了一年大學，以後做過各種工作，同時業餘從事寫作。



他最早的兩本小說是當時流行的文學潮流影響下的作品，本身沒有太多的特點。從第三部小說《沙多里斯》（1929）開始，才形成自己獨特的題材與風格，即不斷寫“家鄉的那塊郵票般大小的地方”①，終於“創造出一個自己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