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批評方面，丹納采用的標准與取向似乎總是處於矛盾之中。

在美學取向上，他強調文學藝術應當為時代的中心人物服務，表現時人的本來面目；但是在道德取向上，他又幾乎偏激地推崇完美的形象，因此他極力貶低寫實主義和喜劇寫作，因為他們描寫的典型「一般狹窄，平凡，愚蠢，自私，懦弱，庸俗」。他意識到莎士比亞等偉大作家「最洞達人情」，「把人性的重要特徵、原始力量、深藏的底蘊，表現得比別的作品更透徹……讀了為之驚心動魄，好比參透事物的秘密，窺見了控制心靈，社會與歷史的規律」；可是「留在心中的印象很不舒服」，故事太過慘烈，而人物形象又是「堅強而不健全，精神不平衡」的，因此他們的作品也算不上的頂級。「我們要求看到一些發育更健全，性格更高尚的人物。」

同樣，丹納認為造型藝術應該表現「完美的肉體」和「心靈的自由和健全」。但是造型藝術是否只能像希臘雕塑那樣健美，像拉斐爾筆下的人物那樣柔美？挪威表現主義代表畫家蒙克的繪畫就以扭曲變形的人物造型、灰暗陰郁的色調和情緒化的筆觸著稱，他的《吶喊》、《病孩》都是表現對生存死亡思考的傑作，但按照丹納的標准來看就是最低等的造型藝術。不難看出，處處強調「完美」的丹納在藝術批評上其實要求的是一種「理想化」的觀念，盡管在一開始他表示藝術應該表現現實所不能表現的「本質」，但在根本上他已經把「中心人物」預設為「理想典型」，一切不夠完美的人物在他看來就是「性格沒有發展成熟，或者受著地位限制」，就算是為了真實不得不刻畫這些人物，可是一旦這種人物多了，「讀者就會感到惡心」。完美的人物不是指藝術家在形象塑造上的成功，而是道德上的盡善盡美，完美的極致就是英雄與神明。但是現實掩蓋的人類本質就是這種完美嗎？顯然不可能。丹納把藝術創作定義為表現事物的特徵，由此表現現實世界掩蓋的本質，也就是把藝術美等同於揭示客觀世界的「真實」。但這種「真實」又不是客觀世界的表象，而是藝術家腦中形成的一個個觀念。這些觀念跟表象的區別就在於這些觀念必須是完美的，又或者說，越是完美的觀念越是值得為之創作。由此，道德取向上的「理想」與存在上的「真實」形成了矛盾，而丹納最終還是選擇了道德意義上的「理想典型」為取向。換句話說，丹納已經消解了審美評價中「真、善、美」的「真」，而讓道德教育作用成為藝術評價的最終標准。「善」即是「美」，唯有「善」才是「美」，這就使得他的藝術評價必然有所局限，只有「審美」的維度，而沒有「審丑」的維度。

此外，丹納的藝術批評體系賦予了藝術傑作永恆性，但同時也帶來評價上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根據作品表現的特徵層次，可以將藝術品分為流行藝術、時代藝術和經典藝術。時代藝術表現一個時代的中心人物，經典藝術表現時代都無法改變的人性，這兩者表現的都是藝術典型。藝術典型能夠跨越時空，讓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領略到那種風采並為之贊嘆，在這個意義上，優秀的藝術品有著永恆性。

另一方面，衡量藝術價值的標尺握在了每個時代的人民手中，但每個時代的主流評價，卻不一定像丹納所設想的那樣一致。19世紀初法國畫壇的主流是新古典主義，強調造型的刻畫工整和構圖的均衡穩定；而二十年代出現了浪漫主義繪畫，把色彩當作表達感情的最重要手段，把色彩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浪漫主義畫家代表德拉克洛瓦第一次公開作品《但丁之舟》的時候在法國畫壇掀起軒然大波，毀譽參半，批評者認為它破壞了古典主義的傳統，贊賞者則為德拉克洛瓦的創造力感到興奮不已。經過漫長的歲月後，《但丁之舟》已經成為浪漫主義畫派當之無愧的代表傑作之一，但這個傑出作品的評價卻不是在當時就能得到的主流評價。

另外，丹納提出藝術評價因為經歷不同時代得到「不斷修正」而獲得合法性和權威性，但每次的評價最後也是要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時代，而他似乎沒有辦法證明每個時代的主流看法總是一致或正確的。像中世紀這樣的文化低潮期藝術風格，也是要在一個時代的結束，進入文藝復興之後才能對其進行批判和糾正。每個時代的認識局限必然帶來藝術評價的偏頗，「藝術上的真理」或許並非如丹納的設想。藝術典型存在上的永恆性和藝術評價事實上的不可知似乎形成了一種衝突。

（原作者：東京鐵T；原載：https://book.dou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