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納的美學研究藝術與種族、環境、時代之間的作用與影響，被普列漢諾夫稱為「社會學美學」。總的來說，他通過《藝術哲學》一書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藝術理論系統，開創了法國19世紀的歷史文化學派，對藝術批評學、美學和現實主義藝術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盡管他的理論有著一定的局限，但是他提出關於表現「特徵」的藝術本質、強調科學實證的藝術研究方法論都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而社會文化環境對藝術的影響，仍然是當今美學與藝術研究值得深入的領域之一。

黑格爾在19世紀提出了「藝術的終結」，認為「藝術的形式已不復是心靈的最高需要了」，藝術「已喪失了真正的真實和生命，已不復能維持它從前的在現實中的必需和崇高的地位，毋寧說，它已轉到我們的觀念世界里去了。」…

在藝術批評方面，丹納采用的標准與取向似乎總是處於矛盾之中。

在美學取向上，他強調文學藝術應當為時代的中心人物服務，表現時人的本來面目；但是在道德取向上，他又幾乎偏激地推崇完美的形象，因此他極力貶低寫實主義和喜劇寫作，因為他們描寫的典型「一般狹窄，平凡，愚蠢，自私，懦弱，庸俗」。他意識到莎士比亞等偉大作家「最洞達人情」，「把人性的重要特徵、原始力量、深藏的底蘊，表現得比別的作品更透徹……讀了為之驚心動魄，好比參透事物的秘密，窺見了控制心靈，社會與歷史的規律」；可是「留在心中的印象很不舒服」，故事太過慘烈，而人物形象又是「堅強而不健全，精神不平衡」的，因此他們的作品也算不上的頂級。「我們要求看到一些發育更健全，性格更高尚的人物。」…

丹納的《藝術哲學》是運用實證主義分析藝術史的著作，因此其中談論到的造型藝術主要在17世紀及以前。這和丹納藝術史學家的身份有關，也奠定了他在19世紀法國藝術批評界藝術社會學一派中的地位。

19世紀法國藝術批評界得益於畫壇的百花齊放，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畫面。雖然德國的唯心主義美學傳播到法國以後失去了批評的活力，但是法國的藝術批評仍然有著其他各種各樣的靈感支撐。其中，文獻學家和考古學家在藝術批評方面做出了貢獻，他們依據藝術作品中的內容、技巧和風格對藝術進行分類和分析。但是文獻學家們「幾乎總是缺少對於藝術的思考」，「文獻學所推重的分析精神，使得他們的藝術史著作看起來像是把藝術作品加以排隊和分類的寫出來的博物館」，因此往往只有「百科全書」式的藝術史，未能得出對藝術的歷史性復原或是批評性判斷，這在19世紀下半頁實證主義的流行期間尤為突出。…

考察完藝術表現的內容，就要考察藝術的表現力，藝術的表現力即是表達效果的集中程度，也就是說，藝術所表達的特徵不僅要有最高的價值，還要在藝術中佔有支配地位。文學作品的人物、內容和形式，都要為表現特徵服務；造型藝術中的色彩、線條、風格，也要竭力配合表現的特徵。作品所感染所表現的特徵越居於普遍的，支配一切的地位，作品越美，因此，所謂傑作就是「最大的力量發揮最充分的作品」。

簡而言之，在縱向的維度看，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藝術就是傑作。…

此外，藝術批評家在進行藝術評價的時候，不應帶有個人趣味、傾向和利益關係，他必須全身心地感受作品，並且設身處地地思考，設想藝術品所屬的時代社會環境，進入那個時代和地區的文化語境，考察和理解藝術家的思想，獲取和藝術家相通的觀點，再進行評價。唯有這樣才能贊成或反對一個藝術家，指出作品的優點或缺點、進步或落後。

在確保了藝術批評的合法性與方法論以後，丹納再次面向藝術品，提出藝術評價的標准。藝術即是藝術家對事物特徵的表達，要像評價藝術就要評價藝術表達的特徵，以及藝術的表現力。

藝術價值等同於特徵的價值，表現的特徵越重要，藝術的地位越高。

一方面，特徵的重要程度取決於它對抗毀滅的能力。…

丹納所說的「精神氣候」有三個主要元素：環境、種族、時代。

「種族」是一個民族天生的傾向，猶太人精明、法國人浪漫，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民族精神與特徵；「環境」包括物質上的地理環境、自然氣候，還有文化上的風俗習慣等；「時代」包括精神思想、社會體制與政治思想等。種族是「內部動力」，決定藝術的本質；環境是「外部壓力」，給予前進的動力；時代是「後天動量」，限定了發展的方向，三種元素同時作用，便形成了藝術的興衰流變。…

這里的論述讓人很自然地想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美學思想。柏拉圖的「模仿說」認為藝術是虛幻的，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是與理念隔了三層；亞里士多德的「再現說」認為藝術是真實的，因為藝術再現了事物的普遍性，比現實事物更加真實。丹納的思想綜合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並走得更遠，他認為藝術確實是對現實的模仿，但又不是對眼前事物機械模仿，它要模仿和捕捉的是現實事物的「結構、組織與配合」，是「各部分之間的關係與相互依賴」，這種「特徵」有著抽象性，但是與柏拉圖的「理念」不同，它不是純理性的「理式」、不存在於另外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