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工具重造與工具重用，不僅只是寫作，還有個具體運用問題，舊戲價值由受攻擊到受注意，有一段歷史值得提及。先是無保留的謾罵，得宋春盼先生出而辯護折中，以為戲有新舊亦不妨。新盡可以新到未來派，牽只狗從臺前走過而完結。舊也應當容許一切照舊，為的是可以當成歌劇看。這是民十左右事情，待到民十四五，幾個從國外回來教戲劇的年青教授於是不再罵舊戲，張彭春、張喜鑄、餘上沅……一面教新戲，一面也間或聽聽舊戲，或和梅蘭芳吃吃茶了。此後梅蘭芳兩次出國，得到完全成功，就虧的是得到這幾個人幫忙合作。然而這成功只能說是舊戲在國外一度試驗，即成功與新戲改良無關係。唱改良舊戲的是王伯生先生，然而他只著重在唱，在主角特別能唱，並無舊戲真正重造與新戲混合試驗。

（廣東人在這方面最大膽，白盔白甲的呂布在臺上旋轉方天畫戟時，身旁即有個穿洋服的朋友拉小提琴伴合，然而閉目試想想，這是一種什麼感覺？）寫歷史劇從郭沫若先生到最近，作家相當多，也不能說是真正不改良。近聞田漢先生卻注重在戰時改造舊戲，改造的結果不得而知，改造的企圖實需要勇氣和耐心。更令人欽佩的是田漢先生的戲劇活動的對象不是在後方有錢多閑觀眾，使戲劇成…

談起近二十五年中國話劇運動時，有三點可以引起人特別注意：一、介紹外來的，二、創造新東西，三、工具的重造與工具的應用。

第一是幾個書呆子充滿新的理想，來向舊戲攻擊，以為戲劇必須走新路，從外國取法，讓戲劇和社會人生接觸，方能夠成為社會重造思想解放工具。在介紹外來作品工作上，因潘家洵先生的努力，中國讀者知道了易卜生。因楊丙辰先生的努力，中國讀者知道了德國許多作家和作品。至於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更重要位置的莎氏比亞的作品，都是田漢先生努力翻譯成為中文的。論思想作用，當時易卜生的作品影響大，為的是許多人家中有學娜拉或同情娜拉的女孩子，論分量沈重，以及從一個戲劇所處理的問題上，可發現與當時正流行的“人生”、“戀愛”、“矛盾”、“殉情”等名詞相會通，使讀者取得一種傳奇抒情詩氣氛的浸潤，田漢先生的譯述工作實在特有時代的意義。…

一月十號第三十二期本刊上，我寫過一篇《論“海派”》的文章，一面說及適宜概括在這種名詞下各種作家的活動情形，如何可憐可笑，一面且提示到由於這類人物的活動情形，所產生的某種風氣，又如何有害於中國新文學的健康。



從“道德上與文化上的衛生”觀點看來，這惡風氣都不能容許它的蔓延與存在。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來意思。當提及這樣一群作家時，是包含了南方與北方兩地而言的。因環境不同，兩方面所造就的人材及所提倡的風氣，自然稍稍不同，但毫無可疑，這些人物與習氣，實全部皆適宜歸納在“海派”一名詞下而存在。文章發表以前，我便因事離開了北京，直到一個月後回北京時，方知道這文章使“海派”一名詞，重新引起了若干人的注意。在各種刊物上，一個月以來已陸續登載了許多討論文字。…

《綴網勞蛛》、《空山靈雨》、《無法投遞之郵件》，上述各作品作者落華生，是現在所想說到的一個。這里說及作品風格，是近於抽象而缺少具體引證的，是印象的復述。

在中國，以異教特殊民族生活作為創作基本，以佛經中邃智明辨筆墨，顯示散文的美與光，色香中不缺少詩，落華生為最本質的使散文發展到一個和諧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的周作人，徐志摩，馮文炳諸人當另論）。這調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愛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與古舊情緒糅合在一處，毫不牽強地融成一片。作者的風格是由此顯示特異而存在的。

最散文的詩質的是這人文章。…

一九三三年我從青島大學到北京工作，又有機會見到了司徒喬先生。當時他住在什剎海冰窖胡同，已經結婚。經過社會的大動蕩，重又相見，彼此感覺格外親熱。談話間自然要欣賞他的新作。生活雖從無安定，他的畫卻已愈見成熟。



不久他就主動提出要為我畫張像，留個紀念，約好在北海“仿膳”一個角落作畫。到時他果然帶了畫具赴約，一連三個半天，他極認真地為我畫了張二尺來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畫。朋友們都說畫得好，不僅畫得極像，且十分傳神。他自己也相當滿意，且說，此生為泰戈爾畫過像，為周氏兄弟畫過像，都感到滿意，此像為第四回滿意之作。他的熱情令我感動，這幅肖像成為一件紀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邊。…

我初次見司徒喬先生，是在半個世紀以前。記得約在一九二三年，我剛到北京的第二年，帶著我的那份鄉下人模樣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學的一些學生開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說是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見的還有張采真、焦菊隱、顧千里、劉潛初、韋叢蕪、劉廷蔚等。…

解放後不久，翔鶴由四川來北京工作，我們第一次相見，提及香山舊事，他還記得我曾在大松樹前，抱了一面琵琶，為他彈過“梵王宮”曲子。大約因為初學，他說，彈得可真蹩腳，聽來不成個腔調，遠不如陶潛揮“無弦琴”有意思。我只依稀記得有這麼一件樂器，至於曲調，大致還是從劉天華先生處間接學來的。這件樂器，它的來處和去蹤，可通通忘了。…

我們友誼始終極好。我在工作中的點滴成就，都使他特別高興。他譯的托爾斯泰名著，每一種印出時，必把錯字一一改正後，給我一冊作為紀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從湖北幹校回京時，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云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遷居沙灘附近小公寓後不多久就相熟了許多搞文學的朋友。湖南人有劉夢葦、黎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陳煒謨、趙其文、陳翔鶴，相處既近，接觸機會也更多。幾個人且經常同在沙灘附近小飯店同座共食。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學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點五四影響，來到北京，為繼續接受文學革命熏陶，引起了一點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來的。當時這種年輕人在紅樓附近地區住下，比住東西二齋的正規學生大致還多數倍。…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約一年，住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酉西會館”側屋一間既濕且霉的小小房間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書和另外那本包羅萬有用人事寫成的“大書”，日子過得十分艱苦，卻對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經常來到會館看望我的一個表弟，先我兩年到北京的農業大學學生，卻擔心我獨住在會館里，時間久了不是個辦法。特意在沙灘附近銀閘胡同一個公寓里，為我找到一個小小房間，並介紹些朋友，用意是讓我在新環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減少一點寂寞，心情會開朗些。住處原是個貯煤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