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中，與傑生相對立並且體現了福克納的積極思想的是迪爾西。福克納說過：“迪爾西是我自己最喜愛的人物之一，因為她勇敢、大膽、豪爽、溫存、誠實。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同情心永不枯竭似地從她身上湧流出來。

她不畏懼主人的仇視與世俗觀念的歧視，勇敢地保護弱者。在整幅陰郁的畫卷中，只有她是一個亮點；在整幢墳墓般冷冰冰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廚房是溫暖的，在整個搖搖欲墜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根穩固的柱石。

她的忠心、忍耐、毅力與仁愛同前面三個敘述者的病態的性格形成了對照。通過她，作者謳歌了存在於純樸的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美。迪爾西這個形象體現了福克納“人性的復活”的理想。福克納把迪爾西作為主人公的這一章安排在復活節，這絕不是偶然的。當然，迪爾西不等於基督，但如果說福克納有意引導讀者作這樣的類比與聯想，也不是沒有根據的。

從《喧嘩與騷動》中，我們可以看到福克納對生活與歷史的高度的認識、概括能力。盡管他的作品顯得撲朔迷離，有時也的確如癡人說夢，但是實際上還是通過一個舊家庭的分崩離析和趨於死亡，真實地呈現了美國南方歷史性變化的一個側面。

我們可以看到，舊南方的確不可挽回地崩潰了，它的經濟基礎早已垮臺，它的殘存的上層建築也搖搖欲墜。凱蒂的墮落，意味著南方道德法規的破產。班吉四肢發達，卻沒有思想的能力，昆丁思想複雜，偏偏喪失了行動的能力。

另一個兄弟傑生眼睛里只看到錢，他乾脆拋棄了舊的價值標準。但是他的新的，也即是資產者們的價值標準，在作者筆下，又何嘗有什麽新興、向上的色彩呢？聯系福克納別的更明確譴責“斯諾普斯主義”（也就是實利主義）的作品，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暄嘩與騷動》不僅提供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擴大來說又是種植園經濟制度）解體的圖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有對資本主義價值標準的批判。

另外，從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福克納也是愛憎分明的，他是有他的善惡是非標準的。在他的人物畫廊中，他鞭撻、嘲笑的是傑生、康普生太太、康普生先生、毛萊舅舅、赫伯特·海德、傑拉德太太和傑拉德等，他同情的是凱蒂、昆丁、小昆丁與班吉，他滿懷激情歌頌的則是地位卑微的黑女傭迪爾西。

熟悉福克納的人都一致認為，迪爾西的原型是福克納自己家里的黑女傭卡羅琳·巴爾大媽。巴爾大媽進入晚年後，與其說是她服侍福克納，不如說福克納象對待長輩那樣照顧她。

一九四0年大媽以百歲高齡病逝，福克納在她墓前發表演說，並在她墓碑上刻了“為她的白種孩子們所熱愛”這樣的銘言。一九四二年，福克納出版《去吧，摩西》，又將此書獻給她。如果我們說得概括些，那麽，福克納的所憎所厭莫不與蓄奴制和實利主義有關，他的所敬所愛則都與勞動與大自然聯系在一起。

在藝術表現方面，福克納寫《喧嘩與騷動》時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這里不妨作些簡略的介紹。 

首先，福克納采用了多角度的敘述方法。傳統的小說家一般或用“全能角度”亦即作家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角度來敘述，或用書中主人公自述的口吻來敘述。

發展到亨利·詹姆士與康拉德，他們認為“全能角度”難以使讀者信服，便采用書中主人公之外的一個人物的眼睛來觀察，通過他（或她）的話或思想來敘述。福克納又進了一步，分別用幾個人甚至十幾個人（如在《我彌留之際》中）的角度，讓每一個人講他這方面的故事。

這正如發生一個事件後，新聞記者不采取自己報道的方式，卻分別采訪許多當事人與見證人，讓他們自己對著話筒講自己的所知。一般地說，這樣做要比記者自己的敘述顯得更加真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