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見司徒喬先生，是在半個世紀以前。記得約在一九二三年，我剛到北京的第二年，帶著我的那份鄉下人模樣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學的一些學生開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說是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見的還有張采真、焦菊隱、顧千里、劉潛初、韋叢蕪、劉廷蔚等。

當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盔甲廠。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見到了司徒喬。他穿件藍哢嘰布舊風衣，隨隨便便的，衣襟上留著些油畫色彩染上的斑斑點點，樣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處。這種素樸與當時燕京的環境可不大協調，因為洋大學生是多半穿著洋服的。若習文學，有的還經常把一隻手插在大衣襟縫中做成拜倫詩人神氣。還有更可笑處，就是只預備寫詩，已印好了加有邊款“××詩稿”信箋的這種詩人。我被邀請到他的宿舍去看畫。房中墻上，桌上，這里，那里，到處是畫，是他的素描速寫。我沒受過西洋畫訓練，不敢妄加評論。靜物寫生，我沒有興趣，卻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寫。那些實實在在、平凡、普通、底層百姓的形象，與我記憶中活躍著的家鄉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親切，感到特別大的興趣，因為他“所畫”的正是我“想寫”的舊社會中所謂極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見面，司徒喬給我的印象就極好。我喜歡他為人素樸，我還喜歡他墻上桌上的那些畫。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發，燕京中熟人不少參加革命去了武漢、廣州。我卻仍在北京過那種不易生活的“職業作家”的生活。他們來信邀我去武漢，我當時工作剛剛打下基礎，以為去上海或許更合適一些。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因國共破裂，武漢局勢動蕩極大，不少熟人沒有在這種白色大恐怖中犧牲的，多陸續來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張采真等，還有司徒喬。這位年青的畫家，仍然是那個素樸的樣子，他為我們帶回了不少作品。對他的人和畫，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喬君吃的虧》一文中曾寫道：“此時的中國，各樣的藝術，莫不是充滿了權勢、虛偽、投機取巧的種種成分，哪里容得下所謂誠實？……在一種無望無助中，他把每一個日子都耗費到為長於應世的“高明人”所不為的實際努力下了。沒有顏料則用油去剝洗錫管中剩餘紅綠，沒有畫布則想法子用所有可當的衣物去換取，仍然作成了許多很好的作品，這傻處是我想介紹給大家知道的。我們若相信一個好的時代會快來，要這時代邁開腳步走近我們，在藝術上就似乎還需要許多這樣傻子，才配合得上時代需要！

一種了解，一種認識，從了解與認識中產生出一點兒真實同情，從了解與認識中得到一點兒愉快，這在他，是已算很滿意了！

因為那時的上海“藝術家”，多流行長頭髮、黑西服、大紅領結，以效仿法國派頭為時髦樂事。藝術家還必須得善交際，會活動，才吃得開。司徒喬的素樸與這種流行風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卻推崇他的實踐態度，以為難得可貴。在我看來，文學與繪畫是同樣需要這種素樸誠實，不裝模作樣，不自外於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應有進展的。我對司徒喬已不僅是喜歡，而是十分欽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