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約一年，住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酉西會館”側屋一間既濕且霉的小小房間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書和另外那本包羅萬有用人事寫成的“大書”，日子過得十分艱苦，卻對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經常來到會館看望我的一個表弟，先我兩年到北京的農業大學學生，卻擔心我獨住在會館里，時間久了不是個辦法。特意在沙灘附近銀閘胡同一個公寓里，為我找到一個小小房間，並介紹些朋友，用意是讓我在新環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減少一點寂寞，心情會開朗些。住處原是個貯煤間。

因為受五四影響，來京窮學生日多，掌櫃的把這個貯煤間加以改造，臨時開個窗口，縱橫釘上四根細木條，用高麗紙糊好，擱上一個小小寫字桌，裝上一扇舊門，讓我這麼一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鄉下佬住下。我為這個僅可容膝安身處，取了一個既符合實際又略帶窮秀才酸味的名稱，“窄而霉小齋”，就泰然坦然住下來了。生活雖還近於無望無助地懸在空中，氣概倒很好，從不感到消沈氣餒。給朋友印象，且可說生氣虎虎，憨勁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軍隊中照嚴格等級制度，由班長到軍長約四十級的什麼長，具體壓在我頭上心上的沈重分量已完全擺脫，且明確意識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地處理我的當前，並創造我的未來。此外還有三根堅固結實支柱共同支撐住了我，即“朋友”，“環境”和“社會風氣”。

原來一年中，我先後在農業大學、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就相熟了約三十個人。農大的多屬湖南同鄉。兩間宿舍共有十二個床位，只住下八個學生，共同自辦夥食，生活中充滿了家庭空氣。當時應考學農業的並不多，每月既有二十五元公費，學校對學生還特別優待。農場的蔬菜瓜果，秋收時，每一學生都有一份。實驗農場大白菜品種特別好，每年每人可分一二百斤，一齊埋在宿舍前沙地里。千八百斤大卷心菜，足夠三四個月消費。新引進的臺灣種矮腳白雞，用特配飼料餵養。下蛋特別勤，園藝系學生，也可用比市場減半價錢，每月分配一定分量。我因表弟在農大讀書，早經常成為不速之客，留下住宿三五天是常有事。還記得有一次雪後天晴，和郁達夫先生、陳翔鶴、趙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則門，一直走到羅道莊，在學校吃了一頓飯，大家都十分滿意開心。因為上桌的菜有來自苗鄉山城的鵪鶉和胡蔥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漢壽石門的風雞風魚，在北京任何飯館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這八個同鄉不久畢業回轉家鄉後，正值北伐成功，因此其中六個人，都成了縣農會主席，過了一陣不易設想充滿希望的興奮熱鬧日子，“馬日事變”倏然而來，便在軍閥屠刀下一同犧牲了。

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學的學生。當時校址還在盔甲廠，由認識董景天（董秋斯）開始。董原來正當選學生會主席，照習慣，即兼任校長室的秘書。初到他學校拜訪時，就睡在他獨住小樓地板上，天上地下談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點招架不住，我還若無其事。到晚上又繼續談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幾乎拖垮，但他對我卻已感到極大興趣，十分滿意。於是由董景天介紹先後認識了張采真、司徒喬、劉廷蔚、顧千里、韋叢蕪、於成澤、焦菊隱、劉潛初、樊海珊等人。燕大雖是個教會大學，可是學生活動也得到較大便利。當北伐軍到達武漢時，這些朋友多已在武漢工作。不久國共分裂，部分還參加了廣州暴動，犧牲了一半人。活著的陸續逃回上海租界潛伏待時。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還有機會見到張采真、劉潛初等五六人多次，談了不少武漢前後情況，和廣州暴動失敗種種。（和斯沫特萊相識，也是在董家。）隨後不久，這些朋友就又離開了上海，各以不同災難成了“古人”。解放後，唯一還過從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