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弊端引發了「後理論」向重視文學閱讀、崇尚審美經驗的「前理論」回歸的沖動，於是在新世紀之初問世的一批以「後理論」或「理論之後」為標目的著作對於今後的文學理論提出了種種構想，有人認為「理論」缺少了文學和美學只是成為半壁江山，而這缺少的一半恰恰是更真實更有活力也更具本質意義的；有人主張回歸文本細讀的傳統；有人認為應當對傳記的、歷史的、目錄學、版本學的文學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視；有人則主張回歸對於文學文本的形式主義讀解。[26]

在這股「後理論」轉向的大潮中，卡勒無疑是中堅。他對於文學理論與「理論」之間相互激勵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對於「理論」中的文學性的開掘，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平衡機制的探討，對於「理論」與文學理論相互聯姻的可行性的求索，都不乏「後理論」的意味，成為「後理論」轉向的風標。盡管他本人並未標榜「後理論」的名分，但其所思所論在許多方面顯示了「後理論」的鮮明特征。…

由此可見，如今「理論」已經成為文學研究接受的既定事實，融入了文學研究並改變了文學研究的學術圖景和專業特點。可以預測，在未來的較長時間內，只要討論文學理論的問題，便繞不開「理論」問題，反之亦然。這兩者的關係猶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根本無法分為兩橛，它們的區別只在於主次之分、輕重之分，而不是那種你死我活的對手之分、敵我之分。因此卡勒說：「由於文學理論不僅是文學性質的理論，而且指大量的對於文學來說是重要東西的理論作品，所以正在發生的東西不是某種系統的變化，而是優先權的改變，特殊領域的改變，有時也是新的思考范圍的變化。」…

他覺得這樣做不失為明智之舉：「這種折衷辦法是非常實際的，或許也是明智的，這樣更多的人會對這本書產生興趣。」為此，卡勒肯定「過度解讀」的必要性，認為它往往能夠揭示作品中以往被忽視的含義，「跟那些溫和的解讀相比，過度解讀有時更為有趣、更有啟發性。」不過他也指出，對於「過度解讀」要避免與「過度進食」之類負面理解聯系起來，它通常是指「通過非常規的方法和視角，闡述文本中隱含的、或者讀者引申出來的意義。」[19]同時，文學教授也可能會做一些與文學毫不相干的研究，一方面，文學研究不可能與文化研究完全一刀兩斷，它能與電影、連環漫畫、哈利波特完全脫開干系嗎？它能對歷史話題、文化話題、婦女解放、社會動蕩漠不關心嗎？既然文學研究與這一切無法截然分開，那麼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就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使文學研究純粹以解決某一文學問題作為終極目標，也不能不涉及大量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的資料，它需要閱讀和研討種種歷史文獻、哲學理論和文化遺存，而這一切卻又都是非文學的。因此卡勒肯定所謂「粗讀」(distant…

基於此，卡勒對於文學性在文學理論與「理論」既相互分化又相互交織的格局中的未來走勢作出了充滿樂觀的估價和展望：「如果文學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說的那樣已高奏凱歌（對他來說，後現代是文學性成分高奏凱歌的別名），那麼也許是重新奠定文學中的文學性成分的基礎的時候了，也許是回到實際的文學作品，以便察看後現代狀況是否可以從文學操作中推知出來的時候了。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相當可能的」。[16]卡勒的樂觀主義態度有力地提振了文學理論自身的信心，釐清了「理論」向文學理論回歸的路徑。

四、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兼容並舉…

他們一方面強調語境、說話者、聯結、接收者、編碼與信息，另一方面指涉表情、交際、意向、元語言、詩性，從而得出「語言的詩性功能將選擇軸上的對等原則投放進了結合軸。」這一著名的公式。不過在具體做法上，雅各布森等人主要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而將文學作為語言學的一部分或一種類別，譬如他們有時以政治口號為例來說明某種語言學的道理，以至改變和降低了文學的成分。但是就像「特洛亞木馬計」一樣，他們恰恰是以放棄文學的優先地位為代價，將文學性置入了各種文化現象，從而保留了文學成分的某種中心地位，譬如從某些歷史敘述、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廣告口號中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文學性，就是顯例。馬克·愛德蒙森一語道破其中潛藏的「反向殖民」策略：「如同在政治世界里頻繁發生的情況一樣，某種反向的殖民正在出現。當前，把一種文學批評研究稱為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就是對它的最高褒揚，這種褒揚通常意味著該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學語言不斷轉化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穩定的知識領域內的術語。」[11]…

按英語國家大學中的英語系就相當於中國大學中的中文系，由它來開設上述種種哲學課程，不免因其越俎代庖而受到質疑，甚至認為這些課程的功能有被政治化之嫌。羅蒂則不然，他對此予以高度贊賞：「英語系在20世紀美國社會變革史上將佔據一個重要而又光榮的位置。因為在最近的一些斗爭中它們已經站在了大學其他[學科專業]的前列，而且是站在道義的一方，幾乎每一次都是這樣。」他還針對有人擔心文學理論正在被政治化的誤解，以哲學家的身份向英語系的從業者致意：「我想要說你們真不知道人家覺得你們還值得被政治化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7]上述情況說明了一種普遍現象，文學理論往往在學術界領風氣之先，成為新理念、新學術、新話語的淵藪，其他學科往往是從文學理論中獲得種種「理論」新潮的前沿信息，而「理論」也由於文學理論的發明而得到廣為傳揚。…

為了彌補我為現代語言協會寫了那篇有關文學理論的文章之後對文學理論的忽略，我寫了一本小書，名為《文學理論：簡要的導論》。這本書拋開了納潑和米查爾斯，不僅提出了「文學是什麼？」的問題，還討論了敘述、詩與詩學，以及身份確認、表行語言的問題。由此，我著手將文學成分保留在理論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兒。[2]

這段話已經將整個過程說得非常清楚了，無需再作過多解釋，只須明確一點：卡勒在經歷了1992年「離開了文學理論」以後，在1997年出版的《文學理論》中，就已「著手將文學成分保留在理論之中」，試圖向文學理論回歸了。這一轉折的意義不可謂不重大，而這一點，在卡勒後來發表的論文、演講和訪談中也多有明確的表述。

二、「理論」與文學理論難解難分…

內容提要：喬納森·卡勒在1990年代經歷了從文學理論走向「理論」、又從「理論」回歸文學理論的循環。卡勒《文學理論》一書的出版引起了學界的格外關注，如果說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從卡勒的闡釋中更多看到的是「理論」對於文學理論的疏離的話，那麼可能忽略了另一面：卡勒恰恰也在力圖把握一種可能性，即「理論」對於文學理論的回歸。卡勒在《文學理論》以及一系列論著中顯示了對於文學理論與「理論」之間相互激勵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對於「理論」中的文學性的開掘，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平衡機制的探討，對於「理論」與文學理論相互聯姻的可行性的求索。而這一切都不乏「後理論」的意味。卡勒以其對於「理論」的反思和對於文學理論的還鄉，成為「後理論」轉向的風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