繡花繃子繃得很緊，每一針紮下去，都會發出“砰”的一聲，然後又是絲線拉過軟緞，長長的一聲：“嘶——”，繡花的人心無二用，專心在繡花的工作上。因為太專心了，竟弄得鼻孔張著，嘴唇翹著，整個的臉也像繡花綢子一樣的繃得很緊。

最後的一張葉子就要完成了，然後拿去讓小蕓她嬸嬸用縫衣機給打上邊，比較快當些。但是配個什麽顏色的邊呢？方大奶奶想著便停下了針，把繡花繃子舉到眼前一比。如果照她的意思，蔥心綠的邊，一寸半寬，最合適。可是誰知道小蕓願意不願意呢？年輕人現在腦筋不一樣了，配起顏色來，也是怪里怪氣的，這孩子就許這麽說：“媽！來個灰色兒的！”那可使不得，是結婚用的哪！…

交夏以後，時局急轉直下的緊張起來，五月間凡去上海看全國運動會的熱鬧，到人九月，我們就籌劃著到台灣的事了。要離開一個依賴了多年的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沒出過遠門，一下子就讓我來個大遷徙，說實話，我連行李都不會捆呢！

“我留在這兒慢慢的結束，你一個人先走，你到台灣都安頓好，再來接我們。”我對他曾經這樣建議，並且屢次討論時，都堅持這個主張。

這時宋媽來告訴我，朱先生讓我過去一起。她病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我真抱歉不安，好多天都把她忘了，只顧鬧我自己的情緒。

她倚在床欄上，用責備的口吻對我說：“為什麽不跟丈夫一起走呢！兵荒馬亂的時候，不要分離，一家人的手還是緊緊捏在一起的好，更不應當在這個時候鬧別扭。”…

“1928年北伐成功後，遷都南京，端木一家都回南京了。這以前，他家曾央人來求親，可是先父一口就回絕了，我連影子都不知道。家里只知道我和他同事，並不知道他寫信的事，那年月，我們更新，可是家庭還守舊得很呢！我們再開通，也是半新不舊的，因為許多地方仍要顧到古老的傳統，不能一下子就變過來。他家回南京時，他也同去了，因為他是獨子。他回南京後，信寫得更勤，這時的倩就明顯地表現出他的意思了。”

“那麽這回您該回他信了吧？”我問。

她笑笑搖搖頭，接著說：…

我是一個貪睡的人，冬夜起來弄孩子，真是一件苦惱的事，我常想恢復我的職業生活，然後多雇一個女仆，把孩子交給她去管，我就可以一覺睡到大天亮，是多麽舒服！實在我連續生了三個孩子，已經有六年不知道題整夜覺的滋味了。…

南屋常年是陰暗潮濕的，受不到一點陽光的照射。北平人說：“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夏不涼。”真是經驗之談。我雖然把兩明一暗的三間南屋布置成很好的客廳——緞面的沙發，硬木的矮幾，墻角的宮燈，仿古花紋的窗簾，腳下是軟軟的地毯；但是我們都沒有興趣到南屋去，熟識的朋友來了，也還是習慣到我們起居飲食的北屋來坐。

就這樣，我們整年地把南屋冷落著。小三合院中心一棵好大的槐樹，像一座天棚，整個夏天遮蓋著這院子，但是南屋更陰暗了。秋天槐花落了滿院子，地上像鋪了一層雪。我一簸箕一簸箕地掃著，心里就打著南屋的算盤；煤這樣貴，今年冬天我不打算在南屋裝洋爐子了。把去年留下的兩個爐子的煙筒挑一挑，用在北屋的一個爐子上大概夠了。鐵皮暴漲，煙筒省一節是一節，大家都盡量把爐子裝得移近窗戶，這叫做“縮短防線”。我又想，為什麽不把南屋租出去呢？既節流，又開源。…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板橋鎮上一個美麗、乖巧的女孩，她十五歲上就嫁給比她大了十五歲的父親，那是因為父親在新埔、頭份教過小學以後，有人邀他到板橋林本源做事，所以娶了我的母親。

母親是典型的中國三從四德的女性，她識字不多，但美麗且極聰明，脾氣好，開朗，熱心，與人無爭，不抱怨，勤勉，整潔。這好像是我自己吹噓母親是說不盡的好女人。其實親友中，也都會這樣讚美她。…

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徐氏愛妹的放大照片，就掛在曾祖母畫像的旁邊墻上。這張雖是老太太的照片，但也可以看出她的風韻，年輕時必定是個美人兒，她是鳳眼形，薄薄的唇，直挺的鼻梁。她在照片上的這件衣著，雖是客家婦女的樣式，但是和今日年輕女人穿的改良旗袍的領、襟都像呢！

我的祖父林台先生，號雲閣，譜名鼎泉，他是林家九德公派下的九世孫。前面說過，他科舉時代沒有什麽名堂，卻是打二十一歲起就執教鞭，1916年到1920年，出任頭份第三任區長，在純樸的客家小鎮上，是位令人尊敬的長者。在中港溪流域，是以文名享盛譽。他能詩文，擅擬對聯，老年間的許多壽序、聯匾，很多出於祖父之筆。我的祖母為林家生了五男五女，除了夭折一男一女外，其余都成家立業，所以在祖父享盛譽的時候，祖母自然也風光了半輩子。…

我的曾祖母

一年前的冬日，我陪攝影家謝春德到頭份去。他是為了完成《作家之旅》一書，來拍攝我的家鄉。先去西河堂林家祖祠拍了一陣，便來到二嬸家，那是我幼年三歲至五歲居住過的地方。

春德拍得興起，嬸母的老木床，院中的枯井，墻角的老甕，廚房里的空瓶舊罐，都是他的拍攝對象，最後聽說那座搖搖欲墜的木樓梯上面，是我們家庭供祖宗牌位的地方，他要上去，我們也就跟上去了。雖是個破舊的地方，但是整齊清潔地擺設著觀音像、佛像、長明燈、鮮花、香爐等等，墻上掛著我曾祖母、祖父母的畫像和照片，以及這些年又不幸故去的三嬸的兒子、媳婦和孫輩的照片。看見曾祖母的那張精致的大畫像，祖麗問我說：“媽，那不就是你寫過的，自己宰小狗吃的曾祖母嗎？”…

初夏季節，日裏夜裏總傳來孤單而嘹亮的鷓鴣聲，在這熱風冷雨的無賴光陰中亂人心腸。“唯有鷓鴣啼，獨傷行客心”，鷓鴣在中國古詩中是感傷的象征，聲聲鷓鴣曾喚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悉怨。認真追究起來，中國古文學對我產生過最深刻影響的精神不是別的，而是感傷。喜或者怒最多只是入心而已，感傷卻能徹骨。從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詩經》到厚地高天、疾男怨女的《紅樓夢》，至少在我初涉人生的少年時代，是這一以貫之的感傷傳統以它有毒的甜蜜滋養了我的情感。 …

活玩意兒

小姑娘和年幼的男孩，到了春天養蠶，也可以算“玩”的一種吧！到了春天，孩子們來索求去年甩在紙上的蠶卵，眼看著它出了黑點，並且動著，漸漸變白，變大。於是開始找桑葉，洗桑葉，擦干，撕成小塊餵蠶吃。要葉絲了，用墨盒蓋，包上紙，把幾條蠶放上去，讓它吐絲，仔細鏟除蠶屎。吐夠了做成墨盒里泡墨汁用的芯子，用它寫毛筆字時，心中也很親切，因為整個的過程，都是自己做的。

最意想不到的，北平住家的孩子，還有玩“吊死鬼兒”的。吊死鬼兒，是槐樹蟲的別名，到了夏季，大槐樹上的蟲子像蠶一樣，一根絲，從樹上吊下來，一條條的，淺綠色。我們有時拿一個空瓶，一雙筷子，就到樹下去一條條的夾下來放進瓶里，待夾了滿滿一瓶，看它們在瓶里蠕動，是很肉麻的，但不知為什麽不怕。玩夠了怎麽處理，現在已經忘了。…

撾子兒

北方的天氣，四季分明。孩子們的遊戲，也略有季節的和室內外的分別。當然大部分動態的在室外，靜態的在室內。女孩子以女紅兼遊戲是在室內多，但也有動作的遊戲，是在室內舉行的，那就是“撾子兒”。

撾子兒的用具有多種，白果、桃核、布袋、玻璃球，都可以。但玩起來，他們的感覺不一樣。白果和桃核，其硬度、彈性差不多。布袋里裝的是綠豆，不是圓形固體，不能滾動，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玻璃球又硬、又滑，還可以跳起來，所以可以多一種玩法。…

我的“小腳兒娘”

老九霞的鞋盒里，住著我心愛的“小腳兒娘”，正在靜靜的等著她的遊伴——李蓮芳的“小腳兒娘”。

夏日午後，院子里的榆樹上，唧鳥兒（蟬）拉長了一聲聲“唧——唧——”的長鳴。雖然聲音很響亮，但是因為單調，並不吵人，反而是媽媽帶著小弟弟、小妹妹在這有韻律聲音中，安然地睡著午覺。只有我一個人，在興奮地等著李蓮芳的到來——我們要玩小腳兒娘。

一放暑假，我就又做了幾個新的小腳兒娘。一根洋火棍，幾塊小小的碎花布做成的小腳兒娘，不知道為什麽給我那麽大的快樂。…

大約在兩星期前，華苓打電話來說某處所選中譯英的短篇小說，尚缺少本省作家的作品，要我代找。這個消息使我很興奮，立刻就近要了文心、清文的，同時寫信給肇政和鐘理和先生，要他們寄幾篇來選，因為他們幾位都是常寫小說的本省籍作家。華苓在催，但是鐘理和先生的卻遲遲未到，我只好選了他在《聯副》不久前刊過的一篇《還鄉記》湊上送去。接著他的四篇剪報寄來了，所附的信是別人代筆署他的名寫的，我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病了，因為起起倒倒對於他已經是常事了。但過了兩天，卻又接到理和先生的親筆信，他說他突然病倒了，這回病得兇狠些，所以所要的剪報遲寄來，同時他又說他所選的四篇作品，在他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寫的是鄉土的台灣，都市的台灣自有別的作家去寫。我的工作忙忙亂亂，還來不及寫信謝謝他，並且告訴他說已經來不及，所有的稿子都已送走，而今天便又接到一封寄自高雄美濃鎮的信，筆跡不是理和自己的，我猜想一定是他細心要修改稿件的信。接信的當時，我從木柵回來，人很疲乏，吃了午飯睡覺第一，午覺醒來才拆開信，那上面寫著：…

夏天的晚上，坐在院子里的大樹下，聽叔叔、嬸嬸、舅媽們講故事，是我們最高興的事了。

在各式各樣的故事里，鬼故事最好聽，無論重復多少次，我們都不嫌多。

我知道，你也喜歡聽鬼故事。

有一個最好聽的鬼故事，是發生在蔡公公的家里。

在鎮的盡頭，通到田里的路上，有一棟紅磚的樓房，據說那是蔡公公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蓋的。樣式雖然古老而陳舊，但是院子里有幾棵老榕樹，一個絲瓜架和一口古井，房子四周用竹籬笆圍著，倒是一個干干凈凈的小田莊。

事情就發生在去年春天。…

絹笠町憶往。

寫下了這個題目，我自己好笑起來了，可別蒙騙讀者呀！絹笠町對你，究竟有多少往事可供回憶嘛？那麽，我就換一種解釋，我是說我要回憶前往絹笠町的那回事兒。

聽說大阪人是財大氣粗的那種人，他們一向瞧不起東京人的小器。因此，當我想到大阪人的時候，總想象成他們是“好酒大碗篩上來”的那種神態。又想象他們說的話，也缺少了東京人那種一句話後面跟著一串客套的禮貌。這種情形也往往會使我拿北京旗人和山東老粗兒來做對比。

大阪離開東京有五百多里地，東海道新干線的火車，自東京新橋車站開出，只要四小時就到了新大阪站，這還是1965年10月以前我去的時候的事。10月以後，又縮短了一小時，只要三小時就從關東到了關西。交通的進步，真是可怕又可愛。…

這時已經一點多了，婦產科很清閑，老看護婦長帶著幾個小姑娘看護婦在閑聊，看見我們進去，當然很奇怪，小老頭兒給我介紹看護婦長丹尾女士，並且告訴她我的事。丹尾很興奮，跟我計算我的出生和後來生病的年月，再算算她自己來這里工作的年月。結果，她來這家醫院還在我出生後四五年呢！算起來，我在這醫院比她資格還老。我們說了都不免大笑起來。

小姑娘們也好奇而又親切地招呼我，幾個人領著我參觀病院。告訴我什麽地方是燒過了重建的，什麽地方是原來的婦產科。在穿過一條兩道到另一座舊樓去時，丹尾告訴我，以前的產房便在這座樓里。舊樓似乎只派些貯存室的用場了，而當我們來到一間灰暗的、空閑著的小屋時，丹尾告訴我：“這兒，就是你的出生地了！”…

到了我的家鄉頭份，獅頭山已經近在眼前。幾次還鄉堂兄弟們都邀我上山一遊，可是每次都因為家事羈身，不得不匆匆趕回台北，去獅頭山的心願已經許下三年了。

這次因為星期日後面跟著國父誕辰，難得兩個假日連在一起，我們正在盤算如何打發時，恰好今春阿里山的遊伴蔡先生夫婦來進遊獅頭山，同行還有朱先生夫婦。還願的機會從天而降，自然欣然應允。

早晨八點坐輕便的旅行汽車出發，由台北到獅頭山山口，有平坦寬闊的公路可通。尤其是從台北大橋到桃園的一段，完全是瀝青路面，兩旁是整齊的樹木，汽車以每小時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前進，真像高弓的箭一樣。一路上樹木濃綠，是盛夏的感覺，但是二熟稻金黃黃的，又是深秋景象了。…

回想我和沈櫻女士的結識，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隨母親帶著三歲的女兒阿葳，到老家頭份去參加堂弟的婚禮。上午新婦娶進門，下午有一段空時間，我便要求我的堂的、表的兄弟姊妹們，看有誰願意陪我到鬥煥坪去一趟。我是想做個不速客，去拜訪在大成中學教書的陳（沈櫻）老師，不知她是否在校。大家一聽全都願意陪我去，因為大成中學是頭份著名的私立中學，陳老師又是那兒著名的老師，吾家子弟也有多人在該校讀書的。於是我們一群就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大成中學。

到學校問陳老師住家何處，校方指說，就在學校對面的一排宿舍中。我們出了校門正好遇見一個小男生，便問他可知道陳老師的住家，並請他帶領我們前往。這個男孩點點頭，一路神秘不語地微笑著帶我們前往（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這座日式房子，見到沈櫻，她驚訝而高興地迎進我們這群不速客，原來帶我們的正是她的兒子梁思明。…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個老乞丐，也常想總有一天把他寫進我的小說里。他很臟、很胖。臟，是當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卻是在他以前和以後，我都沒有見過的事；覺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襯，所以才有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吧！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見他，穿著空心大棉襖坐在我家的門前，曬著早晨的太陽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們多一樣用處，就是食指放在舌頭上添一舔，沾了唾沫然後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夾在兩個大拇指的指甲蓋幾上擠一下，“貼”的一聲，虱子被擠破了。然後再沾唾沫，再拿虱子。聽說虱子都長了尾巴了，好不惡心！

他的身旁放著一個沒有蓋子的砂鍋，盛著乞討來的殘羹冷飯。不，飯是放在另一個地方，他還有一個黑臟油亮的帆布口袋，干的東西像飯、饅頭、餃子皮什麽的，都裝進口袋里。他抱著一砂鍋的剩湯水，仰起頭來連扒帶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見他在吃東西，就往家里跑，我實在想嘔吐了。…

為了舅母的六十整壽，我冒著酷暑到台北來。表哥表妹兩對夫婦都早到了，只等遲到的我。

我進門放下手提箱高聲喊：“阿妗，我到啦！”從廚房的甬道里發出一叠聲的“啊，跟著擁出了表妹和表嫂，表哥和表妹夫也從舅舅的書房跑出來，舅母矮矮胖胖，又是放足，她擦著鼻尖的汗，拖著笨重的身軀，搶著跑出來。我見了舅母好高興，趕忙迎上去，舅母握住我的手，把我上下一打量，紅著眼圈嘆口氣：“瘦了！”

“瘦了？哪里！我臨來時才在醫院磅過的，比上次長了兩磅呢！”舅母不滿意我的答復，不住地搖頭。…