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友誼始終極好。我在工作中的點滴成就，都使他特別高興。他譯的托爾斯泰名著，每一種印出時，必把錯字一一改正後，給我一冊作為紀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從湖北幹校回京時，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云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遷居沙灘附近小公寓後不多久就相熟了許多搞文學的朋友。湖南人有劉夢葦、黎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陳煒謨、趙其文、陳翔鶴，相處既近，接觸機會也更多。幾個人且經常同在沙灘附近小飯店同座共食。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學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點五四影響，來到北京，為繼續接受文學革命熏陶，引起了一點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來的。當時這種年輕人在紅樓附近地區住下，比住東西二齋的正規學生大致還多數倍。

有短短時期就失望離開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載的，有的對於文學社團發生興趣，有的始終是單幹戶。共同影響到二十世經三十年代中國新文學，各有不同成就。

近人談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處時，多只贊美他提倡的“學術自由”，選擇教師不拘一格，能兼容並包，具有遠見與博識。可極少注意過學術思想開放以外，同時對學校大門也全面敞開，學校聽課十分自由，影響實格外深刻而廣泛。這種學習方面的方便，以紅樓為中心，幾十個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潑文化學術空氣，不僅國內少有，即在北京別的學校也稀見。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大學術上的自由空氣，必須肯定學校大門敞開的辦法，不僅促進了北方文學的成就，更醞釀儲蓄了一種社會動力，影響到後來社會的發展。

因為當時五四雖成了尾聲，幾個報紙副刊，幾個此興彼起的文學新社團和大小文學刊物，都由於學生來自全國，刊物因之分佈面廣，也具有全國性。

我就是在這時節和翔鶴及另外幾個朋友相識，而且比較往來親密的。記得煒謨當時是北大英文系高才生，特別受學校幾位名教師推重，性格比較內向，興趣偏於研究翻譯，對我卻十分殷勤體貼。其文則長於辦事，後來我在《現代評論》當發報員時，其文已擔任經理會計一類職務。翔鶴住中老胡同，經濟條件似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幾個書架，中外文書籍都比較多，新舊書分別擱放，清理得十分整齊。興趣偏於新舊文學的欣賞，對創作興趣卻不大。三人在人生經驗和學識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對於社會這本“大書”的閱讀，可都不如我接觸面廣闊，也不如我那麼注意認真仔細。

正因為我們性情經歷上不同處，在相互補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談得來，且相處極好。我和翔鶴同另外一些朋友就活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期，這麼一個範圍窄狹生活中，各憑自己不同機會、不同客觀條件和主觀願望，接受所能得到的一份教育，也影響到後來各自不同的發展，有些近於離奇不經的偶然性，有些又若有個規律，可以於事後貫串起來成一條線索，明白一部分卻近於必然性。

因為特別機會，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我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做了個小職員，住在香山飯店前山門新宿舍里。住處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據，香山寺既改成香山飯店，學生用破除迷信為理由，把彩塑天王搗毀後，由學校改成幾間單身職員臨時宿舍。別的職員因為上下極不方便，多不樂意搬到那個宿舍去。我算是第一個搬進的活人。翔鶴從我信中知道這新住處奇特環境後，不久就充滿興趣，騎了毛驢到頤和園，換了一匹小毛驢，上香山來尋幽訪勝，成了我住處的客人，在那簡陋宿舍中，和我同過了三天不易忘卻的日子。

雙清那個懸空行宮雖還有活人住下，平時照例只兩個花匠看守。香山飯店已油漆一新，掛了營業牌子，當時除了四個白衣夥計管理燈水，還並無一個客人。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薩去掉後，到處一片空虛荒涼，白日里也時有狐兔出沒，正和《聊齋志異》故事情景相通。我住處門外下一段陡石階，就到了那兩株著名的大松樹旁邊。我們在那兩株“聽法松”邊暢談了三天。每談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靜寂，清冷月光從松枝間篩下細碎影子到兩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塵世的紛擾，但也不免鬼氣陰森，給我們留下個清幽絕倫的印象。所以經過半個世紀，還明明朗朗留在記憶中，不易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