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記錄存檔模式的「第三記憶」，不僅僅是人類留存與獲取記憶的場所，也使得「記憶變成了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3]，p.146）變成了消費的對象與被消費的對象被聚合的界面，相應地，記憶的遴選准則和機制、記憶持留的時間與空間成為了資本、政治等角逐的領域，或許「在未來，對導向機制的掌控，將會是對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6]，p.181）此時，對「第三記憶」的考察既是對技術進行哲學考察的一個生長點，也是構建人類未來的一個關鍵點。

因此，斯蒂格勒關於記憶技術的解析雖然並非是一個獨立完整的體系，但卻有其獨到之處。這種研究從另一個視角呈現了技術的本質，更是帶出了記憶在人類社會中重要性，特別是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關於記憶、技術與人類的未來探討將是一個值得細究的論域。…

二、記憶的工業化與「迷失」

保羅·利科認為記憶現象學「圍繞兩個問題構建起來：對什麼（quio）的記憶？記憶是誰（qui）的？」[5]…

在斯蒂格勒關於技術的哲學考察中，記憶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在其思想體系中，記憶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時間意蘊之外，更是貫穿在技術與時間內在關聯中的一條主線。在其三卷本的《技術與時間》中，每卷都有關於記憶的研究，且表述多元。在第一卷《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中，有「裂變的記憶」「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內在環境就是社會化的記憶」等；在第二卷《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中，有「第三記憶」「記憶工業化」「公正的記憶」「作為記憶的技術」等；在第三卷《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中，「全球記憶術系統」「對記憶的持留的物質性記錄」「記錄技術」等。這些關於記憶的不同表達，一方面體現了斯蒂格勒在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胡塞爾、柏格森等關於記憶思想的反思中，將勒魯瓦—古蘭的人類學與電影、錄音、數字等技術發展所進行的融合；另一方面反映了這種融合之間依然存在裂縫。事實上，「將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記憶的理解加以聯系並非易事，但是也特別具有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