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就中日关系与区域稳定发表谈话，呼吁相关各方放下历史包袱、避免大国对抗，该言论在华语舆论圈引发高度争议，部分评论者甚至预测此举将削弱中国资本对新加坡的投资意愿。然而，2025年12月的实际投资数据与企业行为显示，中资流入新加坡的趋势并未受到明显冲击，反而仍处于高位扩张阶段。此一现象凸显外交话语与资本流动之间存在显着脱钩，并反映新加坡「外交平衡、经济务实」的双轨战略结构，以及中资出海主要受地缘政治与经济周期等结构性因素驱动的现实。


一、问题背景与研究动机

2025年，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及新加坡政府高层多次就区域安全与大国竞争议题发表外交立场，强调中国在涉及日本、台海与区域秩序问题上应保持克制，支持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体系。部分观察者因此质疑，新加坡政治领导层的相关表态是否会对中国企业与资本进入新加坡产生负面影响。然而，2025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反而成为新加坡最大投资来源国之一，形成「外交话语与经济实践脱钩」的现象。本研究旨在分析新加坡对华外交表态与中资投资流入之间的政策逻辑与结构性原因。（数据来源：9.2.2026 新加坡联合早报）

二、新加坡外交话语的战略定位

新加坡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长期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策略，其核心目标为维持国家生存空间与制度安全。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在外交言论上强调「规则秩序」与「战略克制」，其主要政策意涵包括：

第一，向美国、日本及西方盟友释放战略信号，以维持安全合作与制度信任；

第二，避免被视为单边依附中国，以维持国际金融与投资体系中的信用地位；

第三，强化「中立且守序」的国际形象，以吸引跨国资本与跨区域企业设立总部。

因此，相关言论更多属于战略修辞与外交平衡工具，而非直接反映对华经济政策取向。

三、经济政策的高度去意识形态化特征

新加坡经济政策的核心特征为高度去意识形态化与市场导向。外资对新加坡经济体系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外资企业贡献大量就业、税收与技术升级。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原则是：凡符合国家产业升级与金融中心地位的资本，均予以制度性欢迎，而不以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审核标准。

因此，即便外交话语上维持对中国的战略距离，新加坡在投资政策上仍保持高度务实与开放，形成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双轨制治理」。

四、中资流入对新加坡的战略价值

中国企业与资本的进入对新加坡具有多重战略意义。首先，中资为新加坡提供高资本密集型投资，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生物医药与高端制造领域，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与科技能力。其次，中国企业将新加坡作为区域总部与东盟市场枢纽，有助于巩固新加坡在亚洲供应链中的中枢地位。第三，中资带来的金融资本与家族办公室活动强化新加坡作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角色。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新加坡在中美竞争中透过吸引中资，实现地缘政治套利与经济红利最大化。

五、中资企业的投资决策逻辑

中国企业选择新加坡的主要考量集中于制度性安全与金融便利性。新加坡拥有成熟法治体系、资本自由流动制度、低税制与稳定金融监管框架，能有效降低政治与金融风险。此外，新加坡被视为全球市场的「制度中转站」，有助于企业提升国际信任度并获取跨国融资。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领导层的外交言论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有限，企业更关注制度连续性与政策可预测性。

六、「新加坡化」的资本洗白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交上维持与西方规则体系的表面一致性，反而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制度性「信誉增强机制」。透过在新加坡设立总部或控股架构，中国企业更容易进入欧美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此现象被部分研究者称为「新加坡化」或「制度洗白路径」。

此种结构性角色使新加坡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成为关键的资本转运枢纽。

七、潜在政策风险与前景评估

尽管短期内新加坡仍将维持对中资的高度开放，但仍存在若干潜在政策风险。首先，若中美冲突升级至金融或科技制裁层级，新加坡可能被迫在制度阵营中做出更明确选择。其次，敏感科技领域投资审查可能逐步加强，以避免国际政治压力。第三，金融合规与反洗钱监管将对中资资本结构提出更高透明度要求。

然而，基于新加坡经济高度依赖外资与金融服务业的结构性特征，全面排斥中资的政策路径成本极高，短中期内政策转向可能性有限。

八、政策结论

综合分析，新加坡领导层对中国的外交表态与中资投资流入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而是新加坡典型双轨战略的体现：在外交层面维持制度性中立与规则话语，以确保安全与国际信用；在经济层面则采取高度务实的资本开放政策，以最大化国家经济利益。

此种政策模式使新加坡在大国竞争中扮演「制度仲介者」与「资本枢纽」双重角色，并为中国企业提供重要的全球化平台。未来，新加坡将持续在政治平衡与经济套利之间寻求最优策略，中资流入趋势亦将与全球地缘政治与金融规则演变高度联动。

尽管黄循财对华谈话引发广泛热议，部分评论者预测中资将因此放缓进入新加坡，但2025年12月的实际情况并未印证此一判断。相反，中资投资与企业迁移仍处于高位扩张阶段，显示资本流动主要受经济与地缘政治结构因素驱动，而非单一外交言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