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冒險的順利完成首先表現為創造者能夠在創造作品的過程中推動自身主觀生命的發展，作品雖然在完成後成為獨立的存在，但依然促進了創造者主體生命的完善，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回到了精神生命之中；其次，在更廣泛的層面上，主體或精神生命創造出客體，客體脫離創造者的控制落入客觀精神領域，但是仍然會有其他主體將它們吸收融合，借以實現自身的發展完善，從更抽象的層面看，這仍然是精神生命由自身出發經由客體又回歸自身的過程，文化的冒險同樣得以完成。一般來說，「只要客體是由單個主體創造或為了單個主體而創造的」（Simmel，2011：496），主客體之間的對峙在實際情況中就不會發展。齊美爾一再指出，藝術品和哲學作品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創造者的個性（Simmel，2011：493-495；Simmel，1997：74），因此更容易實現文化價值及精神冒險，這可能也是齊美爾在《冒險》里專門提及藝術和哲學冒險特性的原因所在。

2. 精神生命冒險的失敗

然而，文化作為內含對立范疇張力的精神生命冒險，從一開始就潛藏著悲劇的種子，從而也就存在冒險失敗的可能。創造者為了表達自己的生命而創造出一定的客體物，但是其具體形式如何、生成之後會如何發展、又會如何被他人理解等完全不在創造者的控制范圍內。齊美爾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一位詩人創造出一個謎語並給它設定了一個謎底，但是這個謎語一旦產生，其他人可能會給出許多不同的謎底，它們都一樣合適和正確，並且和詩人最初設定的謎底一起包含在謎語的客觀存在中，可它們又在詩人的創造意圖之外，超越了詩人原初的創造過程，在詩人的生命之外獨立存在著。這樣一種必然的異化現象是文化悲劇的根源所在——主體創造的東西必然會超出主體的控制而按照自己的客觀邏輯存在和發展。現代社會貨幣經濟的普及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增強了人造物固有的異化趨勢，就連個體有意識創造的客體在產生之後都會有自己獨立的客觀存在和邏輯，更何況勞動分工體制下每一件人造產品都是許多人勞動的結果，產品集中了許多人的能量，缺乏容易被個體生命吸收融合的個性，所以人工產品越來越難與個體生命融合，以促進個體生命統一體的完善。而且，在勞動分工的生產模式下，生產資料、勞動和勞動產品全都不屬於勞動者，均以陌異的客觀性與個體對立，那些原本為個體發展完善所造之物，最終都成為自成一體的客觀體系，遵循著客觀精神的准則，好像不可抗拒的命運般無情地面對著個體，貨幣經濟正是這種客觀體系的一個典型代表。再加上資本主義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物品，大大超過了主體精神的吸納能力，客體具有無限發展的傾向，主體的吸收能力卻受到自身力量、壽命等諸多因素的限制，並且主體是形式相對封閉的統一體，只是在一定范圍內挑選吸收某些元素融入自己的發展中，「也許，我們這里涉及的是一個與文化的確切本性不可分離的內在矛盾。畢竟，文化意味著通過培育物的世界來培育自己，物的世界能夠無限地完善、加速和擴展，而個體的能力必然是片面和有限的。因此，我理論上看不到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分裂，並阻止不滿與厭膩共存的狀態」（Simmel，1997：92-93）。主客體的不同特徵導致客體的發展在數量和速度上大大超過了主體的吸收能力，大量的客體不僅成為與主體文化發展無關之物，而且反過來將自己的需求、邏輯等強加在主體身上，阻滯了主體文化提升的道路，也阻斷了精神冒險之路，使客觀化之後的精神永久地停留在種種客體之上，成為完全外在於主觀精神生命的偶然。而一些人為了創造出符合客觀精神要求的產品，完全不顧個人的主觀完善，犧牲自己去滿足客觀價值的要求。如此一來，個體主觀文化的發展就被棄置不顧，即使由此能創造出具有較高客觀價值的作品，但主體自身則失去了借助創作完善自身的文化意義。

文化悲劇空前加劇，完成精神生命冒險的困難重重，物的客觀性統攝一切，齊美爾的理想是整全的個體及其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現實卻是個體內部分裂破碎，外部與社會和國家失去聯系，這樣的世界前途黯淡卻不可避免。正因如此，戰爭的爆發才喚起了齊美爾巨大的熱情。盡管他意識到戰爭會造成一定的文化破壞，但是從文化悲劇的角度出發，他看到了這一問題在戰爭期間得以緩解的希望，被中斷的精神生命冒險之路似乎可以經由戰爭得以疏通。戰爭顛覆了現代社會中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物品的短缺讓人們意識到金錢的純粹手段屬性，流行的貨幣經濟價值觀被顛倒了，人們被手段佔據的眼光直接落在了真正重要的東西上。以自我保存為唯一目標的人們在戰爭期間開始將民族國家的保存和勝利當成最終目的。當戰士在戰爭中專注於活力充沛的行動時，他們感到這個行動將極大地增加生命量，比其他日常的工作活動更加直接地靠近生命的洶湧活力，戰爭讓貫穿整個民族的生命能量前所未有的集中。齊美爾（Simmel，1997：99）認為，戰爭期間的大量事件證明了一種原初的精神趨勢——在生命過程深處尋求各種現象的統一性。自尼采以來興起的生命概念逐漸在各個領域滲透，為各個領域帶來統一，各種固化的形式又被重新拉回生命之流。戰爭會「讓外在現實給予內在必然性以更多的空間和明晰性，逼迫人們做出決斷，決定他是否希望不惜一切保持思想生活的舊軌道，還是有勇氣在新的生命領域內尋求新道路，或者他可能會進行更危險的嘗試：將原來的生命價值從已經崩潰的形式中解救出來，讓它們在新的生命之中延續」（Simmel，1997：96）。當然，戰爭對文化悲劇的緩解是暫時的，冒險的道路只是通過戰爭得以一時疏通，直到1916年齊美爾（Simmel，1997：100）依然保持這一悲觀的看法：「就像我曾經說過的，從長遠來看，我們不會從所有文化的這種悲劇和長期危機中逃脫。但是，對一個特定的時代而言，它的進程會緩慢，強度會緩和」。

（作者簡介：潘利俠，天津理工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全文詳見《社會》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